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标志着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关于马克思实现这种变更的社会历史和思想理论背景，以及这一变革的理论内涵和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意义，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论著中都有相当详尽的阐释，我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等上面提到的几本关于这两种哲学的关系的论著中也从特定的角度作过相当具体的阐释。考虑到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理解后现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我在此仍不得不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有关问题简单提及，并对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增补。读者们如果觉得此处的论述不够清晰，请参看上述论著。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
马克思的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其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能够具有这样的革命世界观。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是发展成了一个在其革命导师指引下具有高度的阶级自觉性、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使命的独立阶级，能够联合本阶级及一切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斗争。这种条件在19世纪中期已经具备。
无产阶级是与资产阶级相对立而存在的。从资产阶级由一般的市民等级发展成为一个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剥削阶级时起，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被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就已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7]资产阶级的形成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当无产者作为个别的工人，或者某一工厂和某一地区的工人与资产阶级作斗争时，他们实际上还未正式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在这个阶段上，“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8]尽管当时无产阶级已是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但是他们自己还未能联合起来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被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封建专制等资产阶级的敌人。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还只是充当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而尚未发展成为以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消灭剥削和压迫的新的社会制度为自己使命的独立阶级力量；还只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而不是“自为”的阶级。他们当然还不可能形成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更不可能产生体现这种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无产阶级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的自为阶级，既要有社会政治方面的条件，又要有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条件。
所谓社会政治方面的条件是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式确立、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已不再需要利用无产阶级作为同盟军去反对封建势力，而仅仅把他们当作为自己所攫取物质财富的工具，也就是使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的工具。为了使经济上的剥削得以顺利进行，他们还需要从政治上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剥削和压迫必然激起无产阶级的阶级醒觉，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和资产阶级在阶级地位和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历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英法德等国先后进行资产阶级的革命，各国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成了统治阶级以后，那里的社会阶级斗争主要地表现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尽管还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但又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例如，在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的宪章运动、1831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的工人起义中，无产阶级都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要求，发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呼声，并为此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走向成为自觉的革命阶级的重要标志。
所谓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条件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以后产业革命在西方各国的普遍兴起以及与之相随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正是产业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开辟了以工厂制度为主的机器大工业的时代。后者集中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是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使它在不到一百年内创造出的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时代的总和。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这些财富却被资产阶级占为己有，而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的工人却反而受到这些财富的制约。他们的劳动被异化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必然激化。还应当看到，产业革命所导致的机器大工业的出现不仅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使他们越来越超出了仅仅作为个人的地位，使他们越来越在共同的阶级地位以及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共同要求下联合起来，这使以往那种个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形成为独立的、自为的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是相互依存的。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确立、资产阶级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就无法推动产业革命，无法使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产业革命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就难以巩固，资产阶级在与封建势力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就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资产阶级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取得的空前胜利意味着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空前加剧，而这在同样程度上促进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促进了他们的阶级醒觉，并由此形成彻底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的革命世界观。
无产阶级为了建立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世界观，除了要有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生存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深刻认识外，还要有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深刻认识。19世纪3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变革，特别是由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打破了以往一直存在的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社会和历史视野，而这为无产阶级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产业革命的开展以及由此导致的无产阶级的醒觉和他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发展既是统一的，又存在某些不平衡性。就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来说，英国开始最早，法国紧随其后，德国相对滞后。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也已开始了产业革命，但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直至1848年才在工人运动的强大推动下发动了以妥协投降为结局的政治革命。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形成鲜明对照，德国无产阶级成了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先锋队，德国也由此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无产阶级能最早形成革命的世界观。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高度体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同样也体现了英法等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他们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这使他们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也使德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19世纪中期在德国的产生，既有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还有特定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本身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应全面地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又应深刻地体现西方、甚至整个人类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外，还必须批判地继承以往哲学发展的全部丰富的遗产。