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主体、途径和特点
一、传播的主体
文化传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与人的关系不大，它往往是一种或几种文化特质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比如借助于印刷品和现代传媒。另一种类型则伴随着一定规模的移民，在一些情况下表现为两种文化全面而持续的接触。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以后一种类型为主，且占有绝对优势。谈到文化传播的主体——移民，后一种类型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种亚型，其中一种亚型的主体是旅俄归国华侨及其子女。
19世纪末叶以前就有华人生活在俄罗斯，《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旅俄华人纷纷回到国内。特别是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发生后，俄罗斯境内的华人已所剩无几。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开禁”放垦，大批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北上进入这一地区。伴随着俄罗斯移民从西、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一部分汉族移民继续北上，越过中俄边界，进入俄境。进入俄境的中国人最初主要集中在远东地区南部。据统计，1858～1860年，俄罗斯滨海省和阿穆尔省共有中国人常住人口6300人，流动人口2000～3000人。 另有部分移民从山东半岛乘船直接进入俄罗斯在远东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同闯关东一样，中国人称进入海参崴为“闯崴子”。据统计，1885年，包括海参崴在内的乌苏里边区，中国人的常住人口已超过10000人，流动人口达4000人。 1908年，海参崴共有旅俄华人36700人。
中国人进入俄罗斯还有一种情况，即随着西伯利亚的开发，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俄罗斯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仅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中东铁路公司就招募了10万华工。他们除一部分留在中东铁路做工外，大部分进入西伯利亚，特别是远东地区。 到1910年9月，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工已达111466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罗斯政府招募华工的举措迅速升温。到十月革命爆发前夕，旅俄华人已达40万人。
生活在俄罗斯的华人受周围大文化环境的影响，逐渐学会了俄语，生活习惯也已大半俄罗斯化。他们中的一部分娶俄罗斯女子为妻，所生子女的身上更多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十月革命后若干年，旅俄华侨及其子女大部分回到国内，特别是东北地区，由此把俄罗斯文化带入这一地区。
1998年夏季，我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做田野时，住在QCH（尼古拉，1926年出生，已去世）老人家。老人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老人出生在俄罗斯，10岁那年回到中国，但那时他还不会讲汉语。老人回忆说，他回到中国的当天，第一次吃中餐，面对摆在餐桌上的筷子，他困惑地问：“吃饭还用‘棍子’吗？”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类移民与进入东北地区来自俄境的其他族群相比，都是少数，在俄罗斯文化的传播上也不如后一类移民作用大。
从俄境进入东北地区的族群以俄罗斯人（俄罗斯侨民，简称“俄侨”）为多，俄罗斯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也主要与他们有关。哈尔滨曾是俄罗斯侨民在东北地区的最大聚居地，1922年是俄侨在哈人数最多的一年，据统计，这一年在哈俄侨高达155402人。 内蒙古额尔古纳地区是俄侨在中国又一大聚居地区。尽管“九一八”事变之后，俄侨人数大为减少，但到1953年统计时，当时的额尔古纳旗仍有外侨（包括苏侨和无国籍侨民 ）1805户8686人。
除了俄罗斯人，来自俄境的族群还有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等等。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本来就与俄罗斯人没有太大的差别，生活在俄境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就更具有俄罗斯人的特点。犹太人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民族，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除保留犹太教信仰和民族认同外，文化的其他方面则与所在国主体民族共享。生活在俄罗斯的犹太人说俄语，生活习惯基本同俄罗斯人一样。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生活在贝加尔湖东部和南部的草原上，本来在文化上与俄罗斯人没有什么共同之处。17世纪以后，由于受俄罗斯人的统治和影响，其文化也融进了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文化特质。十月革命后，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移居呼伦贝尔草原，由此把他们的文化，连同被整合了的俄罗斯文化带到了这里。 在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他们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特别是在以蒙古族为主要传播和接受对象时。
二、传播的途径
来自俄罗斯的各族群以及旅俄归国华侨走到哪里，就把俄罗斯文化带到哪里。但俄罗斯文化并不局限于在上述族群（包括旅俄归国华侨，下同）内部的延续，否则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就不会有那样大的影响。
俄罗斯文化要向外传播。首先是那些与上述族群发生直接接触的人或人群部分接受了俄罗斯文化。从现在的民族成分来看，这些人或人群主要是汉族，其次是蒙古族和鄂温克族（雅库特部和通古斯部），还有满族、朝鲜族。具体说来，主要有四种途径。
首先是家庭内部的传播。移民到东北地区的俄罗斯人有一部分，主要是妇女，与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他们大部分是单身汉）组成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汉文化由男子一方向女子一方传播，俄罗斯文化由女子一方向男子一方传播，而双方所生子女从小就兼备汉、俄两种文化的特点。
其次是发生在邻里之间，即那些与俄罗斯人为邻的中国家庭，受俄罗斯人影响，接受了部分俄罗斯文化，包括生计方式（如饲养奶牛、定居放牧）、语言、服饰、饮食、民居（外部结构和内部格局）、卫生习惯等。
再次是通过学校教育而使俄罗斯文化在中国学生中传播。从我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新中国成立前，在许多中俄混居的社区（不包括大城市）都只存在俄语学校，而无汉语学校。例如在中东铁路西线的博克图、扎兰屯两地，1902年即分别设立了俄侨小学各一所。而在当时，两地都没有中国人开办的汉语学校。十月革命后，俄语教育发展迅速。到1925年，博克图已有苏侨学校八所，扎兰屯有四所。 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除了俄侨子女、中俄混血儿外，也有部分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在学校除学习俄语外，也学习俄罗斯文化，包括俄罗斯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等。甚至受周围俄侨学生的影响及校方和老师的规范，在穿着打扮、饮食、卫生习惯、待人接物等方面也部分俄罗斯化了。
