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表现。
——朱可夫
到莫斯科独自谋生
1908年夏天，朱可夫离开父母和家乡，前往舅舅米哈伊尔在莫斯科的毛皮作坊。
朱可夫到莫斯科去，所携带的行李很简单。妈妈给他包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还给他准备了5个鸡蛋和几块饼，让儿子在路上吃。全家为朱可夫祈祷完之后，又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
“上帝保佑你，孩子。”母亲说完，就禁不住伤心地痛哭起来，并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朱可夫看到父亲的眼泪也一个劲地往下淌。朱可夫自己也差点哭出声来，但他忍住了。
随后，朱可夫和母亲走着去黑泥庄。过去，朱可夫就是从这条路上学，去林子里摘野果、采蘑菇。
“妈，你还记得吗？就在三棵橡树旁边那块地里，我跟你一起去割麦子，把小手指给割破了？”朱可夫对妈妈说。
“孩子，我记得。当妈妈的对自己孩子的一切，都记得。只是有的孩子不好，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妈妈。”
“妈妈，我绝不会那样的。”朱可夫坚定地说。
当朱可夫和谢尔盖叔叔坐上火车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
车厢内很暗，在三等车厢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黄色的光亮。开车了，车窗外面闪过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
这是朱可夫第一次坐火车，以前他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所以，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火车驰过巴拉巴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了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
于是，朱可夫好奇地问一位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城市？”
“年轻人，这不是城市。这是萨瓦·莫罗佐夫开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我在这个厂工作了15年。”他接着伤心地说：“现在，我不工作了。”
朱可夫忍不住问他：“为什么？”
老伯伯说：“说来话长，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这里。”朱可夫见他脸色苍白，闭了一会儿眼睛。
随后，老人又说道：“每次经过这座该死的工厂，见到这个吞吃了我的亲人的怪物，我就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猛地离开窗户，坐到车厢昏暗的角落里吸起烟来。
朱可夫继续看着这个“吃人的怪物”，但却没有再去打听事情的经过。他知道，这个故事不会是令人愉快的，而是充满了悲伤。他不能再去揭这位老人的伤疤。
在黎明时分，朱可夫他们到达了莫斯科。车站的一切使朱可夫感到惊奇。只见大家都抢先出站，熙熙攘攘的，行李杂物互相碰撞。小朱可夫对此十分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那么着急呢？
谢尔盖一再叮嘱朱可夫说：“可别多嘴。这里不比你们乡下，要时时处处小心。”
虽然此时时间还很早，但饭馆门前已经很热闹了，卖糖水的，卖甜饼的，卖下水馅包子的，卖杂碎汤和其他各种小吃的。让人看着眼花缭乱。
因为到老板家还有些早，于是他们决定先去饭馆吃早饭。饭馆旁边积着污水和垃圾，衣衫褴褛的醉汉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和人行道上。饭馆里高声奏着音乐，朱可夫听出奏的是《莫斯科大火在呼啸，在燃烧》的曲子。
出了饭馆，朱可夫和谢尔盖来到了大多罗戈米洛夫街等铁轨马车。在上马车的时候，大家抢着上，有个男人无意中用他的鞋后跟碰着了朱可夫的鼻子，把他的鼻子碰出了血。
谢尔盖很生气地训斥朱可夫说：“已经对你讲过，要处处小心！”
有位好心的大伯往朱可夫的鼻子里塞了一小团破布，问道：“从乡下来的吧！”接着又说了一句：“到了莫斯科，要放机灵点儿。”
当马车走过市中心的时候，只见到处是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豪华气派的马车，以及衣冠楚楚的人们。这一切使朱可夫惊奇不已，他不理解在同一个城市里，怎么会有这样两种迥然的世界。
谢尔盖带着朱可夫乘坐马车，来到米哈伊尔的作坊。作坊在德米特罗夫大街的卡美尔格尔的巷口里。
谢尔盖对朱可夫说：“看，这就是你以后住的房子。院子里是作坊，你就在那里做工，正门从卡美尔格尔巷进。但是，师傅和徒弟只能走后门，从院子里进。”
谢尔盖接着说：“记住，那儿是库兹涅茨克桥，莫斯科的最好的商店就在那儿。那儿是吉明剧院，不过工人们都不去那儿看戏。再往前走向右拐，是奥哈德内街，那里可以买到蔬菜、野味、肉、鱼等。你以后经常要去那儿为女主人买菜。”
穿过一个大院，来到正在做工的工人跟前，谢尔盖很客气地向他们打招呼问好。
谢尔盖对他们说：“看，从乡里给你们带来了一个新徒弟。”
有个人说：“太小了。不妨让他再长长。”
一个大个子说：“小伙子，多大了？”
“12岁。”朱可夫回答说。
大个子微笑着说：“还行，个子虽然小点，但肩膀很宽。”
一位老师傅和蔼地补充说：“没关系，会成为一个好毛皮匠的。”这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科列索夫。朱可夫后来看出，他在所有师傅中是最公正、最有经验和最有威信的人。
