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阳、荆州
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洲……（鱼）在池中周绕九洲无穷，自谓江湖也。
由襄阳到荆州，从汉水到长江。这个四月，由北而南纵穿湖北时，我总会莫名地想起这部托名范蠡所著的《养鱼经》。而所经过的古城，则被我想象成鱼池中那些垒成九洲的土堆石块。
江湖只是幻象，天下或许也并不很大。再烈的马，再快的刀，再强的英雄，一辈子也闯不过几座城池。
更逃不出这小小的水塘。
酒馆、咖啡厅、邮局、面铺、裁缝店、学校。这显然是一处闹市。但街巷空无一人，所有的屋舍门窗紧闭，除了自己的呼吸和脚步，还有角落里变压器的轻微嗤响，我听不到其他任何声音。我几乎开始怀疑城中是否存在活物——我好像连一只猫或者狗都没有遇到。
街灯昏浊。我拖着自己的影子，从一团光踱到另一团光。灯光尽处，是一座檐角高挑的门楼。门洞漆黑，暗夜里，就像一只巨兽大张着的嘴——凌晨四点，我独自潜入了酣睡中的襄阳城。
我们与古人的作息想来至少有两小时以上的时差：按照从前的算法，现在是寅时正，已经属于五更天。
夜行的火车在轰鸣声中继续远去。我乘坐的这趟从上海出发的绿皮车，距离终点站重庆还有十二个小时的路程。而载我前来的出租车，在将我送到北街后也已掉头离开。
北街长千余米，保留有不少老屋旧迹，据说自古便是襄阳最繁华的正街。而作为北街起点的北门，则是襄阳城的正门。
襄阳北门的确切名称应该是“临汉门”，因为它面对着汉水：夜色中，那只是一片平平铺开的巨大的黑色空旷，凝神屏气，渊渟岳峙。
襄阳以城池完备著称，东南西三面皆有护城河，其北则以汉水为天然屏障，故而易守难攻，号称“华夏第一城池”。
出了北门，来到汉水边上，我慢慢等待这座古城醒来。
早点铺，清洁工，晨练者，中学生。
就像古时的击八百声晨鼓后开城门通来往，这座湖北第二大城市，以模式化的现代程序次第复苏。
然而，直到八点早高峰，北门门洞被送小孩子上幼儿园的各种车辆堵塞，我仍然没能看到汉水。
大雾弥江。我甚至看不清近岸码头上泊着的游船，眼中只是一片白茫茫的水汽，江面也因此显得更加宽阔无边。我明明知道，对岸就是樊城，同样也有一段古城墙和几个城门。以汉水为界，南襄阳，北樊城，襄阳小，樊城大，本地地名还一度合称为襄樊。但用极了目力，也只能隐约看到遥遥几处新建高楼的楼顶轮廓。西南方向，那座孟浩然隐居过的岘山，更是没有丝毫痕迹。
浓雾笼罩的汉水，给了我一种苍莽而混沌的远古气息。看得久了，我甚至开始莫名地兴奋起来，总感觉到，云水深处，随时都有可能缓缓驶出一艘重甲战船，船头赫然端坐着一位大将，绿袍金甲，赤面长髯。
关羽关云长。
此行我专门为他而来。我关于战船与关羽的想象，也并不全是虚幻。
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八月，襄樊一带连日大雨，襄汉诸水暴涨。
襄樊本是个低洼之地，水道纵横，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秋天雨季，江水满溢本也是寻常之事。可这年的水势却来得极其凶猛，几乎是迎风就涨。很快，樊城、襄阳两城就成了汪洋中的孤岛。
然而，这并不是单纯的天灾。事实上，它是以一场经典战役的关键环节被各种史书郑重记载的——在史书上，这场战役被称为“水淹七军”。而指挥官，便是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蜀汉大将关羽，于驻地荆州起兵，沿汉水北上，围攻曹魏控制的襄阳、樊城。曹操急遣名将于禁、庞德驰救。适逢天降大雨，万水汇注，曹军军营地势较低，大受窘迫。关羽发现曹军旗号不整，人心慌乱，兼以熟悉地形水情，心中已然有数，便派人堰住各处水口，己方则预备好兵船战筏。
