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rst Years
目前虽然幸福，但防备欠周。[2]
——弥尔顿
1898年冬，贝尔法斯特，我降生了。[3]父亲是位检察官，母亲是牧师的女儿。[4]父母只有俩孩子，都是儿子，哥哥长我三岁。[5]两个很不相同的血统，缔造了我们。父亲是他那个家族里获得职业身份的第一代人。[6]他的祖父，是个威尔士农民。他的父亲，白手起家，最初是个工人，迁居爱尔兰，最后则成了麦克利韦恩和路易斯公司[7]合伙人，“锅炉制造商、工程师和轮船建造商”。母亲本姓汉密尔顿，[8]前代出了很多牧师、律师、船员之类人物。而她母亲那一系，从沃伦家族（Warrens）向上追溯，血统一直会追至尸骨埋在“记功寺”的一位诺曼骑士。[9]生养我的这两个家族，其气质差异，一如出身。父亲那一族，地道的威尔士人，多愁善感，激动，夸张，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哭大笑，并无生活天分（talent for happiness）。汉密尔顿家族则冷静得多。他们清醒，冷峻，生活天分很高——就像常年出行的旅客，一上火车，就直奔最好座位。很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母亲那欢快而又平静的温情（affection）和父亲那大起大落的激情生活之间的鲜明对立。这就在我长大能给个说法之前，早已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对情感（emotion）的不信任和不喜欢，觉得它令人不适，令人尴尬，甚至充满危险。
我的父母，照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标准，都是书呆子或“聪明”人。[10]母亲年青时曾有望成为一名数学家，是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的学士。[11]我学法语和拉丁文，就是她启的蒙。她是好小说的贪心读者，我想，传到我手上的梅瑞狄斯[12]和托尔斯泰的著作，就是为她买的。父亲的品味绝然不同。他喜欢演说术，年青时在英国政治舞台上发表演讲。要是他有独立资产，定会瞄准政治生涯。在政治方面，若非他的荣誉感（sense of honour），正好还是堂·吉诃德式的那种，使他变得难于管理，否则，他还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他具有国会议员曾一度需要的很多天赋——举止得体，声若洪钟，心思敏捷，口才和记忆力。特罗洛普的政治小说，[13]对他尤为亲切；他对菲尼亚斯·芬恩[14]亦步亦趋，如今想来，那是在替代性地满足自己的渴欲。他也喜欢诗歌，但前提是其中有文采或悲愁成分，或两者兼备；我想，《奥赛罗》是他所钟爱的莎士比亚戏剧。几乎所有的幽默作家都能给他极大乐趣，从狄更斯到W.W.雅各布斯[15]不等。他本人也是我见识过的最会讲故事的人，几乎找不到对手。自成一家，依次扮演所有角色。扮相、身姿及手势，运用自如。他最幸福的时间，是跟我的一两个叔父，在密室里花一两个小时，“透透气”（我家那时对轶闻的古怪称呼）。我能自个挑书时就对之尽忠的那类文学，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一点兴趣。他们从未听过仙境的号角。[16]房子里，既没有济慈也没有雪莱的书，而柯勒律治的书则从未翻开。[17]倘若我是个浪漫主义者，那么，这怪不得父母。诚然，父亲喜欢丁尼生，[18]但却是写《悼念集》（In Memoriam）和《洛克斯利田庄》（Locksley Hall）的丁尼生。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吃忘忧果的人》（Lotus Eaters）和《亚瑟王传奇》（Morte d' Arthur）。母亲，听说根本不在意诗歌。