最后是发生在企事业单位内部。在东北地区，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前30年，有许多俄国人开办的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除雇佣本国人外，也雇佣中国人。在有的企业，中国人甚至超过了俄国人（主要是那些大型的工业企业，俄国人主要处在企业的管理层和技术层，而大量的体力劳动则主要由中国工人所承担）。在这些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中国人被要求或受影响，从而接受了部分俄罗斯文化。
以上四种途径，以第一种途径，即家庭内部传播的力度最大，其他三种途径则较为逊色。
除了那些与俄罗斯人发生直接接触的人或人群外，俄罗斯文化也传播到其他人群中，主要是那些直接接受俄罗斯文化的人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过去的，属间接传播。因此，俄罗斯文化在这些人中的影响也远不如那些与俄罗斯人发生直接接触的人或人群。但俄罗斯文化在这类人群中的传播，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俄侨大规模离开中国以后还在发生，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未中断。
我20岁之前生活在一个距哈尔滨60公里的小县城。那里至今不通火车，俄罗斯文化很难直接抵达那里。拿民居来说，在我的记忆中，“文革”后期，那里的人们普遍把满―汉式上下扇的窗户改为西洋立式合页窗，冬季普遍在室内安置了火炉（红砖砌或白铁皮制），从而取代了传统的满族火盆。个别人家在室内铺了地板，地板上刷油漆。以前扫地用笤帚，现在拖地用墩布。甚至冬季室外用于储菜的地窖也改在了室内地板下面，这种地窖夏季可做冰箱用。这一切都是从俄罗斯人那儿学来的。
总之，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梯。首先是在来自俄罗斯的各族群内部延续；其次是向与上述族群发生直接接触的人或人群传播；最后主要是通过上述人和人群向他们以外的人群和地区传播。一个是延续，一个是直接传播，一个是间接传播。
三、传播的特点
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主要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被归入近、现代，因此，有关“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当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专题。
近代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各国文化纷纷在中国传播。除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新疆传播外，又有英美文化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的传播，法国文化在两广地区的传播，德国文化在山东的传播等等。
与上述西方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有些什么特点呢？
首先，在文化传播的两种基本类型上，后一种类型，即伴随着一定规模移民的类型在英美、法、德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占优势。比如基督教（英美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就与移民无关。只有个别不畏艰险的传教士深入到当地的深山密林，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但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其次，在文化传播的主体上，英美、法、德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并无旅外归国华侨这一移民类型。
再次，虽然近代英美、法、德等国在中国也有一定数量的移民，但就移民的规模来讲，这些国家都无法与俄罗斯相比。例如新中国成立前曾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辟有租界，但据1927年统计，生活在租界内的全部外国侨民不过8142人。又如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据有其市区面积之大部分，但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19世纪60年代只有2000多人，1925年也不过37000人。 而在哈尔滨，1922年，俄侨总数高达155402人，其他国家侨民数量则分别为：英国182人，美国106人，法国83人，德国112人，意大利45人……
在某些地区，俄罗斯移民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人的数量。在额尔古纳地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当地主要有两类村庄，一类是俄侨居住的村庄，一类是中俄混合家庭及其子女居住的村庄。在哈尔滨，俄侨人口最多的1922年（155402人）中国居民只有126952人 。 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很多地区都存在这种情况。
由于在上述地区俄罗斯移民的数量超过了中国人的数量，加之俄罗斯文化在当时又是一种强势文化（由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整合了来自西欧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因此，在这些地区，俄罗斯文化之于中国文化，因其全面、持久的影响而使中国文化发生变迁就成为必然。西方人类学者称这种变迁为“涵化（acculturation）”。在中国其他地区，英美、法、德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始终没有出现涵化现象。
2002年8月，我在内蒙古满洲里—— 一个处在中俄边界的小城，对归国探亲的中俄混血人弗拉基米尔?格罗莫夫（ZXD，73岁）老人进行了访谈。老人是1980年离开中国到澳大利亚定居的。此前老人生活在中东铁路西线一个叫哈克的村庄（小镇）。再往前，老人的生活地为西哈——哈克以西一个比哈克还小（五等小站）的地方。老人虽然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但直到十三四岁才开始学说汉语。老人在当地俄侨开办的学校上过五年学，学的是俄文。直到“土改”以后，老人参加扫盲班，才学习了中文。
最后，英美、法、德在中国的移民一般只限于社会上层，包括政治、工商、工程技术、文化各界人士，移民到中国的下层人士（主要是贫民）很少。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上述国家移民与中国人之间的通婚，由于社会地位、阶级、种族等因素的限制而不可能发生（个别情况除外）。相反，移民到中国的俄罗斯人除少数上层外，大多数都是贫民（包括破落的上层人士），特别是农民。
俄罗斯贫民（农民）最早出现在中俄边界中国一侧。十月革命后，又大量出现在中东铁路沿线，包括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由于俄罗斯贫民大量涌入中国，加上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中、俄两国移民之间的通婚现象便发生了。由此使俄罗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又多了一个渠道，即家庭传播的渠道，而这种渠道之于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渠道所无法比拟的。
就贫民，特别是农民本身来讲，她于一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比之同一族群的上层还要大，因为贫民更容易接近其他族群或使其他族群与之接近，这不仅仅表现在中俄通婚这个问题上。此外，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包括品种、技术、工具在内的一整套庞大的农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