当夜风雨疾作，万水汇注，汉江猛涨。关羽趁势掘开堰口，放水一淹，顷刻间平地水深五六丈。曹军正在酣睡，岂料祸从天降，军营被洪峰一卷而空，大半葬身了鱼腹，余得些许残部仓皇逃上河堤。正失魂落魄间，鼓噪声又起——原来是关羽率水军杀到，四面围攻，弓弩乱发。可怜堤上曹军，躲无可躲，逃无可逃，顿成刀俎鱼肉。
这一役，以关羽生俘三万曹军，并活捉主将于禁、庞德而告终。
于禁倒也罢了，眼见大势已去，拱手投降而已。庞德之擒，却值得一说。
甘肃人庞德，因常骑白马，人称“白马将军”，也是一员超级猛将，曾一箭射中关羽兜鍪的前额。关羽放水之后，庞德在河堤上犹督众死战，直至落水被擒。
关羽敬其勇武，好言劝降。庞德却怒目不跪，怒斥关羽，遂被杀。《三国演义》对庞德的叙述更为精彩。说他是抬着棺材出师的，以示决死之心；还说他武功极高，与关羽战有一百余回合，不仅未落下风，还精神倍长。
曹军虽已溃败，但襄、樊二城尚未攻下。
关羽乘胜军之威，向樊城发起了猛攻。此时水势还在上涨，樊城城墙仅余几尺未被淹没；城墙浸水时久，多处开始崩塌，而守城军队只有数千人。
关羽亲自督军，将樊城重重包围，使其内外断绝。眼见樊城已成死局。
而与此同时，互为犄角的襄阳城也被关羽遣将围攻，城内形势同样极其危急。
曹魏军心大乱。附近州郡的守将闻风投降，民众更是纷纷响应，如陆浑百姓孙狼，便杀死曹魏的官员，率众归附关羽。此类义军甚至深入到开封、洛阳等中原腹地，全都接受关羽节制。一时间，关羽的军威如日中天，甚至评论人物极其严苛的《三国志》，写到这一节时也不禁感叹此时的关羽“威震华夏”——我检索过，这四字评语，在全部二十五史中，是唯一的一次。
连曹操都有些慌了手脚。襄樊为江汉入中原的最后门户，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他越想越觉得许都离前线太近，不安全，情急之下，竟然想迁都远遁，以避开关羽的锋芒。
这其实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出师。当初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分析天下大势，就将从荆州开始的北伐预设为夹击直至消灭曹魏集团的两条线路之一：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河南洛阳），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凝望着浓雾下的汉江，我忽然意识到，当年诸葛亮为刘备指点江山，也是在这襄樊一带。
襄阳城西约二十里处，绵延丘陵间，忽有一山隆然中起，北枕汉水，林泉幽邃。这地方便是诸葛亮未出山前，隐居耕读的古隆中，亦称“卧龙冈”。
我将视线转向西边，可惜仍然是水雾混沌。在《三国演义》中，那里被描述为：“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虽然紧邻战场，却俨然是乱世中一世外桃源。
邀请诸葛出山，转眼已是十余年前的事了。此伐襄樊，也算是故地重游，想来关羽也有不少感慨。初见诸葛时，对这个乳臭未干的书生，他其实是相当不以为然的。不料后来的大小局势，却被他测算得分毫不差，蜀汉也在他的筹划下逐渐站稳、壮大——可怜未遇诸葛之前，饶是三兄弟拼了命，也混不出什么名堂，只能到处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丧家犬一般。
眼见襄、樊唾手可下，宛、洛风雨飘摇，这篇《隆中对》也应该到了收尾的时候。因为《隆中对》，襄阳某种意义上堪称“天下三分”的策源地，那么，同样让它成为“天下三分”的终结地吧。
雨水滴在铜盔上，发出类似于擂鼓的声音。关羽紧闭双眼，独坐船头，宛如一尊石像。终于，雨滴开始稀疏、缓滞。鼓声越来越沉，越来越慢。
随着最后一滴雨铿然坠地，枣红脸上卧蚕眉微微一挑，关羽握紧了腰刀。
那一刻，汉水两岸，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战马的长嘶。
当年十二月，关羽来到了洛阳。