除了好父母，好饮食，以及一个可供玩乐的花园（那时仿佛挺大），我的生命里还有另外两桩福分。一个是奶妈莉齐·恩迪科特（Lizzie Endicott），她给我的童年记忆，无可挑剔，只有亲切、开朗和通情达理（good sense）。在那些日子，根本没有“老奶妈”的唠唠叨叨。由于莉齐，我们的根才扎进唐郡乡村。[19]我们因而自由出入于两个很不相同的社会圈子。拜她所赐，我一生都不会像某些人那样，错将文雅（refinement）等同于德性（virtue）。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已经理解了，一些玩笑可以跟莉齐开，但在客厅却不可能；而且一个人能有多好，莉齐简直就有多好。
另一桩福分则是哥哥。尽管长我三岁，但好像从来就不是兄长；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伙伴，更不用说是同伙了。然而，我们却大不相同。我俩最早的画（我都记不起有哪个时间，我们不是在不停画画）就揭示了这一点。他画的是轮船、火车和战斗；我画的则是，没模仿他，我俩所谓的“着衣动物”——儿童文学里跟人差不多的禽兽。他最早的故事——既然是兄长，他从画画转向写作就比我早了——名曰《小王爷》（The Young Rajah）。他已经把印度当作“他的国度”；“动物王国”（Animal-Land）则是我的。我并不认为，幸存下来的所有的画，都可以追溯到我现在所写的六岁之前，但其中有很多，不是以后画的。从这些画来看，我仿佛比哥哥天分好一些。小小年纪，我就能画出动感——那些形象看上去是真的在跑或战斗——而且透视也好。然而，无论是哥哥的作品还是我的作品，没有一笔是在追随美的观念（idea of beauty），不管是多么粗糙的美的观念。有动作，有滑稽，有创意；可要说构图，则一点踪影都没有，还有对于自然形体的惊人的无视。树看上去就像固定在柱子上的棉球，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俩知道花园里树叶的形状，我们可是几乎每天都在花园里玩的啊。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美的缺席（absence of beauty），是我们童年的特征。父亲这幢房子里，没一幅画引起我们注意，也没一幅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从没见过美的建筑，更没想过，建筑还可以是美的。我最早的审美经验，如果它们的确是审美经验，也不是这类；它们已经不可救药地浪漫（romantic），非关形式（formal）。[20]在这些早期岁月里，有一天，哥哥带了个饼干盒盖到婴儿房来，他在上面铺满苔藓，用树枝和花朵装点成一个玩具花园（a toy garden）或一个玩具森林。那是我一生最早见识的美。真实花园做不到的，这个玩具花园做到了。它令我意识到自然——不是作为形式与色彩的宝库，而是作为静冷、易逝、清新、生机勃勃的某种东西。[21]那一刻，我还没想到这一印象特别重要，但它很快在记忆里重要起来。只要我活着，我所想象的“伊甸乐园”（Paradise），总留着哥哥玩具花园的痕迹。每一天，我们所说的“绿岭”（Green Hills）[22]都伫立在那里，也就是婴儿房窗户所看到的卡斯里山余脉。山并不远，但对于孩子，却不可企及。它们教给我憧憬（longing）——希慕（sehnsucht）；无论是好是歹，它们使得我在六岁之前，就成了“蓝花”的信徒。[23]