之后，朱可夫随谢尔盖叔叔爬上了昏暗而肮脏的楼梯，来到二楼，走进了作坊办公室。这时，老板娘走了出来，先和朱可夫他们打招呼，然后接着说：“老板现在不在家，一会就回来了。”
然后，她对朱可夫说：“走，带你看看房间，然后到厨房里去吃饭。”老板娘详细地向朱可夫讲解了他所要负的职责：最小的徒弟的职责是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并告诉他圣像前的灯什么时候点以及怎么点。
最后，老板娘说：“好吧，至于别的事情，库兹马和女工头玛特廖莎会对你讲的。”
徒工头库兹马叫朱可夫到厨房吃午饭。由于朱可夫真是饿极了，所以吃起饭来特别香。可是，随后他就倒霉了。这里有个规矩：开始吃饭时，只能从公共菜盆里舀菜汤喝，不能捞肉吃。要等到女工头敲两下菜盆以后，才可以夹一小块肉吃。可是，朱可夫不知道这些规矩啊，所以他一下子就捞了两块肉，并得意地大口吞吃了。当他正要去捞第三块肉时，脑门上突然挨了一勺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小包。
徒工头库兹马是个好青年。吃完午饭，他对朱可夫说：“没关系，打了就忍着。一次打，二次乖，下回你就懂了。”
第一天，库兹马领朱可夫到附近的小店铺去认路，因为他以后要常去这些小店为师傅们买烟打酒。女厨师兼任女工头的玛特廖莎，教朱可夫怎样洗餐具和生茶炉子。
第二天一早，朱可夫就被带到作坊的一个角落里，先开始学习缝毛皮。女工头给了他针、线和顶针。她教给他缝皮技术，作了示范。
于是，朱可夫用心地开始学习他的第一堂劳动课，并在此后的艰苦日子里，更加努力的学习。
勤奋好学的学徒工
在米哈伊尔的毛皮作坊里，师傅们早晨7时开始劳动，19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的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11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22时至23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15个小时了。加班时间，工人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时起床。他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了，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后，要到很晚才能睡觉。徒工们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上。
起初，朱可夫感到很累，他很难习惯晚睡觉。因为他在乡下时，通常睡得很早。但慢慢也就习惯了，也能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
一开始，朱可夫很想家。他常常想念那些心爱的小树林，他最喜欢同普罗什卡一起到那里打猎，同姐姐一起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这些，朱可夫心里就感到很难过，就想哭。他想，他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朱可夫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永远也不会到来了。
每到星期六，库兹马就领着朱可夫他们去礼拜堂做彻夜祈祷，每个星期日要做晨祷和弥撒。每逢大的节日，老板还领他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去做弥撒。
可是，朱可夫他们不喜欢去礼拜堂，并经常找出各种借口从那里逃走。但是，他们很高兴到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因为那里可以听到美妙动听的教堂大合唱，并且特意去听大辅祭罗佐夫讲道，他的嗓门大得像个大喇叭。
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虽然学习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朱可夫还是顺利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在作坊里工作，很是艰辛。因为老板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就狠狠地打他们，他打人时手还特别重。徒工们经常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
有时，老板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一种抽打皮子的树条互相抽打，自己则在一旁喊着：“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徒弟们也只好默默地忍受着。
徒工们认为，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法规，是制度。老板也认为，徒弟的一切是完全由他支配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因为他打徒弟，对年幼的徒工们给予非人道的待遇而责问他。
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徒工们是怎样劳动生活的。对于徒工来说，最高审判官就是老板。徒工们被套上的就是这样沉重的枷锁，朱可夫认为，这种枷锁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当时，年仅12岁的朱可夫，他所遭受的磨难多么令人心伤，可朱可夫是一个坚强的孩子，他很有韧性，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他在作坊里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