确切地说，是他的头颅被送到了洛阳。而他的身体，则被留在了湖北。
关羽被杀，距离他“水淹七军”，只有短短三个多月。
T281次车，11:33襄阳发车，13:39抵达当阳。一百八十余公里，两小时的火车车程并不算快。不过，当我站在当阳站的出站口时，还是有点眩晕。
当然，这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一种从山巅坠落谷底的急剧失重感。
正所谓“头枕洛阳，身卧当阳”，关羽的残骸，便被安葬在这座鄂中的小城。
相比襄樊的水汽充沛，当阳给我的感觉要干燥得多。毕竟，这里虽然位于汉水与长江之间，但与两条大江都有并不算短的距离。
这是一块适合陆军作战的平地。当初，赵子龙便单枪匹马，在此七进七出，从数十万曹军中救出了尚在襁褓中的刘禅。张飞喝断当阳桥也是在这里。直到今天，当阳城区还有子龙路、长坂坡的地名，据说长坂坡还是三国战场的原址——我见到的长坂坡是一处甚为繁华的街区，也确然是个长长的上坡，在坡的尽头，十字路口，树了一尊赵子龙的骑马石像。
赵子龙与张飞的遗迹，不由得令我血气上涌精神一振。不过我马上回到了现实：这座城中，除了长坂坡与当阳桥，还有一座麦城；而顺着长坂坡继续北走，三公里外，便是关羽埋身的关陵。
陵区大门甚是恢宏，但游客仅我一人。阳光耀眼，却满眼萧条。来时的出租车上，司机一再劝我改游玉泉寺，说那才是处大景点，关陵只有几座殿，没看头。
他不知道，我已经去过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常平的家庙，河南洛阳葬关公首级的关林。当阳关陵，是我朝拜武圣的最后一座大庙。
的确只是几进殿。坟冢峨然，陵树森然。一把铁铸的丈二青龙刀锈迹斑驳。礼拜鞠躬，再三叹息。
我忽然记起了司机推荐的玉泉寺。《三国演义》里也提到了这座当阳的古寺。说关公被杀后，阴魂不散，每逢月夜，常于此寺显身，在空中厉声高呼：“还我头来！”
想来，对于大好战局的瞬间崩盘，关羽至死也难以理解，更莫说服气。
往往都是旁观者清。
于禁被擒、庞德被杀，襄樊被围。就在曹操慑于关羽军威，准备迁都退让时，他的两个幕僚，司马懿与蒋济，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们其实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指了指东南方向。那里湖沼遍地，榛莽丛生，闷热潮湿，散发着春雨、鱼虾、船桨、腐泥、苔藓等水乡所特有的腥气。
江南，孙权的江南。
战利品与贼赃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同样不易均分。赤壁之战后，如何瓜分荆州，一直是孙权、刘备两家最敏感的问题。
荆州，事实上并不只是一座州城，而是块范围广大的行政区域。东汉设置的荆州，由七个郡组成，赤壁曹军战败，退守襄樊，孙刘得了其余六郡。多年以来，两家耍嘴皮动刀枪，总是分割不清，最终勉强以湘水为界：以西的南郡、武陵、零陵归刘备，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归孙权。
其实无论哪种分法，孙权都不会满意。对于长江下游的东吴而言，上游的荆州如果受他人控制，无异于在头顶悬了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处于被动，故而处心积虑想要拿在自己手里。对于盟友的这点小心思，关羽再清楚不过。出征前，他也做了周密部署，留下足够的兵力，遣南郡太守糜芳驻守江陵，又派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互为照应。
“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正如司马懿与蒋济的判断，关羽的北伐军一开拔，孙权方面就开始了小动作。首先是他们的荆州辖区守将吕蒙称病，代以年轻将领陆逊。陆逊一到任，便以后辈崇拜者的谦卑口气写信给关羽，极尽仰慕之情，表示自己绝不敢与其为敌。关羽因此逐渐丧失对东吴的警惕，并随着战事吃紧，一批批把留守的军队调至前线。