审美体验若说稀缺，宗教经验则可说是付诸阙如了。我的书给一些人的印象是，我在严格而鲜活的清教主义中长大。这不是实情。他们教我常规之事，让我祈祷，也定期带我去教堂。我自然接受了他们所教，可是我记不起来，对之有多大兴趣。父亲，与其说是个严格的清教徒，不如说照19世纪和爱尔兰教会的标准，是个“高派”（high）。他的宗教路数，就像他的文学路数，与我自己后来的路数构成两极。传统的魅力以及《圣经》和《公祷书》的文字之美（所有这些品味，我很晚才获得），是他的天生乐趣（natural delight）；可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同样聪明的人，却如此地不在意形而上学。关于母亲的宗教生活，在我的记忆里，几乎说不出什么。总之，我的童年一点也不“彼岸”。除了玩具花园和绿岭，甚至连想象色彩都没有。在我的记忆里，这段时光平淡无奇。散文般的幸福，唤不起深切的怀旧之情——而当我回顾很不幸福的少年生活时，则常有此情。这段时光，不是现成的幸福（settled happiness），而是荣耀了过往的瞬间悦慕。[24]
总体上幸福快乐，但却有个例外。我最早的记忆，不是别的，而是一些梦魇。虽说这是那个年纪正好都有的苦恼，然而，对我来说依然怪乎乎的是，这么备受宠爱和呵护的童年，怎么经常向跟地狱不差上下的东西打开窗户。我的噩梦有两种，一些关乎幽灵，一些关乎昆虫。这第二种，无与伦比地糟糕；时至今日，我宁愿遇见幽灵，也不愿碰见狼蛛。还是时至今日，几乎还会发现，我打心底还在为自己的恐惧症提供正当化或合理化证明。正如欧文·巴菲尔德[25]有一次给我说的那样，“昆虫之恼人，是因为它们像法国机车——一切机件都露在外面”。“机件”——就是苦恼所在。其棱角分明的肢体，一顿一跳的运动，干巴巴的金属声，这一切都提示我，要么是机器有了生命，要么是生命退化为机械。你也可以补充说，在蜂巢和蚁穴，我们可以发现，这二者都完全实现。这正是我们中间有些人，为我们这一物种最梦寐以求的——女性统治和集体统治。在这段恐惧史里面，有件事值得记载。很晚以后，我十几岁时，因为阅读卢伯克[26]的《蚂蚁、蜜蜂和马蜂》，我才对昆虫有了短暂的真正科学兴趣。别的学业很快就将它挤了出去；然而只要我的昆虫学时期还在继续，恐惧就几乎完全消失，因此我倾向于认为，真正客观的好奇心，往往有此清洗功效。[27]
拿更质朴的一代人都会诊断出来的病因——我的婴幼读物里的一幅可恶插图——来解释我的恐惧，我担心，精神分析师可能不会满意。那图上有个侏儒儿童，一种拇指汤姆，站在毒菌上。其下是一只比他大出好多的鹿角虫，虎视眈眈。这就够糟糕了；然而还有更糟糕的。甲壳虫的两角，用纸板条做成，用一个枢纽固定在纸板上。在其背面拨动一个鬼装置，你可以使得它们像螯一样一开一合——咔嚓咔嚓——我写这段时，依然如在目前。母亲，平素那样明智，怎会容许这种可恶玩艺儿进入婴儿房，真是难以理解。除非，的确（因为现在一丝怀疑掠过心头）除非这幅图景本身就是噩梦的产物。然而，我并不以为然。
1905年，我7岁，发生了生命中头一个大变迁。我们搬家了。我揣测，父亲事业发达，于是决定离开我生于其中的联排别墅，给自家盖一所更大的房子，更深入到那时的乡村。[28]“新屋”（New House），我们多年一直这样叫它，即便照现在的标准，也的确是座大房子；在一个孩子眼中，与其说像座房，还不如说是座城。就我见识所及，父亲上当受骗，能力过人。这次被建筑商骗得很惨。排水系统有问题，烟囱有问题，每个房间都会漏风。然而这一切，对一个孩子都没事。对我来说，这次搬迁的重要之处在于，生命背景变得广阔了。新屋几乎是我故事里的一个主角。长长的走廊，空荡荡的房间洒满阳光，二楼房间阒无人声，一个人在阁楼上折腾，储水箱和水管隐约咕咕作响，风钻过瓦缝呜呜鸣叫。我就是其产物。我也是无尽的书的产物。父亲读过的书都是买的，而且从来不清理任何一本。书房里是书，客厅里是书，衣帽间里是书，楼梯平台的书架上是书（摆两重），卧房里是书，阁楼上的书摞得跟我肩头一般高。反映了父母转瞬即逝之兴趣的书籍，形形色色，有的可读有的不可读，有的适合儿童有的最不适合。我百无禁忌。在大雨好像无休无止下个不停的午后，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又一本。我保准总会找到一本新鲜的书，就像一个人走进田野，总会发现新草叶一样。搬到新屋之前，这些书在哪里，直至写这一段，我才想起这个问题。答案，茫然无绪。
