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们的父亲来到我居住的城市。那时我的妻子正好怀孕三个月，每天的清晨或者黄昏，我的妻子总要伏在水龙头前，经受半个小时的呕吐煎熬。其实我妻子也吐不出什么东西，只是她喉咙里滚出来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响亮，一声比一声吓人。
我们的父亲就在我妻子的呕吐声中，敲响了我家的房门。我看见我们的父亲高挽裤脚，站在防盗门之外，右边的肩膀上挎着一个褪色的军用挎包。看见我们的父亲，我像从肩上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我对我们的父亲说，过去母亲怀上我们的时候，是不是也呕吐不止？你们生养了三个小孩，对于呕吐一定有经验。我们的父亲摇摇头，说你们的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呕吐过。沉默了一会儿，我们的父亲接着说，或许你们的母亲也曾经呕吐过，只是我记不清楚了。
我们的父亲把他的军用挎包放到沙发上，我的手情不自禁地伸到挎包里。过去，我们的手从挎包里掏出糖果、角票、铅笔、作业本以及《毛泽东选集》，现在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杆黑色的弯曲的烟斗和一小袋烟丝。我们父亲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的手，我赶快把烟斗塞回挎包里。挎包上绣着的八个字，像八团火焰照亮我的眼睛，那是草书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妻子的呕吐声不时地从卫生间里传出来，我们的父亲被这种声音吓得手忙脚乱，从沙发上站起来又坐下去。他的手落到一本杂志上，捡起来翻了几页，便慌慌张张地丢回原来的位置。他的双手不停地搓动，偶尔也腾出一只手来抓抓花白的头发。在我们的父亲看来，我妻子古怪的声音不亚于一声声惊雷。最后，我们父亲的手落到挎包上，他才变得镇静下来。他掏出烟斗和烟丝准备抽烟。我说你的儿媳已经怀上你的孙儿，屋内不准吸烟。他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烟末从他的指间滑落。他只好离开沙发，走到阳台上。
我猜想我们的父亲会站在阳台上抽一杆烟。但是等了好久，我没有看到烟雾从阳台上飘起来。我们的父亲在阳台上喊我。他没有喊我现在的名字，而是喊我的小名。我应声来到阳台。我们的父亲从头到脚把我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把填满烟丝的烟斗递给我，说我没带什么东西给你，装一杆烟给你抽吧。
我接过烟斗，狠狠地吸了一口，那些烟雾沿着我的脸庞往上爬，一直爬进我的头发里。我们的父亲站在一旁盯住我的嘴唇，看我吸烟。我发觉我们的父亲根本没有把这里当做他自己的家，他有些紧张、羞涩和不习惯。我吸了几口之后，把烟斗递到我们父亲的嘴里。我们的父亲吸了两口，又把烟斗递给我。就这样我和我们的父亲一人一口，轮换着把那锅烟抽完。
这时，我听到了电话铃声。电话是A打来的，A是我的领导。A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说吃过了。A说吃过了就好，你马上收拾一下行李，跟我出差。我想对A说我们的父亲刚来，我的妻子现在正在呕吐，出差能否推迟到明天？但是我想了想，还是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搁下话筒，我把目光投向我们的父亲，说小凤就拜托你了。小凤是我妻子的名字。我们的父亲举起那根烟斗轻轻地一挥，说你放心地出差吧，把差出好罗。
事实上，我和A以及司机这个晚上并没有离开我们居住的城市。我们躲在长城酒店的一间小包厢里唱歌跳舞。这是A的有意安排，A迷上了酒店里的一位小姐。我虽然跟随A多年，但始终揣摩不透A的心思。我不知道我们的出差是到此为止呢？还得继续走下去。A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说等出完这趟差，你的事情就解决了。我说什么事情？A说提拔的事。A说这话时，我突然觉得A像我们的父亲。于是我抓起话筒，拼命地歌唱。我的声音一个一个地钻进话筒，然后变成炸弹，在话筒的另一端炸响。声音如水，淹过我们的脚面、颈脖和头顶，最后把整个包厢淹没。A朝我露出宽慰的笑，呐喊声使我们彼此感到安全和信任。