由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19世纪德国哲学集近代西方哲学之大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为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准备了充分的理论前提。此外，以威廉·配第、弗朗斯瓦·魁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国内的有关论著对此有大量阐释，在此不拟具体论及。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全部来源。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还有其他许多来源，甚至是相当重要的来源。马克思在哲学上就继承了古希腊哲学以来西方哲学的全部最优秀的成果。例如他早在《博士论文》中就已揭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学说的深刻意义。后来他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的优缺点作了精辟的分析，对洛克以来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卢梭关于平等和自由等激进的政治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应当提到，马克思对梯叶里、米涅、基佐等法国“复辟时期”（1815—1830）的一批历史学家对英雄史观的批判和对人民群众作用的强调以及他们的历史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等学说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恩格斯后来曾谈到：“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和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明确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9]此外，马克思还深深受到欧洲古典文艺思潮，特别是法德启蒙思想家和浪漫派作家的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感染。还应当提到，马克思后期对美洲的关注、对东方社会的深刻研究更表明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欧洲的界限。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应当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待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
我国学者撰写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论著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特别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都作了相当具体的阐释。我没有新的具体补充，也不想过多重复大家都讲过的那些话。考虑到我国哲学界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评价还存在一定分歧，我在《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一书中曾结合学习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就费尔巴哈哲学作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理论来源的中介作用谈过一些看法。此处概略提及。
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思想准备来说，他参加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是一个重要环节。青年黑格尔派在如下两点上为马克思所肯定。一是割断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与宗教神学的联系，由此使理性从天国转向人间；二是强调了作为普遍理性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由此体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能动作用的强调。这两点对马克思后来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显然起了促进作用。
然而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作为纯粹精神活动的唯心主义却又是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障碍，而这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为费尔巴哈排除了。恩格斯指出：“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10]这种返回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费尔巴哈。恩格斯后来谈到，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的根本性的转折期，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1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青年黑格尔派走向费尔巴哈，可以说是他们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肯定费尔巴哈，直接原因是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抛在一边，“它直接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12]。但费尔巴哈不只是简单恢复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而是在吸取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在吸取法国唯物主义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的教训的基础上而恢复唯物主义的。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说：“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最深刻最无片面的关于发展的学说……”[13]列宁在此所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并指出“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辩证法”。这意味着没有黑格尔体系的丰富成果，没有辩证法，就不可能产生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反过来说，如果费尔巴哈没有吸取法国唯物主义被黑格尔等德国唯心主义战胜的教训，他不可能真正驳倒黑格尔，不可能“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
因此，费尔巴哈哲学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的作用，在于费尔巴哈不只是重新肯定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而是在吸取18世纪唯物主义被黑格尔的辩证法驳倒的教训的基础上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尽管费尔巴哈未能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但他毕竟超越了18世纪的停留于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后者的根本缺陷在于使唯物主义完全脱离现实的人的存在（生成）及其活动（实践），使唯物主义抽象化了，使它必然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体系时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其中关于发展和变化的辩证法的成分。他用人本主义取代自然主义实际上已蕴含着承认人的生存和实践对于肯定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一点从其代表作《未来哲学原理》的《引言》就可看出。其中明确提到：“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14]费尔巴哈在此所主张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境界”、“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都蕴含着自然界的人化意义，与被马克思形容为“敌视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即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显然有所不同。
费尔巴哈原来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他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纯粹自我意识的始源性的唯心主义并与之决裂时，保留了其中对主体的能动性的肯定。他不是笼统地否定自我意识以及一般理性，包括黑格尔的理性的存在的合理性，而只是要求将自我意识、理性归属于以自然为根据、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也就是把自我意识、理性归结为人的存在的属性。在他看来，“旧哲学的自我意识是与人分离的，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人才是自我意识”[15]。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费尔巴哈克服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而转向唯物主义时，他不是简单地返回到那种仅仅肯定自然界的首要性而忽视其与人的联系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与费尔巴哈同时代的德国庸俗唯物主义都属于这种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明确肯定作为其哲学核心的人的存在以自然为基础，认为“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自然是人的根据”。他将人作为哲学的核心蕴含着肯定自然的实在性。但费尔巴哈同时又肯定人具有自我意识等超越单纯的自然属性的精神属性，后者意味着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存在。人是自然（物质、肉体）和精神的统一，是“一切对立和矛盾、一切主动的和被动的东西、精神的和感性的东西、政治的和社会的东西的实际上的（并非想象是的）绝对同一”[16]。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也只有在人所实现的统一中才有现实意义。“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是真理。”[17]换言之，只有人这种同时具有物质和精神属性的存在才能将它们统一起来，并使它们具有现实意义。如果脱离了与人的存在的联系，无论是物质世界、自然界还是意识和精神世界，都只能是抽象的、没有现实意义的存在。
费尔巴哈这种把人当作哲学的出发点、通过人，或者说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来统一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对立的观点，显然超越了近代哲学中把二者割裂开来，并各执一端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他的这种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在上面作了较多论述的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基本趋势，这一趋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使哲学由脱离了人的纯粹的、实体性的自然或精神转向处于活动和过程中的人。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已有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界限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处于向现代转向过程中的哲学家。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脱离黑格尔学派以后，不是去简单恢复法国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而是倒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顶点的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对费尔巴哈的这种思想的批判继承为前提的。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等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是一个内在地统一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实现他的哲学变革的中介和桥梁。