就门外风景而言，房屋地点是经过精心挑选。从前门眺望，广阔田野向下延伸，直到贝尔法斯特湾。越过海湾，则会望见连绵不绝的安特林山脉——戴维斯山、科林山、卡弗山。曾几何时，不列颠是世界运输公司，海湾泊满船只；这令我们喜出望外，尤其是哥哥。晚间汽笛声，现在依然能勾起我的全部童年。房屋背后，是比安特林山脉更苍翠、更低矮、距离更近的霍利伍德丘陵。不过，直到很晚以后，它们才赢得我们的注意。西北方的景致，首当其冲；夏日，山后落日霞光万丈，宿鸟归飞。在此四周景致之中，变数悄然而至。
起初，是哥哥打点行囊，远赴英格兰一家寄宿学校。于是每年的大多时日，他都被移出我的生活。他假期归来给我带来的狂喜，我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别离时他身上有什么沮丧，却一点记忆都没有。他的新生活，没在我俩之间造成间隙。同时，我在家继续接受教育。母亲教我法文和拉丁文，一位优秀家庭女教师，安妮·哈珀（Annie Harper），教我别的。这位温柔而又谦逊的小女人，我那时竟当作怪物。然而就我记忆所及，那是我不义。她是个长老会教友。[29]有一次，她在算数和抄写之间插入的大段讲解，在我记忆里，第一次把有些真实感的彼岸带给我的心灵。不过，还有很多事情，我更想说说。在我的真实生活里——或者记忆所记载的真实生活——孤独与日俱增。的确有很多人，我可与之交谈：父母，跟我们同住、未老先衰有些耳背的祖父路易斯，女仆，有些嗜酒的老园丁。我相信，我就是个让人受不了的话匣子。然而，孤独几乎总是随时待命，有时在花园，有时在房子里。我已经学会读和写；我有一大堆事情要做。
促使我写作的，是我为之苦恼不已的极端手拙。我将这归咎于父亲遗传给我们兄弟俩的生理缺陷。我们的大拇指，就一个关节。最上面的那个关节（离指甲最远的那个）看得见，但是个样子货，无法弯曲。姑且不管原因是什么吧，反正打我一出生，老天就让我在制作物件方面无能为力。铅笔和钢笔，我的手应用自如。我也能很好地打个领结。可对于工具、球拍、枪支、纽扣或酒钻，我往往是孺子不可教也。正是这迫使我写作。我憧憬手工制作，制作轮船，房子，机械。有多少纸板和剪刀被我糟践，最后以无望的失败眼泪而告终。作为救命稻草，或作为权宜之计，我被迫去写故事；朝着我会得到认可的那种欢乐世界，做点小小的梦。比起儿童桌上曾经有过的最好的纸板城堡来，在故事中营造城堡，你更能曲尽其妙。
我很快就宣布一方阁楼归我所有，将它弄作“书房”。墙上挂了些画，或是自己手笔，或是剪自杂志圣诞号的彩色图片。这里，我放上自己的钢笔、墨水瓶、正在写的书和画箱。这里：
受造之物将复何求
赏心乐事予取予夺[30]
我的第一批故事在这里写就，展示，志得意满。它们试图综合我主要的两项文学乐趣——“着衣动物”（dressed animals）和“铠甲骑士”（knights-in-armour）。其结果是，我写的是老鼠骑士和兔子骑士，披挂上阵，要去追杀的也不是什么巨人，只是猫儿。然而，系列化的苗头（the mood of the systematiser）在我身上已经很浓了；这一来头使得特罗洛普为其巴赛特郡系列小说费尽心血。[31]哥哥假期归来，这时诞生的动物王国就成了一个现代动物王国。它若要成为我俩共有的国度，就不得不加上火车，轮船。这样一来，我的故事所写的中世纪动物王国，就必须是同一国度的早期阶段；这两个阶段，当然必须接上茬。这引我从写浪漫传奇（romancing）走向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我着手写一部动物王国通史。尽管这项有益工作（instructive work）的现存版本就不止一个，但我从未将其成功接续到现代；当一切事件都不得不出自史家头脑时，数个世纪的时间都要做填充。不过在这部史书里，还是有个得意之笔。我用来填充故事的那些个骑士冒险，在这里只作约略暗示，读者也就会警觉，它们或许“只是传说”。不知怎地——天知道是怎地——即便在那时我就认识到，对史诗素材，史家应取批判态度。从历史到地理，仅一步之遥。很快就有了一幅动物王国地图——好几张图，大致成为一体。接着，动物王国不得不与哥哥的印度毗邻，其结果是，将印度从真实世界的方位上拿了出来。我们将它弄成一个岛屿，其北海岸就是喜马拉雅山；在它与动物王国中间，哥哥迅速安排了主要航线。很快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及地图，地图将我颜料盒里各种颜料，逐一用过。那个世界里我们自认为属于自己的那些部分——动物王国和印度——渐渐住上了相应居民。