身为学徒，朱可夫虽然每天都很忙，但他仍然挤出时间来读书。朱可夫非常感激他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是他教育朱可夫热爱读书的。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也帮助朱可夫学习。两个人同岁，又是表兄弟，所以他对朱可夫比对别人要好一些。
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朱可夫读了长篇小说《护士》、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他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这些书都很有趣，但朱可夫觉得没有什么教益，他想认真地学些东西。
经过考虑，朱可夫和亚历山大商量，他同意朱可夫的看法，并答应帮助他。以后，两个表兄弟就开始一起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通常是他们两人一起学习，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进行学习。
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朱可夫相当成功地进行了自学，并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开始时，老板不想让朱可夫上夜校，但是，亚历山大说服了父亲，于是他就同意了。朱可夫的功课，都是他在夜间爬到高板床上，借着厕所的灯光做的，厕所里通宵亮着一只小电灯。
在朱可夫夜校毕业考试前一个月的一个星期日，老板出去看朋友了，于是朱可夫和老板舅舅的两个儿子坐在一起打牌，玩的是抓“二十一点”，他们玩得正高兴，谁也没有注意老板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并走进了厨房。
这时，正轮着朱可夫坐庄了，他赢牌了。突然有人打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回头一看，啊！原来是老板！朱可夫吓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而此时，亚历山大和尼古拉都跑掉了。
老板生气地对朱可夫说：“你学文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牌数点点？从今天起，你哪儿也不准去，也不准同亚历山大再在一起！”
过了几天，朱可夫去特维尔斯卡亚街到夜校讲了事情的经过，因为他的学习只剩下一个多月了。人们把他取笑了一番，但准许他继续参加考试。
最后，朱可夫参加了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很好。他感到很高兴，从此更加热爱学习了。
正义面前奋不顾身
1911年，朱可夫当上了徒工的工头，有3名徒工听从他的指挥。
此时，朱可夫对莫斯科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他到全市各街巷送货的次数比别人多。
虽然很忙碌，朱可夫继续上学的心并没有泯灭，只是没有找到适宜的机会。但是，他还是想方设法地读了一些东西。
科列索夫师傅在思想上比别的师傅开通，他看过的报纸，朱可夫就拿过来看。亚历山大也借一些杂志给朱可夫看。他自己还用节省下来的“电车费”买书看。
有时，老板派他到马里伊诺林场或莫斯科南岸市区送货，就给几个戈比的马车费。但朱可夫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抓紧时间走着去，就把这笔钱节省下来了。
到了学徒期的第四年，老板看朱可夫身体很结实，为人又很诚恳，于是就带他去下诺夫哥罗德参加有名的集市。老板在那里租了一间小门面批发毛皮。
在集市上，朱可夫的职责主要是给已售出的货物打捆，到伏尔加河码头、奥卡河码头和铁路货房，向指定地点发货。
在这里，朱可夫第一次见到了伏尔加河。朱可夫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我第一次看到了伏尔加河，她的伟大和瑰丽的确使我倾倒。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普罗特瓦河和莫斯科河更大、更深的河了。
清晨，伏尔加河整个儿沐浴在初升的太阳中，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我看啊，看啊，久久不愿移开留恋的目光。我想，我现在才懂得，伏尔加河为什么被人们尽情讴歌，为什
么被人们比做自己的母亲。
此时，朱可夫还不曾预料到，他将为保护这条母亲河，指挥千军万马勇猛杀敌。
在下诺夫哥罗德，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朱可夫印象尤为深刻。那年，在参加完下诺夫哥罗德集市以后，朱可夫他们又去顿河乌留皮诺参加集市。老板没有去，而是派掌柜的瓦西里·丹尼洛夫去了。
丹尼洛夫是一个残忍的家伙，他常常因为一点儿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方式，狠打一个14岁的小徒弟。
有一次，当丹尼洛夫再一次打这个小徒弟时，朱可夫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就抓起一根捆包时用的橡木杠子，使尽全身力气照着掌柜的头上打去。结果，一下子把他打倒在地，晕过去了。
年少的朱可夫当时很害怕，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就从店里逃跑了。后来，事情平安地过去了。因为丹尼洛夫只是被打晕了而已。
几天后，当他们回到莫斯科后，丹尼洛夫就向老板告了一状。于是老板就把朱可夫狠打了一顿。