从这个晚上开始，我跟A就算正式出差了。转了几天，我们转到了湘西张家界。A对我说，不要往家里打电话，不要让单位和家里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A的游兴极佳，我只好陪着他高兴，但我的内心里却忧心忡忡，担心我的妻子和我们的父亲。有时，我的胸口会莫名其妙的慌张。我想对A说我们快点回去吧。这样想了好几次，又犹豫了好几次，最终还是不敢跟A说。A甚至于不让我离开他半步，他把我当成他的心腹，就连玩女人和拉尿，他都不回避我。
二十多天之后，我才回到我的家里。看见我的妻子小凤精神抖擞地站在厨房里炒菜，我于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小凤看见我，脸色刷地发白，捏在手里的汤瓢当地掉到地上。小凤说我们的父亲不见啦。我说我们的父亲好好的怎么就不见了呢？他会不会在姐姐家，或者大哥那里？小凤说都不在，我已经给他们分别挂了电话，他们都说不在。他们还在电话里责怪我们。
小凤对我说，大约在你出差的第三天，我们的父亲开始变得狂躁不安。他从客厅走进你的书房，又从书房走到客厅，整整三天时间他没抽一杆烟，没喝一口酒。我对他说，父亲你要抽烟的话你尽管抽，你要喝酒的话酒柜里有。我们的父亲说这几天我没有什么胃口，就是想你的姐姐和我的外甥，明天我就回县城，到你的姐姐家去住几天。
（后来我才知道，小凤当时并不是这样说的。小凤当时说爸，如果你的烟瘾发作了，你就到阳台上去抽。要想喝酒的话，自己拿，酒柜里有。我们的父亲说，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瘾，就瘾一口烟。现在你怀上我的孙子了，我也不好在你这里抽烟，明天我就回县城，到你的姐姐家去，她的儿子已经五岁了，估计她会让我在家里抽烟。小凤当即从小提包里抽出一百元钱，说爸，如果你实在不习惯这里，还不如到姐姐那里散散心。这一百块钱，你拿去做车费。我们的父亲第二天早上离开我的家，他把那一百元钱压在了冰箱上。）
我赶到姐姐家的时候，姐姐一家人正围在饭桌边吃晚饭。姐夫是县医院的院长，我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他多少注意，仿佛我们的父亲不是他的岳父，我们父亲的失踪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把头埋在碗里，只顾大口大口地吃饭，连眼皮也不抬一抬。两分钟之后，姐夫放下碗筷，说还有一个手术等我去做，你们姐弟慢慢聊吧。姐夫一边说话一边走出家门。我看见他朝我古怪地笑了一下，顺手把门带上。
姐姐仍然坐在饭桌边，她正在督促她的小孩陈州吃饭。陈州的目光不时从餐桌边跑过来，他嘴里含着饭，但还不停地叫我舅舅。姐姐说爸到我这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六点了。当时我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到门铃响了三下，我就跑出来开门。我看见爸满身尘土，什么也没带，只带了一只军用挎包。我叫爸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让他看。在我做饭的过程中，爸曾两次跑到厨房门口看我。我说爸你是不是饿了？爸说没有，我看你一眼就走，我还是到你哥那里吃饭算了。我说饭快做好了，你就等一等，吃完饭再走。爸拎起他的军用挎包，说不用啦，我走啦。那时我的手里正端着一碗汤，你的姐夫还没有下班。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傍晚，我们的父亲曾经坐到姐姐家的餐桌边。姐姐家的餐桌上摆满饭菜，姐夫、陈州、我们的父亲和姐姐都端端正正地坐到餐桌边。大家的目光都落到姐姐的手上，姐姐正在用酒精棉球为筷条消毒。姐姐擦干净第一双筷条，把它递给姐夫。第二双筷条，姐姐递给陈州。第三双筷条，姐姐自己留下。第四双筷条，姐姐没有擦酒精，她直接把它递到父亲面前。父亲接过筷条，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然后离开。）