这些时日所读之书，虽很少淡出记忆，可不是全都依然钟爱。柯南·道尔的《奈杰尔爵士》，[32]令我初次对“铠甲骑士”心生神往，可我从来不愿重读一次。现在更谈不上去读马克·吐温的《在亚瑟王廷的康州美国人》了。[33]可在那时，这书是亚瑟王故事的唯一来源，我为其中体现出来的浪漫元素欣喜若狂，毫不顾忌流俗对浪漫元素的不屑。比这两本书情况好一点的，是伊迪丝·内斯比特的三部曲：《五个孩子与一个怪物》，《凤凰与魔毯》及《护身符的故事》。[34]最后一本于我，厥功至伟。它让我第一次睁眼看古代，看“过去时光幽暗的深渊”。[35]现在读起来，依然兴致勃勃。配有大量插图的完整版《格列佛游记》，那时是我的所爱。父亲书房里差不多有一整套《笨拙周报》（Punches），我几乎不知翻过多少遍。坦尼尔（Tenniel）[36]笔下的俄罗斯熊、英国狮和埃及鳄鱼等等，则满足了我对“着衣动物”的激情，同时，他画植物时的马虎和因循，则强化了我自己的弱点。接下来就是比阿特丽克斯·波特[37]的书，其美永驻。
显然，这段时日——六七八岁的光景——我基本上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些岁月里的想象经验，在今日之我看来，比别的任何事物都重要。因而，在诺曼底度过的那个假日，也就无足挂齿了（虽然仍记忆犹新）；倘若把那个假日从过去切除，我依然是现在的我。不过，想象（imagination）一词太过含混，我必须做几点澄清。想象或指空想的世界（the world of reverie），白日梦，一厢情愿的幻想（wish-fulfilling fantasy）。这我就太了解了。我常想象着自己，剪了一幅好图。不过，我必须坚持，这是与发明动物王国截然不同的举动。动物王国（Animal-Land）根本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幻想（fantasy）。我可不是住在里面的一个人物。我是其创造者，不是获准入境者。发明（invention）与空想（reverie）本质不同；要是有人看不出其间差别，那是因为他们对于二者，全无体验。谁体验过它们，谁就会理解我。在白日梦中，我将自己训练成一个蠢蛋；而为动物王国绘制地图编写历史，我将自己训练成一个小说家。切记，是小说家，不是诗人。我所发明的世界，（对我而言）充满了趣味、喧嚷、幽默及人物；可是，其中并无诗歌，也没有浪漫传奇。它甚至平庸得出奇。[38]因而，如果我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想象一词，这也是三义之中最高远的一个，那么，这个发明出来的世界就不是想象的。不过，某些别的经验却是想象的，我现在想努力记述它们。记述这类经验，虽然特拉赫恩[39]和华兹华斯做得更好，可是每个人必须讲述自己的故事。
首先是对一段记忆之记忆（the memory of a memory）。一个夏日，站在繁花似锦的一棵醋栗藤旁，心中突然升起了那段记忆，记起来在老屋里，一大早，哥哥带着他的玩具花园（toy garden）来婴儿房。这段记忆无端而来，仿佛不是几年前的事，而是几百年前。很难找到强有力的文字，来形容心头掠过的感受（sensation）；弥尔顿笔下伊甸园的“无限的幸福”[40]（全取“无限”一词之古义），差可近之。当然，那是一丝渴欲（a sensation of desire）；可是，渴欲什么？肯定不是渴欲布满苔藓的饼干盒，甚至也不是渴欲昨日重现（尽管为之魂牵梦绕）。“寤寐求之”[41]——尚不知晓我到底在渴欲什么，渴欲本身就已消逝，整个那一瞥（the whole glimpse）消失不见。世界又变得平淡无奇，或因方才停止的对憧憬之憧憬（a longing for longing）而扰攘不安。虽然只是那么一瞬间，可在某种意义上，任何别的事情与之相比，都无足轻重。