而与此同时，吕蒙将精兵化装成商人，乘商船白衣渡江。蜀汉守将猝不及防，傅士仁与糜芳先后出降，吴军一举拿下关羽的大本营南郡。
在拜谒完关陵的这天下午，我来到了荆州城，也就是被吕蒙偷袭的南郡。
当阳距离荆州一百二三十公里，两地没有直达铁路，跨县大巴开了两小时。
荆州城始建于东汉，原为土城，南宋始建砖城，现存的城墙为清顺治年间依旧基重建。相比襄阳城，荆州古城规模更为宏大，护城河、城墙、城门、敌台、堞垛保存完整，基本还能围成一圈。我骑自行车绕行城墙一周，大致用了两个小时，符合资料上说的周长二十四里许。
落日缓缓，行人笑闹，绿树杂花丛间循城骑行，眼中的荆州安详而秀美。不过，我知道，这只是荆州的表象。
所有的伤痕都被掩埋在了墙砖底下。我记得读过一则宋人笔记，说荆州城每至更深夜半，墙体常见磷光闪烁，由此也可见此地战事之多，死人之众。
真实的一面往往都不那么好看。比如关羽，青龙偃月刀妇孺皆知，但根据考证，他用的其实是枪矛一类以刺为主的兵器，长柄大刀要到唐后期才出现，而且往往只用于演练；通常印象里，关羽跃马挥刀，威风八面，这也只是想当然：三国时马镫还不普及，骑手在马背上站不住，更不可能用力劈杀，更多时候，马匹只是用来代步冲击，所谓大战多少回合，都是双方下了马在泥地里步战。
更残酷的是，北伐那年，关羽已然年近六旬，而那匹传说中的赤兔马，更可能早已老死。
这个来自黄河岸的男人，在长江边上度过了自己的盛年。
可以说，荆州是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
赤壁之战后，关羽就驻扎于此。刘备与诸葛亮相继入蜀后，他更是独当一面，北拒曹魏，东隔孙吴，成为镇守荆州的主帅。他经营荆州，至少有十年。
城中分别建有关羽的一祠一庙。关羽祠倚城墙依坡而建，相传为当年出征回城的卸甲之处。关庙在南门附近，始建于明初，据说便是关羽镇守荆州时的宅邸旧址，故而亦称关公馆，刮骨疗伤便发生在这里。
这很可能是真的。虽然庙前有一大广场，但荆州关庙紧邻闹市窄巷，且面积也并不太大，殿堂不过三五进，不显巍峨，确实像是大户人家的民居院落。
瞻望山门，我很想知道，那个深夜，当这扇门被粗暴地撞开，蓦然面对杀气腾腾的闯入者时，这座院落里面，人们的表情。
吕蒙得手之后，荆州城中北伐将士的家属，悉数成为俘虏。
也包括关羽本人的亲眷。
洪峰已过，汉水的水位开始迅速回落。曹操不仅没有迁都，反而增派了援军。而樊城与襄阳的守将，也是死命苦撑。关羽的北伐，遭遇了瓶颈。
正僵持间，后院起火的消息传来，关羽惊怒，只得撤围，向南回军。
回师途中，关羽多次派人与吕蒙交涉。对每一位使者，吕蒙都加以厚待，还允许他们在荆州城中自由行走。通过返回的使者，北伐的将士得知，虽然家园沦陷，但孙吴并未为难他们的妻儿老小，所受待遇甚至比原来还好。
关羽的军心迅速瓦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亡。队伍行进到当阳时，一支数万人的大军，余下已不足千人。撤围回军，原本是要南下夺回荆州，可在距离荆州只有一日路程的当阳，关羽突然发现，自己竟然由猎人变成了猎物。
前有狼后有虎。关羽自知势孤，断难摆脱曹魏与孙吴的夹击，只得向离他最近的蜀军，即三百多里外的上庸守将刘封、孟达求援——不料二人却以兵力不足为由，拒绝了他。
再无选择，关羽面前，只剩下了一座城池——
麦城。
麦城在当阳的东南方向，距离关陵有二十多公里。
拜谒完关陵后，我原本想到麦城去看看。可关陵的工作人员却告诉我，那里现在完全是一处极其普通的村落，而且位置偏僻，交通也不方便，不值得太折腾。
我在网上找到了麦城的照片。那只是一段被野草遮掩的长条形土堆。据说，这便是地面上仅存的一截残垣。