我暗自揣摩我们的父亲离开姐姐家时的心情，我甚至想重走一下姐姐家与大哥家之间父亲走过的路线。我们的父亲离开姐姐家时已是黄昏，夜幕盘旋在他的头顶。他会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径从姐姐家走到大哥家呢？最近的或是最漫长的？
跨进大哥的家门，大哥正在擦手枪。大哥看了看门框下站着的我，突然把手枪举起来，对准我的胸膛。大哥是县公安局局长，他经常把他的手枪指向他想指的目标。大哥的手枪在灯光之下发出幽蓝的光。我说大哥，是我，我是老三。大哥缓缓移动手臂，直把枪口对准他家的那一台画王彩电才停住。大哥说我想杀人。大哥的说话声中夹杂着手枪的一声空响，而电视荧屏上此刻正在播放一条各国首脑会晤的消息，新闻联播已进入尾声。
我说大哥，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失踪了？大哥把他的头埋在他的手掌里，说怎么不知道？许多失踪的人包括那些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我都曾经把他们找回来，可是对于我们父亲的失踪我却毫无头绪。我说父亲是从你这里失踪的，你必须把他找回来。大哥不停地摇头，摇得很勉强很生硬，好像他的头不是自然晃动，而是他的那两只手强行扳动似的。我问大哥最后一次见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时候？大哥说他记不清楚了。在大哥的印象中，我们的父亲根本没有来过他这里。我想这不大可能，我们的父亲不会无缘无故地从这个世界消失。
嫂子从卫生间里走出来，她刚淋完浴。嫂子用手拢了拢她的头发，坐在大哥的身边，一股特别的浓重的香味从她身上散发。嫂子对我说我们的父亲曾经来过，大约是十天前。那时大哥不在家，我们的父亲很晚了才敲开大哥家的门。嫂子问我们的父亲吃过晚饭没有？我们的父亲说吃过了。我们的父亲一边说吃过了，一边朝卫生间张望。我们的父亲动了动嘴唇，对嫂子说老大他真的不在家？嫂子说真的不在。
我们的父亲当时很失望，说他不在就算了，我上一下厕所。我们的父亲冲进厕所里，大约蹲了半个小时才从厕所里走出来。嫂子说我们的父亲当时气色很好。我们的父亲并没有在大哥家住下来，他说明天要赶早班车，今夜必须住到旅店里。嫂子问他明天要赶到哪里去？我们的父亲说他要到城市里找我。他说老三的爱人快要生小孩了，我去看看他们，顺便带两套小孩的衣服给他们。嫂子说我们的父亲还把那两套黄色的小人衣服掏出来给她看，问她颜色好不好？适不适宜初生婴儿穿戴？
我们的父亲就这样挎着他的军用挎包，走进夜色浓重的县城，走向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第二天中午，我坐在县城一家小炒店里吃午饭。我拒绝了大哥、姐姐以及朋友们的邀请，独自一人坐在小炒店里。一个留着披肩长发、穿着拖鞋的人走到我面前，叫了一声叔叔。我抬起头，认真地打量他。他的头发上沾满尘土，衣服敞开着露出棕黑色的长毛的肚皮，嘴里叼着一支香烟。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烟从嘴里拉出来，咧嘴一笑，说你不认识我了，叔叔。他的笑使我想起远在故乡的一个远房哥哥。我终于记起他来了，说庆远，你跑来县城干什么？他说打工。他说这话时，又把香烟塞进了嘴里。
我让他坐在我的对面，给他添了一只碗一双筷条。他说叔叔，我想喝一杯白酒。我又叫服务员给他添了一只杯子。我问他在县城里都干些什么工作？他说扛麻包、卸货、埋死人，只要有钱，什么都干。
我告诉庆远这次从省城回县城，是为了寻找我们的父亲，他的叔公。庆远喝了一杯酒，脖子和脸全都红起来，似乎是来劲了。他说十多天前，我埋过一个人，倒有点像叔公。我问他从哪里拿出去埋的，是谁叫他扛去埋的？他说是从医院的太平房扛出去的，那几天天气很热，那个人已经发胖而且有一点儿发臭了。据医院的人说，他是在街上摔死的，没有家属认领。我问他不至于不认识叔公吧。他说死人的身上裹着一床席子，直到把他丢进土坑的那一瞬间，我都还想打开席子看看那人的模样，但他的气味太重了，我最终没有打开席子。我不知道他是叔公，是用脚把他踢进土坑里的。埋到一半的时候，我发觉死人露出来的一只脚上挂着一只布鞋，那布鞋很像叔公平常穿的。
我把杯子里的酒泼到庆远的脸上，说你为什么不打开看一看？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叔公？庆远举起双手，在脸上抹来抹去，似乎是很委屈。庆远说我不知道他是叔公，我只是猜测。
