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本书再版之机，以一篇短序介绍本书在福柯一生著作中的独特地位，它对福柯一生思想历程的揭示作用和今天阅读它的意义。
诸多迹象表明，这是一本遭作者本人厌弃的书，然而作者厌弃它却绝非因为自悔少作。《精神疾病与心理学》这本书原名《精神疾病与人格》，于1954年出版。它并非福柯的处女作，因为此前福柯还曾参与翻译并出版了宾斯万格的《梦与存在》，并为之撰写了比正文还长的序言。但毫无疑问，它是福柯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专著。那么为什么说福柯厌弃这本书呢？
上世纪40年代末，年轻的福柯已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了哲学和心理学两个学士学位，并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准备教师资格考试。在高师期间，福柯的才华和兴趣引起了阿尔都塞的注意，两人师友关系紧密。1951年，福柯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获得疾病心理学学位，经阿尔都塞邀请，留在高师教授心理学。任教期间，福柯展示出了超凡的口才，常令学生和同事惊叹。保存下来的福柯的影音资料能够证实这一点：即便是即兴的讲课或访谈，福柯也能保证让自己的言论有与写作一样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条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是经阿尔都塞邀请，福柯撰写了本书的初版。
然而，福柯对这本书不甚满意，出版不久就明确表示拒绝该书的重印。不过，这本书在1962年的再版起码说明它在读者中反响并不坏，对它不满的恐怕只有福柯自己。因此，该书再版时，福柯对它做了大量的修改，并改变了书名。可是，新版依旧不能让福柯满意，不久他便表示拒绝该书被翻译成外文。等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柯撰写《性史》第二卷《快感的运用》时，人们才了解到福柯对《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在《快感的运用》初稿的前言中，福柯回顾了自己这第一部专著。他指出，他当时的研究目标是在历史中探究人类的经验形式。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做这样的研究要动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对人、对人的经验做准确的定义；另一方面通过历史研究方法确定人类经验形式产生的条件。很明显，《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一书的两个部分正分别对应这两方面的工作。福柯对1954年初版的不满在于第一部分工作太弱[1]，而第二部分又陷入了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2]。因此再版修改时，福柯自问是否能绕过这两种方法而单纯地研究经验形式的历史性。那么，福柯对1962年第二版的不满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快感的运用》出版时，福柯将其前言中对《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回顾的一段也删掉了。可见在福柯心中，《精神疾病与心理学》应被遗忘，他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应为《疯癫史》。
不过，读者不应以福柯自己的眼光看待这本书。福柯对它的不满意既非对象的无趣，又非文笔的枯燥，更加不是因为结论的平庸，而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能在方法上做出突破。实际上，正是这两次“失败”让本书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作品生成学价值，让后人能够清晰地看到大师思想之路的起点。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首先，从初版到再版，第一部分的改动比较小，原因在于对人和人的经验的整体定义难以实现，这也间接地预示了福柯后来宣扬的“人之死”和他对阐释学传统试图将人文科学建设成真正的科学的怀疑。今天再看，本书的第一部分既是福柯对自己以前学习过并对他产生过影响的知识的总结，也是对这些知识的告别。其次，再版时第二部分的改动很大，已让读者有阅读《疯癫史》之感，而且更有趣的是，本书再版之时，令福柯满意的《疯癫史》已然写成。可面对此书，作者却为何无能为力呢？答案恐怕只能到风格中去找。《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的双部分结构符合传统学术著作先陈列已知再开辟新域的习惯，也许正是这种习惯限制了福柯在方法上的突破。待到《词与物》问世，福柯能用整整第一章去描绘一幅画作之时，风格改变对福柯在方法突破上的作用便显而易见了。最后，从初版到再版，本书的两个部分从并列关系变成了一种“逃逸”的关系。第二部分在逃离第一部分，就像福柯自己说的：“在发展中，是过去推动现在，使现在成为可能；在历史中，是当前脱离了过去，给过去一个含义，使它可以被理解。”作为佐证，在本书初版问世的同一时期，福柯还有个三次“逃逸”举动：脱党、离职、出国[3]。身心合一，似乎逃逸正是福柯在学术方法上获得突破的途径。出国后《疯癫史》在瑞典的顺利完成，预示着福柯后来开创的历史考古和言论分析的方法正在酝酿。也许，福柯所追求的历史性就是逃离后的赋义。不仅如此，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和学术氛围心生厌倦，福柯的一系列逃逸举动也预示着他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法国先锋派学者中的领军人物，并且他会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教学模式下如鱼得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要研究精神疾病呢？这与福柯的性取向和他因此所受的压力有关，与他抑郁和自杀的经历有关，还是仅仅因为他学习心理学并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其实，从传播的角度看，福柯著作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的推广都遵循着一种“兴奋后的冷静”的模式，即先在普通读者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和追捧，大有让读者“以读福柯为荣”之势；然后才引发严肃的学术讨论和研究。而福柯著作的读者缘也正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禁忌（疯癫、监狱、性、权力），其研究方法在传统学术眼光看来也是离经叛道的。即便是在今天，福柯的一些言论也还是耸人听闻的。例如在一次电视采访中，福柯曾提出过这样两个假设：一）刑法系统的最主要作用也许是为警察系统提供合法性；二）庭审中嫌犯的供认之所以是法官的最高追求，也许是因为法官需要嫌犯的供认来洗白自己对他人自由的剥夺。那么，福柯究竟为什么要研究这些边缘且禁忌的对象呢？人如其书，就像前面说的，福柯是一个经常将自己从过去抽离出来再回头给过去赋予含义的人。有影音资料记录下了这样的回顾总结，能让我们听听福柯自己如何看待“什么是福柯”这一问题。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福柯指出，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文明就对疯癫的经验并不陌生，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疯子的形象既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又存在于各种文化产物中。然而疯癫何以在19世纪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个问题一直让福柯困扰。熟悉史料的他发现，从17世纪开始，疯子以及社会其他边缘人开始被禁闭起来，而这种禁闭也许正是疯癫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条件。福柯进而提出，西方文明自我标榜的文化兼容性也许只是虚妄的，西方文明的知识来源和条件可能正是对知识对象的隔离。从这个思路来看，像本书这样先交代知识再说明它们的产生条件确实很难实现福柯预期的效果。在另一次电视采访中，福柯对自己的思想旅程又做了更加丰富的说明。他指出，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学术圈中三种方法或风格成鼎立之势，但各有缺陷：现象学为研究具体事物提供了方法，但其研究对象范围太狭隘，学院味太浓；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然而学者们关注马克思经典著作多于关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使得其具体的分析工具很有限；科学史试图为人类理性立传，却难以解释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条件。福柯认为自己处在这三个流派及其缺陷的交叉点上：与其从疯子的内部研究疯子的意识，他从外部研究社会和文明对疯癫这一现象的体验，丰富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与其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限的历史分析工具，他力图为疯癫经验量身定做合适的研究方法；进而解决新的研究对象如何出现这一科学史难题。在谈到自己为什么选择边缘和禁忌对象时，福柯指出，他那一代人受巴塔耶、布朗肖等文学领域的作家以及他们对“边缘经验”的文学发掘影响很深。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样的边缘经验很少受到社会和文化对它们的正面的价值浸染，这更加有利于得出客观的研究结果。
所有这一切，细心的读者都能在本书中找到蛛丝马迹，这岂不是本书在今天最独特的价值！换句话说，除了学术价值，我们今天还应关注这本著作的文献价值，这也是译者在翻译这本书时的深刻体会。
最后，愿本书的出版和再版为福柯著作在我国的传播做出有益的补充，为福柯思想在我国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译者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