麦城据传最早是春秋时楚昭王所筑的，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这么漫长的时间，洪水风沙，一座小城消磨成这样，也属正常。我还猜测，很可能在关羽见到它时，便已是残破不堪了。毕竟，汉末距离春秋，也隔了七百多年。
根据对残留城墙的考古勘测，麦城南北长600米，东西宽100米，只是一座小小的野城。
进驻麦城时，关羽身边只剩下了三百余人。更严重的是，军粮也已然食罄。无兵无粮无援，只有一座风雨飘摇的孤城。而探子来报，吕蒙的军队距离麦城越来越近。
关羽决定突围，赶赴蜀汉西川，借兵回来，再与孙吴算账。
骑上马背时，关羽忽然一阵眩晕。
他连忙稳住身子，接过了周仓递上的大刀。腊月的寒气，瞬间通过刀柄传达指尖，他不由得晃了一晃。
调匀气息，关羽微微颔首，逐一凝视眼前这些最后的部属兵卒，虎目似乎有些晶莹，好像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良久之后，他终于长叹一声，勒转马首，缓缓踱出城去。周仓不觉脱口而出：“将军保重！小心埋伏！”
关羽并不回头，沉声甩下一句：“纵有埋伏，我何惧哉！”语音却有些嘶哑。
说完这话，关羽双腿夹紧马腹，冲入了风雪之中。
关羽的突围，在吕蒙的算计当中。他还料定关羽兵少，不敢走大路，必走麦城正北的小路，预先设下了重兵。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率数十骑由麦城北门出逃，一路向西突围，然随即于临沮，即今湖北襄阳地区的南漳县，中伏被擒，后拒绝孙权的劝降，与长子关平同时被杀。
这波排山倒海的大浪，最终以血污与泥泞黯然收场。
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北伐，竟然收尾于几个小喽啰、一条绊马索。
沿着建安二十四年那场洪水退却的方向一路行来，我在为关羽功败垂成而不胜唏嘘的同时，有个困惑在心中越来越大：
关羽七月出师，十二月被俘，整整小半年时间，蜀汉竟然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军事动作。
根据诸葛亮《隆中对》的设想，北伐应该是益州出秦川，荆州向河洛，东西两支队伍互相配合，同时行动。而那半年，对于关羽声势浩大的北伐，蜀汉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合情理的超然：无论水淹七军，还是败走麦城，成都方面似乎都没有反应，既没有扩大战果，也没有组织救援，从头到尾不派一兵一卒，简直像是事不关己。
不仅未遣援兵，甚至当关羽蒙蔽于陆逊的谦卑，放松对孙吴的警惕时，成都方面也没有一句提醒。以诸葛亮之智，不可能不清楚孙吴对荆州的执念。
事实上，关羽是以一支孤军，对抗魏吴两国。
这种反常情形，细思之下，相当诡异。当然，对此历代学者也多有议论，而得出的结论不外乎刘备新得益州，人心未定，自己的后方也不稳固，实在没有余力协助关羽。
一句有心无力惋叹了千年。20世纪初，终于有人提出了不同见解。国学大师章太炎，抛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襄樊之战，关羽固然战败，但真正将他送上断头台的，正是自家的军师。
章太炎认为，关羽手握重兵坐镇一方，一旦刘备去世，诸葛亮自忖没有把握控制他；因此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助吴人之手除掉关羽。
章太炎的观点不无道理。
作为一方统帅，关羽确实存在巨大的性格缺陷。
关羽最大的特点便是狂傲，目空一切，发作起来，连刘备和诸葛亮的面子都不给。建安十九年，虎将马超来投蜀汉，刘备大喜，当即封他为平西将军，与关羽同级。关羽得知极为不满，当即写信向诸葛亮质问情况。诸葛亮亲笔回书，好生恭维了关羽一番，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欲提拔老将黄忠为后将军，有了马超的教训，担心关羽不高兴，特地派人前往荆州解释，并同时拜他为前将军。但关羽仍然大怒，扬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坚决不肯受拜。