马克思走向费尔巴哈意味着他已为进一步进行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但为了在这种准备的基础上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他们必须克服费尔巴哈由于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和实践而必然存在的严重的局限性，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建立与无产阶级的现实革命运动相统一的新的哲学理论。这一过程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完成的。
第三节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意义
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伟大意义，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这一变革的根本观点和核心内容。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论著对此已有大量论述，而且大都企图克服以往在这方面存在的种种片面性，特别是克服所谓以往的“教科书柜架”的片面性。后者的主要缺陷在于按照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不仅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难以准确地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包括20世纪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更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些思潮的关系。我们也力图克服这方面的片面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和核心内容的看法曾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论著中较具体地阐释过。本节的阐释虽然较为简短，但个别地方仍然作了一些补充。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观点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的。问题是怎样正确认识并坚持这一变革的真实涵义，为此就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出发正确理解这一变革的根本意义和核心内容。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拥护者。他们对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解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斗争的理解总是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他们的新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已成为独立的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制定科学的世界观，也就是使其革命的世界观具有科学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局限于成为抽象的理论体系，而公然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公然申明它的独特的阶级性和实践性。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明确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8]马克思接着还把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比喻为头脑与心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本质特征，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就在充当无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革命实践的武器。这意味着革命实践及与之相关的现实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因为只有将革命的实践的观点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才能将无产阶级的认识和行动，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统一起来，由此摆脱一切旧哲学由于将认识和实践分割开来而难以摆脱的独断论和怀疑论以及各种消极无为观念的界限，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在现实斗争中战无不胜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超越，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行动上和理论上都将革命实践和现实生活放在首位，这是他们的根本目标。
作为对传统哲学的扬弃，马克思在哲学上必须在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扬弃费尔巴哈对现实的人及其世界的脱离，这也只有将社会实践的范畴当作整个哲学的基本范畴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过程也正是他把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哲学的基本观点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标志着他的哲学变革基本完成，他所说的“改变世界”的观点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态来说，不管是叫它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最重要的特征都在于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并由此超越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来都无法真正超越的抽象思维和感性直观、绝对理性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等的界限，而这种统一和超越只有在强调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与人的“感性活动”，即现实生活和实践联系起来。这一点，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中就可看出。其中讲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0]
马克思在此指出以往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不是从人的感性活动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去看事物、现实，这明白无误地证明他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特点是从感性、实践的观点去看事物。他的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不是离开实践的纯粹的、自在的物质（自然），而是与物发生关系的人的现实的实践。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离开了物质的先在性，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及以之为基础的一切其他活动都不可能存在。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但是，物质的先在性的原则得以确立又必以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为前提和中介。因为不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发生关系的，纯粹的自在之物本身不可能与意识、精神发生关系，当然也谈不上存在对意识、精神的先在性的问题。马克思就此指出：“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们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21]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一再明确地指出他不赞成那种脱离人的实践的纯粹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并认为后者实际上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反而会落入唯灵论等形式的唯心主义。因为物本身并没有能动性，不能与其他能动的东西发生关系。如果物不按照人的方式与人发生关系，那它们就只能按照神的方式与神发生关系，那样势必走向唯灵论，或者说神秘主义。马克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指出：“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22]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谈到法国唯物主义被德国唯心主义所战胜的原因时也指出正是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停留于自然主义水平。总之，不是从纯粹的、抽象的物出发，而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人的感性活动）出发，这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区别的根本之点。相对于旧唯物主义之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与以黑格尔为最大代表的唯心辩证法根本不同，也与以往某些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的辩证法因素不同。这种不同的根本点同样在于马克思是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客观的实践来理解辩证法的，因而既能揭示主观的辩证法，又能揭示客观的辩证法，并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在马克思哲学中，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辩证法的揭示与通过感性活动、实践对物质的客观性和先在性的揭示是统一的。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而他的唯物主义则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阐释的辩证法，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丰富性和系统性，并因此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肯定。但由于他们“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不会通过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和揭示辩证法，因而他们的辩证法必然带有浓厚的思辨性，无法达到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无法使辩证法具有现实性和具体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尽管能胜过旧唯物主义而发展了辩证法这个能动的方面，但他们“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至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往唯物主义者，虽然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先在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由于他们不是从社会化的人的感性活动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去看物质世界，自然无法理解和揭示物质世界的辩证法的意义。尽管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中可能包含某些辩证法的因素，它们也只能是直观的、素朴的（如早期希腊哲学家）或者思辨的（如斯宾诺莎）、抽象的（如费尔巴哈），最后必然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取代。