我抓起庆远，两人直奔县医院太平房。太平房的门敞开着，里面烟雾缭绕，有几缕断断续续的哭声夹杂在烟雾里。屋里的灯光很暗，我站了好久才适应过来。我看见五六个年轻人相拥而哭，他们的亲人躺在水泥平台上，上面盖着一张洁白的床单。我走到水泥平台边，揭开覆盖死人的床单，看见死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而不是我们的父亲。那些哭泣的人都把脸转向我，他们哭泣的、悲伤的面孔变成了愤怒的面孔。
庆远把我引向一个角落，我看见一只军用挎包，上面绣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打开挎包，终于看见我们父亲的烟斗、烟丝以及两套黄色的童装。我用挎包捂住脸，泪水夺眶而出。
我把我们父亲的那只军用挎包砸到姐夫的桌子上。姐夫的眼皮猛地跳了一下，身体随之颤抖起来，一种悲伤的神情在姐夫的脸上停留了大约几秒钟。姐夫说近一个月来，几乎每天死一个，我怎么知道摔死的是我的岳父？我说你是院长，我们的父亲就躺在你的太平房，躺在你的眼皮底下，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姐姐当初怎么选中了你？姐夫突然冷笑一声，说这与爱情无关。
看得出姐夫不想跟我争论，他说不就死了一个人吗？在医生们的眼里，死岳父和死一个陌生人是一回事。
我跟姐夫、庆远赶到大哥的办公室。大哥看见我的手里提着我们父亲的那只挎包，目光刷地拉直了。大哥夺过挎包，说出什么事了？姐夫说爸死了。大哥的牙齿咬住下嘴唇，咬了好久，但大哥没有哭，眼眶里没有一点水分。姐夫说爸是摔死的，你们公安局一定有记录。
大哥调来电话记录本，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翻着翻着，大哥的手僵住不动了。我和姐夫凑到电话记录本上，看见县公安局9月16日的电话记录：
发话人：河西派出所付光辉。
接话人：谭盾。
内容：今夜8点40分（20点40分），我在十字街口下坡处发现一被摔倒的老头。当时围观者众，当我挤进人群后，看见一踩三轮车的中年男人把摔倒的老头抱上三轮车，并送往县医院。老头头发全白，身高1米65，身穿浅灰色衬衣，黑色裤子，脚蹬一双布鞋。半个小时后（21点10分），医院打来电话，说该老头送到医院时已断气，无法抢救，现停在医院太平房里。老头随手携带一只军用挎包，内有一个烟斗，小袋烟丝，两套黄色婴儿衣服。
领导签字：请河西派出所派人到医院拍照、验尸，并以县公安局名义发协查通报。
东方红
东方红是我大哥的名字。这个响亮的名字是我们的父亲为他取的。现在他的名字仿佛签到了我们父亲的尸体上。
大哥的目光停在这一页电话记录上，久久地没有移开。大哥说从这页记录上看，怎么也看不出是我们的父亲。老三，如果你当公安局局长，你能从这百来个字上面看出我们的父亲吗？大哥用一种哀求的目光看我。我一言不发。
星期天早上，我和姐夫、大哥以及庆远抬着一口棺材上了县城的后山坡。我们决定把我们父亲的尸骨挖起来，装进棺材里，然后重新安葬。我庆幸这个小小的县城至今还未实行火葬，我们的父亲因此而没有那么快变成土地的肥料。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到我们父亲的尸骨。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我们来到埋葬我们父亲的土堆边。庆远指着那一堆崭新的黄土说，就在这里面。
我们小心翼翼地扒开泥土，都憋住气等待我们的父亲出现。可是，把那些松动的新泥扒完了，我们仍然看不到父亲，土坑里一无所有。我们用疑惑的目光盯住庆远。庆远左右上下看了看，坚定地说是这里，没错，是这里，我是用脚把他踢下坑里去的。庆远说着，把头扑到土坑里，鼻子抽了抽。庆远抓起一把泥土，茫然地站着，说奇怪啦，我明明把叔公埋在这里，怎么就不见了呢？如果不是埋人，谁会来这里挖这么大一个土坑，又垒这么大一堆黄泥呢？
我们的双腿突然软下来，一个一个地坐在新翻的泥土上。四双眼睛盯住那个土坑，谁也不想说话。我们似乎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的父亲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