甚至连一国之主都不在他眼里。孙权曾经想和关羽做儿女亲家，关羽却把求婚的使者赶了回去，还大骂“虎女焉能嫁犬子”，气得孙权七窍生烟。
关羽还有一个最要命的臭脾气：“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也就是说他对待士卒很好，却很不待见士大夫，终年盛气凌人，丝毫不给好脸色：糜芳与傅士仁的投降，便是因为受不了关羽的责罚。
而蜀汉集团中，天字第一号的士大夫，正是诸葛亮。
然而，《隆中对》是诸葛毕生事业之终极，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水淹七军之际，距离他的理想前所未有地接近，他难道会因为刘备身后关羽并未可知的跋扈，而放弃这近在咫尺的成功吗？
我想起了魏延。对这位得到刘备重用的大将，诸葛亮似乎始终有意无意予以压制。如同关羽一样，魏延也属于自视甚高兼心直口快一类，与同僚关系处得相当糟糕，甚至对诸葛亮也相当不满：因为北伐期间，魏延多次申请诸葛亮给他五千精兵，由子午谷直取长安，但诸葛亮却认为此计太过冒险，一直不许；魏延因此自觉怀才不遇，对诸葛亮满腹牢骚，甚至讥笑他胆小。
诸葛亮死后，魏延最终以反叛的罪名被冤杀。杀他的虽然是政敌杨仪，但史书明里暗里，都将诸葛亮视为主谋。演义里更是把诸葛亮与魏延视为一对天生的冤家，两人第一次见面，诸葛亮就要将他推出斩首，理由是他看出魏延脑后长有反骨；而诸葛亮五丈原禳星，关键时刻不小心扑灭命灯的，也是魏延。
不知是否有意，魏延在演义里的形象，被描述成“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使的也是一把大刀，俨然又是一位关羽。
或许，在诸葛亮看来，魏延与关羽，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
顺着杀魏延的思路，我尝试着揣摩诸葛亮可能的心理：
关羽桀骜不驯，势不能留，但隆中对也不能破坏。
关羽的死，必须转化为最大的利益。比如以此为筹码，与东吴谈判，让他们付出代价，送回荆州，最好还能搭上一点利息，比如一两座城池。
当然，吞下肚的肉没那么容易吐出来。但以刘备与关羽的兄弟情深，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歇斯底里倾国而下，东吴必然畏惧——事实上，刘备以为关羽复仇为名，亲自起兵伐吴之时，孙权方面的确人心惶恐，多有议和退让之意。
拿回荆州后，另择大将镇守。韬晦三五年，待益州充实，再两路齐发。……
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假如真有过这样一个计划，背后会不会有刘备的影子？
关羽北伐，首尾半年，诸葛亮固然坐山观虎斗，刘备同样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是他对关羽能力的信任，抑或安然于诸葛亮的镇定，还是——
我实在不敢再想象下去。暮春时节，我感觉后背一阵阵发冷。
但我又想起了《梁父吟》。
史籍有关诸葛亮的介绍，往往都少不了这五个字：“好为《梁父吟》。”
这是一曲挽歌：梁父是指泰山下的梁父山，相传为死人的魂魄聚葬之处。而诸葛亮吟诵的是他自己的作品，内容是哀悼“二桃杀三士”。
“二桃杀三士”指春秋时期，齐国有三个勇士，战功显赫，但异常傲慢，难以管教。齐王害怕他们成为祸患，授意宰相晏子去解决。晏子给他们送去了两个桃子，说谁的功劳大就给谁吃。结果三人争功不均，先后自杀。
从词句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同情那三位勇士。所有人都清楚，他们其实并没有任何反叛的念头，而只是不服拘束。
