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可以重返过去，你会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我会思索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构建完成的。起初它就像是一种共鸣，它给我的只有感受。我受这种声音的吸引而对它产生了兴趣，我凝望着它，这极具引力的声音抬高了我的头颅，它让我看到了那片天空，也拯救了正生活在无望中的我。虽然我看着它，虽然它已经被我发现，但是问题的面貌对我来说还尚且不清。它就像是投入大海里的一粒石子所产生的涟漪，它传到我耳畔时就已经死亡。这过于短暂的提醒，和我生活的世界相比是那样的微小，小到需要我用力去聆听，可我那一刻软弱无力，我缺乏富余的精力去分辨出问题的本来面貌。
夜幕就要降临，这是我将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写小说，写那种不值一提的小说。当然也替人写东西，也搞翻译。不过就我来说，我更愿意写小说，因为小说的虚构性是我对抗世界的武器。我有大把的时间来想象，我有大把的时间去构造，而我却缺少生活的途径，一种可以发生关系的生活来运用这些时间。我知道我的生活，缺乏实质和重量，我的生活如果没有写作的话，我想我可以从现在开始，预见它会怎样把我推至死亡。
不是说我不愿意与人产生关系，也不是我没有与人产生关系的方法，而是说这是一种害怕，一种类似触电后的本能反应。因为在过去有那么多与我产生关系的人，到最后无一例外都从我生命里隐去。
最后的最后，只剩我孑然一人，形影相吊。
克尔凯郭尔写道：“他无法变老，因为他从来不曾年轻过；他无法变得年轻，因为他早已经变老；”（《非此即彼》1843年）
这是一个不幸，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不幸。这个不幸它超越了时间的桎梏，它以一种永远的协同附着在“他”的身上，它令“他”失去选择的意义。假如一个人永远拥有可能性而不具备现实性的话，那么这样的生活便没有继续的必要。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这样的人？而他又恰好过着这样的生活呢？
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也许会有人来反驳，也许会有人嘲笑，但是没有人愿意作出思考。生活到底可以占据一个人多少的位置，生活，我们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存在依据到底是什么？
18岁，高中毕业的那年，整整三个月的假期，我前往一个远方亲戚的家度过那个暑假。那是一个海边的城市，看一看海是我的愿望。每当我做题做累的时候，我抬一抬头看看窗边，那湛蓝的天空，飘远的丛云，我总能想到海子的诗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诗就像是一种叹息，一种安慰。它告诉我海就在这一张张的试卷背后，海就在这一个个的单词之后。我埋下我的头，和班中剩余的54个整整齐齐排列的头颅一样，继续写着没完没了的作业。
我是在第三天就来了，我甚至没有等到填志愿的时候再出发。我去了海边，用自己省下来的零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在火车上听着铁轨的声音，听着它的延续，我的心中只想着那一片海，但实际上我对于海的印象仅来自于几部影片。现在我的脑子里不时的闪将出那些画面，无法描述，无法感受，就像是眼前出现了一块屏幕，它让我去看。
是失望，是失望的海。第二天出现在我面前的海，我对它感到失望。我觉得眼前的这片海滩，不比电影中的美，我甚至觉得这片海比我故乡的河边还要平淡，比我仰望的那云层中的海要微末。因为这片海不属于我，在我的面前它缺乏一个入口，一个可以我让我获得仰望的入口。我久久地站立在那海边，听风的轻吟，闻海的腥味，知觉海的温度。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能将我唤出失望，那曾让我向往的海失去了。我喃喃的在心中默念着那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一直以来我审视着海子的死亡，不得不说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将海子的死视为一种悲剧，一种可以通过有效手段的干预就能避免的事。只要能找到这种方法海子就能获得活下去的力量，而现在我觉得或许我找错了方向。海子的死不仅联系着他自身，海子的死也在牵引着我，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海子的死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克尔凯郭尔接着写道：“以一种方式说，他无法死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曾活过；以一种方式说，他无法活着，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死去；”（《非此即彼》1843年）
再一次，我买了一张火车票，用我的零钱。回家，回我不得不回的回家。重复，重复我不愿重复的错误。
坐在火车上的我，不止一次的想着，那悬挂在天空上的海，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它究竟是不是海呢？这个时候，一个声音打断了我，那是列车售货员的叫卖，声音从她腰间别着的喇叭发出，并经过我的耳边。我等着声音的远走，好继续回到我的海边，但是随着声音的远去，新的声音都浮现了，交谈声、座椅的吱吱声、行李的晃动声……，还有那长长的铁轨声，淹没了我回去的路径。我试着把这些声音消除，将它们清扫，我试着挣扎，试着前行。可我身上的声音无法关掉，这些声音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去除我遗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