第二次瞥见（the second glimpse）则来自《松鼠纳特金的故事》（Squirrel Nutkin）。仅仅来自它，虽然波特的书，我全都爱。其余的书，只是娱乐；这本书则给人当头一棒，它是个麻烦（trouble）。它给我的麻烦，我只能形容为“秋意”（the Idea of Autumn）。说有人会迷恋一个季节，听上去虽奇奇怪怪，可这差不多还就是实情；而且，跟从前一样，这体验也是一种强烈渴欲。我重回此书，不是为满足渴欲（这不可能——一个人如何能坐拥秋天？），而是唤醒它。在这体验中，也有着同样的惊奇（surprise），同样感到其重要无法估量。它跟普通生活甚至普通快乐，大不一样；恰如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是“另一维度”的某种东西。
第三次瞥见（the third glimpse）来自诗歌。我曾对朗费罗[42]的《欧拉夫王》（Saga of King Olaf）情有独钟：钟情其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钟情其音调铿锵。也就在那时——跟这些乐趣颇不相同，有点像远楼上的歌声——偶尔闲翻此书，发现了《泰格纳尔哀歌》的无韵译文，其中写道：[43]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叫喊，
“漂亮的巴尔德尔
死了，死了——”
我对巴尔德尔一无所知；[44]可是瞬时间，我被提升到辽阔的北方天空，我在欲求着某种无可名状的东西（除了说它冰冷、广阔、严酷、苍白、辽远外）。这欲求之强，几近成病。接着，一如别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在同时既放弃这一渴欲却又期望重回其中。
读者诸君若在这三桩轶事里找不到丝毫兴趣，大可不必再读本书，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生命的核心故事不是别的。至于仍打算往下读的读者，我只会重申一下这三种体验的共同品质：它关乎一种未满足的渴欲（unsatisfied desire），这一渴欲本身比任何别的满足更为可欲（desirable）。我称之为悦慕（joy）。这是个专门术语（a technical term），必须与幸福（Happiness）与快乐（Pleasure）明确区分开来。（我所说的）悦慕，与幸福及快乐二者之共通之处，其实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任何人只要体验过它，就还想再体验一次。除了这一事实，就悦慕之品质而论，几乎最好称之为某一特定种类的不幸或悲伤（a particular kind of unhappiness or grief）。可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拿不准，任何人尝过悦慕滋味，假如悦慕与快乐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会不会用尘世的一切快乐来换取它。只不过，悦慕从未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快乐往往则是。
我一点都拿不准，方才所谈之事，到底是发生在我现在必须去谈的巨大变故之前还是之后。一天晚上，我病了，因头疼和牙疼而啼哭，为母亲没来看我而伤心。那是因为她也病了；而且奇怪的是，她房间里有许多医生，人声嘈杂，出出进进，房门开了又闭闭了又开。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接着，父亲来到我的房间，满脸泪痕，想向我受惊的心灵传递从未想过的事情。母亲患的绝症，绝症自行其道；手术（那时手术就在病人房间里做），康复迹象，病魔卷土重来，病痛变本加厉，死亡。父亲从这场变故中，从未完全回过神来。[45]