1912年，朱可夫幸运地得到了10天的假期回乡探亲。此时，正是割草季节的开始，朱可夫一直觉得割草是最有趣的一种田野劳动。许多男人们都从城里回家割草，帮助家里的妇女们收好青草，准备好给牲口过冬的饲料。
此时，朱可夫已经16岁，离开家已经4年了。他回家的心情十分的迫切。他乘坐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郊区的火车，从莫斯科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在火车上，朱可夫一直站在一个打开的车窗旁，看着沿途各车站的设施和莫斯科近郊美丽迷人的大小树林。
母亲到奥博连斯科耶小站接儿子来了，她看上去显得苍老多了。此时，朱可夫有些激动，但是他使劲地忍住，才没有哭出声来。
而母亲却哭了很久，用她那双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搂着儿子，反反复复说着这么几句话：“亲爱的儿子！我以为我死以前看不到你了。”
“妈妈，您怎么啦，您看，我这不是长大了，现在你该高兴了吧。”善良孝顺的朱可夫安慰着妈妈。
“感谢上帝呀！”母亲激动地说。
母子俩回到家里时，天已经黑下来。父亲和姐姐在门前接他们。朱可夫看到姐姐玛莎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父亲老多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毕竟已是70多岁的年纪了。父亲按自己的习惯，吻了儿子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好啊，我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你长大成人了。”
为了使父母和姐姐更高兴，朱可夫赶快打开篮子，给每人送了一份礼物。另外还给了妈妈3个卢布、两磅糖、半磅茶叶和一磅糖果。
母亲高兴地说：“儿子，谢谢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喝过像样的糖茶了。”
朱可夫又给了父亲1个卢布，供他上茶馆零花。妈妈说：“给他20个戈比就够了。”
父亲说：“我等儿子等了4年。别提穷的问题了，免得使我们在见面时就扫兴。”
到家后的第二天，朱可夫就跟着母亲和姐姐去割草。在地里，朱可夫见到了很多朋友，特别是见到了童年时的好朋友列什卡·科洛特尔内，这使朱可夫感到高兴不已。
一开头，割起草来，朱可夫觉得有点不得劲。感到疲倦，满头大汗。过了一会儿就好了，割得很干净，也没有落在别人的后头。
纳扎尔大叔搂着朱可夫汗湿的肩膀说：“怎么样，农活不轻松吧？”
朱可夫坦率地说道：“不轻松。”
一个不认识的青年人，走到他们跟前说：“现在英国人都用机器割草了。”
于是，朱可夫问孩子们，刚才说到机器的那个青年是谁。有人告诉他：“他叫尼古拉·朱可夫，是村长的儿子。四年前从莫斯科送回来的。他说话尖刻，连沙皇也敢骂。”
列什卡说：“背后骂骂沙皇可以，没有关系，只要不被警察和密探听到就行。”
太阳越来越晒了。人们不再割草了，开始晒割下来的草。中午，朱可夫和姐姐把干草装上车，然后爬上去坐着，让牲口拉回家。此时，妈妈已经准备好油煎土豆和糖茶，等着他们回来。
晚上，青年们又聚集到粮仓的附近，开始唱歌跳舞。姑娘们用优美的嗓音唱起温柔的曲调，小伙子们就用青年人的男中音和未定型的男低音伴唱。然后是跳舞，一直跳到累得要倒下为止。天快亮时，大家才各自回家。然而刚睡下不久，大人们就来催着他们起床了。接着又去割草，晚上再一起玩。
在这样忙碌而又快乐的氛围下，假期很快就要过去了，朱可夫要回莫斯科了。
在离家的前两天的那个晚上，邻村的科斯廷卡村发生了火灾，风刮得很大。火是从村中间烧起来的，很快就蔓延到了邻近的房屋、草棚和粮仓。
当时，朱可夫他们这些年轻人正在玩，忽然看到科斯廷卡村浓烟滚滚。只听有人大叫了一声：“失火了！”
于是朱可夫和大家一起快速地奔向消防棚，推出水龙头，抬着奔向科斯廷卡村。朱可夫他们是第一批赶来救火的，连科斯廷卡本村的消防队都比他们来得晚。
当朱可夫提着一桶水跑过一家门口时，听到有人喊：“救命啦，我们快烧死了！”
朱可夫马上跑进有人喊救命的那间快到倒塌的屋子，救出几个被吓得要死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
早晨，朱可夫发现身上穿的新上衣被烧了两个铜板大的洞。这件上衣是他在休假前，老板送给他的，这是规矩。
母亲说：“唉，老板反正是不会褒奖你的。”
朱可夫回答说：“让他评评理，是上衣值钱还是救人要紧。”
朱可夫离开家的时候，心情很沉重。特别是在火灾场上，看到那些不幸的人们在那里刨来刨去的，想找到点烧剩下的东西的时候，他的内心就感到十分的沉痛。
朱可夫同情他们的苦难，因为他心里十分地了解，没有牛，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关注产业工人革命运动
1912年底，朱可夫4年的学徒期满了，他成了一个青年师傅，也就是老师傅的帮手。
老板问朱可夫：“你以后打算怎么住啊？是留在作坊宿舍里，还是到私人住宅去住呢？如果住在作坊里，继续在厨房里同学徒们一起吃饭，每月的工资是10个卢布。如果住私人住宅，就能拿到18个卢布。”
当时，年轻的朱可夫生活经验不足，于是就对老板说：“我想住在作坊里。”不过后来他才明白，这样做不是很划算，因为每天师傅们下工后，老板总要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让他干。
朱可夫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为他还是想多读些书。搬到私人住宅去住，晚上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过圣诞节的时候，朱可夫又回了一趟乡下，看望父母和姐姐。他现在已经17岁了，是一个师傅了，每月可以挣到10卢布，这在当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挣到的钱数。