总之，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不仅因强调人的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而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还因强调人的实践使物质、自然的存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意义。它不仅因促使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得以发生而具有自然观的意义，还因促使人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与他人结成一定关系而具有社会历史观的意义。因此，不管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用其他名称来指称马克思哲学，都不能离开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否则就会划不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等人的辩证法的界限，就会偏离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意义，偏离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真实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都突出地表现在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教条主义者关注的是建立一个表面上严密完整、实际上是脱离实际的封闭的、僵化的哲学体系。他们实际上是按照近代哲学的思想框架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倒退到近代哲学的水平。修正主义者关注的是应付眼前事变而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原则，而这在哲学上往往通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他们实际上往往是按照某种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框架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上都脱离了这种哲学本身所固有的革命性，因而都不能正确理解革命实践对这种哲学的根本意义。
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突出优点也正在于他们坚持了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某一特殊的观点，而是其根本观点。脱离或坚持这个观点就是从根本上脱离或坚持马克思主义。30年前在我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正在于是否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涉及的是能否坚持实践的观点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肯定了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从根本上纠正了脱离实践的方向和路线上的错误，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和路线。
还要提及的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对社会化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高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趋势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必然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与马克思大致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也在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致力于实现这种变更。但他们只能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眼界使他们不能深刻而全面地理解人的实践的意义，他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总是包含着种种片面性和不彻底性，甚至包含着种种扭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亲身参与并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他们在哲学上的变更活动与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的活动是高度统一的，因而他们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比任何其他西方现代哲学流派都更为明确、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这种变更趋势，更为全面、彻底地实现了这种划时代的革命性变更。我在近些年来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已作过较多论证，此处从略。
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核心内容
现实生活和实践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整个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永无止息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的根本特征在于其时间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其根本观点蕴含着他所建立的新哲学必然是一种肯定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为根本特征的哲学，或者说以它们之间的发生和发展的现实过程为特征的哲学，也就是以时间性和历史性为特征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于肯定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先在性而属于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因与辩证法相统一被称为辩证的唯物主义，而从其以时间性和历史性为特征来说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当恩格斯谈到马克思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3]来超越费尔巴哈建立新哲学时，后者指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所说的“现实的人”正是通过实践而处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并与这种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人，关于这种人的“历史发展的科学”当然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建立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核心内容。
关于马克思如何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巴黎手稿》中对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分析开始，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的进一步论证，发展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的过程，许多学者作过非常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论证。我个人在这方面并无深刻和独到的研究，不应在此重复这些论证。我试图作出的补充只是：从把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作为参照系来看，可以发觉肯定时间性和历史性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是现当代哲学发展的普遍趋势。如果说各派西方哲学家都只是在某一方面以不彻底的方式体现了这种趋势，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则全面而深刻地体现了这种趋势，因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的整个哲学中必然具有核心地位。
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方面（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发展在现当代的普遍趋势）之一是它在不同程度上企图扭转由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意识（观念、精神）出发去构建无所不包的关于世界图景的完整体系的潮流，超越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特别是理性派思辨形而上学）的近代哲学的视野，而转向超越绝对化的理性界限的现实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就哲学所研究的存在的意义而言，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把存在当作实体、基础、本质转向当作活动、趋势和过程。后者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特征。所谓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各派哲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征。在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过程哲学等流派那里，这方面的特征都非常明显。例如柏格森认为真实的存在是生命之流（生命冲动），后者不是实体，而是过程，是时间的绵延；而过程、绵延也正是真实的历史性的体现。怀特海、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伽达默尔等人同样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强调时间性和历史性是一切真实存在的根本属性。孔德的实证主义具有较多的传统体系哲学的特点，但他同样企图用人类精神（智力）的历史发展来作为建立他的实证哲学的理论支柱。从批判理性主义以降的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更是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历史主义特征。但是，所有这些西方思潮对过程、时间性和历史性等的强调都偏离了唯物主义基础，脱离了现实的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脱离了作为人的一切实践的基础，甚至脱离了使人得以作为人存在、使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生产劳动，因而实际上不可能深刻地揭示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真相。他们有关这方面的理论都有很大片面性和局限性，最后必然转向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本质区别，主要就因为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早在《提纲》中就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4]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处于一定历史时代中的、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各种具体的联系。所以他说“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25]。