跟长辈相比，孩子们所受折磨一点不轻（我想），只是不一样而已。对于我们这两个孩子，母亲辞世之前，其实就有了丧亲之痛。当她慢慢退出我们的生活，落入护士和吗啡之手，神志不清，当我们变得像个外人，变得碍手碍脚，当房子里充满了怪味、喧嚷和不祥的悄悄话时，我们就渐渐失去了她。这就有了两个进一步的结果，其一特别的恶，其一特别的善。它让我们既与父亲分隔，又与母亲分隔。常言道，共同悲伤会让人更加亲近；当共此悲伤的人年龄悬隔之时，我则很难相信，它常会有此果效。假如我可以信赖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么，眼见大人们的悲苦及恐惧，在孩子们心里的效果就只是吓呆（paralysing）和疏远（alienating）。这或许是我们的错。假如我们这两个孩子再乖一些，那时，我们或许能减轻父亲所受的折磨。我们当然没有这样。他的神经从来就不是最坚强的那种，他的情感总是失去控制。焦虑之下，他脾气反复无常；说话粗野，行事不公。因而，由于命运出奇地残酷，这几个月里，这个不幸的男人，要是他知道的话，其实不只失去妻子，而且失去了儿子。我们弟兄二人，为使生活差可忍受，越来越相依为命，越来越排外；我们只信赖彼此。我料想，我们（或者说我无论如何）当时已学会跟他撒谎。曾经使得这座房屋成其为家的每样东西，都光景不再；除了我们彼此。我们一天天地愈加亲密（这是其善果）——在冰冷的世界，两个吓坏了的刺猬依偎在一起，彼此取暖。
童年之悲伤，因别的苦痛（miseries）而变得复杂。那时，我被领到卧室，母亲躺在那里，死了；他们说，让我“去看她”，而我即刻认识到，实际上是“去看它”。大人们称之为“失形”（disfigurement）的东西，母亲没有。可是，死亡本身就是整个失形。时至今日，我还是不知道，当人们口称遗体美丽，是什么意思。相比于最可爱的死者，最丑陋的生者也是个美丽天使。至于棺木、鲜花、灵车、葬礼，接下来的这些全部行头，我的反应只是反感（horror）。我甚至给一位舅妈，大讲一通丧服之荒唐。那说话神气，在绝大多数大人看来，既全无心肝又少年老成。要知道，那可是我们亲爱的安妮舅妈呀，舅舅的加拿大妻室，几乎和母亲本人一样通情达理，一样阳光。从那时起，我就对葬礼之小题大做（fuss）和循规蹈矩（flummery）感到厌恶。由此厌恶入手，或许会追溯至我身上的某样东西——虽然我现在会认为它是缺陷，但却从未完全克服。这就是反感一切公众行为，反感一切集体事务，对仪式的土包子式抵触。
一些人（但不是我）会以为，母亲辞世是个机缘，诱发了我的首次宗教经验。就在宣布她的病情无望之时，我记起了我曾被教导说，诚心祷告会得应允。于是，我靠意志力，让自己树立牢固信念：为母亲康复祷告会如愿以偿；如我所想，牢固信念是树立了。当她还是离我而去之时，我就换个阵地，力图使自己相信会有神迹。有趣的是，除了失望本身，我的失望再没产生任何结果。神迹并未发生。不过，不管用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于是就再没多想过它。现在想来，真相就在于，我当时自以为有的那个信念，本身太过非宗教（irreligious），因而不会产生任何宗教革命（religious revolution）。我接近神或我对神的观念，没有爱，没有敬畏，甚至没有惧怕。在我心中的神迹画面里，祂之出现，既非救世主，也非审判者，而只是一个魔法师；我想，当祂做了我祈求于祂的事，祂就会——这么说吧，利利索索走人。我从未想过，我恳请的这种非同一般的接触（tremendous contact），其后果，可不止是恢复原样。我想，这种“信仰”常常诞生在儿童身上，其失望在宗教上无足轻重；那些所信的事情，即便如儿童所构想的那样，如愿以偿，这些事也没有宗教份量。