老板很信任朱可夫，认为他是一个忠诚老实的小伙子。他常派朱可夫去银行为他兑取支票，或者办理活期存款，并且常带着朱可夫到他的店里去。在店里，除了让朱可夫干毛皮工人的活以外，还叫他负责捆货，到货房办理托运。
朱可夫比较喜欢在店里面工作，因为在这里可以常常同多少有一些知识的人打交道，可以听到他们对当时各种事件的谈论。
作坊里除了科列索夫师傅以外，其他的师傅们都没有看报的习惯，所以对政治问题，谁也搞不清楚。当时，没有毛皮工人工会，每个人都是自己顾自己。后来成立了皮革工会，毛皮工人才加入进去。
所以说，毛皮工人们那时候都不问政治也是不足为奇的。只有个别人例外。大多数毛皮工人师傅们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打着自己的算盘。某些人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积攒一笔小小的资本，总想开个小店，自己当老板。
朱可夫认为，当时的“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他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与产业工人不同，与真正的无产者不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缺乏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
产业工人不会想着去开办工厂。因为，这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卢布。而他们的收入微薄，只够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劳动条件和经常性的失业威胁，使产业工人能够联合起来，同剥削者进行斗争。
1910年至1914年间，俄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十分迅速。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工业城市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接连不断。大学生们也经常举行一些集会和游行。由于1911年的大饥荒，农村已经非常贫困了，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
朱可夫对形势很关心，他经常看一些报纸，了解最新的政治形势。作坊里的师傅中，只有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这些报纸简单而通俗地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并证明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当时，年少的朱可夫在政治问题上还比较的幼稚。但他此时已经明白，这些报纸反映了工农的利益，而《俄国言论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则代表了沙俄老板和资本家的利益。每次回家探亲时，朱可夫已经能向他的朋友们和乡亲们讲解一些革命道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沙俄的鼓动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志愿到前线去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也决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也去。一开始朱可夫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他觉得还是找自己最尊重的科列索夫师傅商量商量。
科列索夫对朱可夫说：“亚历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你为什么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得要死？你被打残废回来，就再也没人雇佣你了。”这些切合实际的发自肺腑的话，把朱可夫说服了。
随后，朱可夫告诉亚历山大，他不去打仗了。亚历山大把他痛骂了一顿，然后就离家出走了，上了前线。两个月以后，他就负重伤被送回了莫斯科。
朱可夫仍然在作坊里工作，此时他已经住到奥哈得内街私人住宅里去了。他以每月3个卢布的租金，向寡妇马雷舍瓦娅租了一个床位。马雷舍瓦娅有个女儿叫玛丽亚，朱可夫与她相爱，并且还决定要和她结婚。但是，战争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都变成了泡影。
由于前线的伤亡很大，所以在1915年5月，沙皇政府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就上前线打仗去了。
1915年7月底，政府宣布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入伍。于是，正适合此年龄段的朱可夫向老板请假，回乡下同父母亲告别，顺便帮他们收完了庄稼。
在离开莫斯科时，朱可夫看到到处都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而那些阔少爷却仍然与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到处游逛，或者赛马玩，或者到“雅尔饭店”狂欢暴饮，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
虽然看到这两种迥然的现实状态，但是朱可夫依然这样想：既然叫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