正如魏延与关羽。
事实上，换个角度，关羽所谓的诸多性格缺陷，反而大都是可敬爱之处——骄傲，清高，专门挫强，从不凌弱。
他最受人诟病的不识大局，如义释曹操、凌辱孙权，其实只是快意恩仇。天下固然宝贵，情义更是要紧，一口丹田气，绝不容半点憋屈。
桃园结义——刘备是否早已看出，世间只有真情，才是笼络这位红脸汉子的唯一手段？
在古今所有名将中，关羽呈现出一种最舒展、最率性的状态。
起码在他的时代，他是一个极其另类的存在。
一匹赤兔马，一把青龙刀。从过五关斩六将到败走麦城，所有的经典场景，关羽始终孤身一人。他用锋芒毕露的一生，酣畅淋漓地演绎了一种将情怀释放到极致的可能。
“好为《梁父吟》。”
诸葛亮的这张标签，令我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悲哀。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内心深处，诸葛亮也是向往那种不受任何羁绊，自由而单纯的生活的。他应该很欣赏关羽。但以政治家的理智，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若要做出一番事业，必须形成有严密秩序的组织；而对于任何组织，最需要的不是能力，首先是驯服。
游离在组织外的人，个性越强，能量越大，破坏力也就越大。正如三位自杀的勇士，自古以来，英雄主义总是伴随着悲歌。
关羽的挽歌，应该在十三年前，诸葛亮在襄阳与刘备兄弟三人初次相见时就已经唱响。
或许还要更早：在被取名为“羽”的那一刻，一切就已经注定。
羽者，飞鸟也。任何一只逃逸的鸟，飞得再高，最终也必须被关回笼中。
会不会有这样一幕情景：
其实那半年，诸葛亮每天都会推想关羽北伐的路线。他会为了某场遭遇战的精彩指挥而暗暗击节，也会为了某个包围圈的百密一疏隐隐担忧。很多个深夜，他都会独自坐在沙盘前，想象着自己假如同时出师，现在应该推进到了哪里。而每当有捷报传来，他也会在晚餐时多喝上半碗米酒。
但随着关羽越走越远，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他知道自己等待的是什么。
终于，那天探子来报，吕蒙的商船开始出发。
诸葛亮颓然推开地图。不知何时，竟已经泪流满面。
他已经看到了劈向关羽的那把刀。实际上，他的头顶也同样有一把。
即将随着关羽死去的，也有诸葛亮自己的一部分：他曾经放声高歌的青春，他一度激情燃烧的热血——卧龙岗下，他那座小小的草庐。
那曲悲凉的《梁父吟》，不仅为勇士，为关羽，为魏延，也是为晏子与他自己而唱。
关羽的首级，被孙权送给了曹操，曹操以诸侯之礼将其安葬于洛阳；他的身躯，则被孙权依照同样的规格葬在了当阳。蜀汉则为关羽建了衣冠冢。
魏蜀吴三家，以同样隆重的礼仪，来哀悼一位英雄的死去。
抑或说，以丧礼的名义，纪念他们协力绞杀英雄的巨大成功。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当刘备的复仇之军，在夷陵被陆逊一把火烧得七零八落之后，蜀汉的气运其实已经决定。
诸葛亮六出祁山也好，姜维九伐中原也罢，注定只能是镜花水月——失去了荆州的《隆中对》，舞得再好，也不过是半身不遂的独臂刀。
诸葛亮死后的第三十年，魏军攻入成都，他的长子、长孙同时战死沙场。
庞德的儿子庞会也随军入蜀，他杀尽了关羽的后人，以此为父报仇。
关羽一脉，似乎是断绝了。
不过荆州人说，关羽至少还有一个小儿子关索——是他在老家因杀人而逃亡时出生的，长大后才从解州前来荆州投奔父亲。
这位突然出现在荆州的关索，不见于任何史籍，但宋元以来在民间就有极大影响力，连《水浒》都以“病关索”来形容某人的勇猛。
民间传说，关公被杀后，刘备心痛而死，诸葛亮黯然回卧龙岗修炼；关索见父亲事业未成，蜀汉却散了伙，又气又病，也死了。
我更喜欢这个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