随着母亲离世，一切现成的幸福（settled happiness），一切平静又可靠的东西，都从我生活中消失了。生活中还会有许多欢笑，许多快乐，还有悦慕的多次刺痛（many stabs of Joy）；却再也没了以前的安全感。生活如今成了海洋和岛屿，大陆已像亚特兰蒂斯一样沉没了。[46]
一百年前，贝尔法斯特是只有两万多人的小镇；到杰克·路易斯出生时，已经发展成一个35万人以上、充满活力（不过政治上是分裂的）的城市。造船业是这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杰克的童年期间，贝尔法斯特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在船坞干着这样那样的工作——而如果说都柏林是爱尔兰的政治和文化首都，那贝尔法斯特显然是它的工业与经济发电站。贝尔法斯特成为新兴富人和新型资产阶级繁荣发达的地方，而路易斯家族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成为热爱书籍和艺术的小圈子的一部分，这批人将文化的丰富性和敏感性带到这座钢铁和船坞的城市……（第18—19页）
上文中的杰克·路易斯，即C.S.路易斯。四五岁时，路易斯就向家人宣布，以后他不叫“克莱夫”（Clive），叫“杰克”（Jack），此后，亲友均称路易斯为杰克。
“仙境的号角”一语出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一首诗——
听，听啊！多么清脆，又多么清晰，
又清脆了些，清晰了些，那声音渐渐传远！
哦，甜美的天籁，远离悬崖绝壁，
仙境的号角已若隐若现地吹起。
——它包含了日后对于路易斯是亲切的某种东西，浸透在《纳尼亚》故事里的某种东西，而且它的确浸透了他生活中的许多时光。（第30页）
关于“仙境”究竟何意，可详参《纳尼亚人》第30—33页。
憧憬是浪漫主义渴望的形式，是它的全部诗歌之母……诺瓦利斯给它起了一个著名的神秘的名字“蓝花”。但是，这个名字当然不能按照字面来理解。蓝花是个神秘的象征，有点像“ICHTHYS”——早期基督徒的“鱼”字。它是个缩写字，是个凝炼的说法，包括了一个憔悴的心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所以，我们还没有找到它，它早就冲着我们闪闪发光了。所以，我们还没有看见它，早就梦见它了。所以，我们时而在这里预感到它，时而在那里预感到它，原来它是一个幻觉；它刹那间混在别的花卉中向我们致意，接着又消失了；但是，人闻得到它的香气，时淡时浓，以致为它所陶醉。尽管人像蝴蝶一样翩翩飞舞于花丛之中，时而停在紫罗兰上，时而停在热带植物上，他却永远渴望并追求一个东西——完全理想的幸福。（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07—208页）
一种乐趣，只有在回忆中才会变得成熟。……按你的说法，就好像乐趣是一件事，回忆是另一件事。其实都是一件事。……你所说的回忆，是乐趣的最后部分……你和我相遇的时候，会面很快就结束了，什么也没有，事后我们回忆起来，就慢慢有了点什么。但我们仍然对此知之甚少。当我躺下来死去的时候我会怎样回忆它，它在我生前的所有日子里对我的影响——那才是真正的会面。刚才说的会面只是它的开始。（马爱农译，2011，译林出版社，第100页）
最精彩的诗句，只有通过后面的所有诗句才会变得精彩完美。（第101页）
弗洛拉·路易斯有一份日历，上面的每一天都引有莎士比亚的句子；她去世那一天的日历上写着出自《李尔王》（King Lear）的一段话：
人们的生死
都不是可以勉强得到的，
你应该耐心忍受天命的安排。
路易斯家族保留了这一页，以此纪念阿尔伯特所称的“上帝赐给男子的最好的女子、妻子和母亲”。五十五年后，沃尼将前面几个字——人们的生死都不是可以勉强得到的——刻在了他兄弟的墓上。（第24页）
其中阿尔伯特是路易斯的父亲，沃尼是路易斯的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