当他在《提纲》中谈论“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时，其所指正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现实的人的活动。正是由于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特别是“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使他能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正确地揭示和解释人与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重新正确认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主客、心物、思有之间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适用于解释社会历史，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但是既然马克思正是由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而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更，那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只是社会历史观，而是他的全部哲学的核心内容。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由于受到一种长期被当作权威观点的影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种观点近年来受到一些人士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在哲学上首先提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到的马克思在哲学上的贡献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因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实际上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作为关于世界观、本体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唯物主义（如费尔巴哈）和唯心主义（如黑格尔）的根本之点，就在于它既不是以抽象的物质，也不是以抽象的精神为出发点，而是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社会的人的实践为出发点。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人与脱离人的抽象的自然的关系，而是社会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的关系。换言之，人被社会化、自然被人化。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以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这些都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怎样的核心地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的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并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来说，二者作为世界观和本体论的理论是相互包容的，既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又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换言之，这种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曲折历程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日起，如何看待这种哲学，特别是如何看待其根本观点和核心内容，无论在西方哲学家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内部，一直都存在激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受到各种扭曲，又通过克服这些扭曲而得到发展。
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的哲学家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人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不彻底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西方哲学家们更不理解，往往给其加上社会乌托邦之类罪名而予以简单否定。他们中有的人表面上赞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却又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他们自己的虚无主义的批判精神混为一谈，因而实际上仍然是扭曲和否定了马克思。一些当代后现代主义者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也往往有所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和强调的方面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等多方面的特殊因素。例如，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哲学中唯心主义泛滥。一些原有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以新的形态出现，一些试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界限的哲学流派往往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在工人运动中，以朗格、杜林为代表的一些人往往以工人领袖身份宣扬唯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维护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就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的要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批判唯心主义和论证唯物主义。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后，俄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念而倒向宗教唯心主义，特别是要求用马赫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否能坚持唯物主义影响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列宁也为此在这一时期特别关注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对唯物主义的论证。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唯物主义的强调绝不意味着他们像旧唯物主义者一样停留于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恰恰相反，他们一再强调他们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而这种统一只有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才能达到。这也正是他们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所在。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曲解他们的意思，把他们的哲学变更归结为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时，他们立即出来澄清。恩格斯就德国的情况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解决了。”[26]在法国和英国也有类似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与这些人划清界线。恩格斯一再提到，马克思为了与70年代末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别开来，不得不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7]恩格斯还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8]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那些只会贴唯物主义标签的人是多么鄙弃。列宁对那些只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而忽视辩证法的人同样给予了明确的批判。他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聪明的唯心主义比起愚蠢的唯物主义来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的著名论断以及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的许多著名论述都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只强调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忽视它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只看到物质和经济基础的作用，忽视意识和上层建筑的作用，这种片面性往往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源，而教条主义在遭到失败后往往又导致右倾机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出现的挫折往往与此相关。由此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并通过这种争论而取得进步。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爆发后，中西欧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利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各国共产党纷纷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先后发动了革命，但都遭到失败。为什么会如此？这显然与如何看待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与如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与辩证法的关系等问题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引起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其回答不尽一致，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出现。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非只是坏事，它至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思考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西斯势力的覆灭，众多东欧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的成功更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由此形成。然而，又是由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屡经曲折，苏东剧变意味着资本主义在那里公开复辟，社会主义阵营瓦解，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也陷入低潮。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其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毛泽东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后；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批判和克服了新的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这就是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