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还没有签下一份合同。然而我拥有霉菌，上百公斤，更不用说面包屑了。
真相是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家务事，所以我决定先要一部分预付款，当然毫无疑问要等到莱昂纳多的回复之后才能拿到钱，然后我要开始寻找某个可以帮助我的人。
为了避免那种性感喜剧才有的复杂性，我会致力于寻找一个老女人。对她的第一个要求：身高过一米七五，超重，嘴里呼出的口气里还混杂着前一天第二道菜的味道，双手沾满了漂白粉；另一个要求：能够展示出和我母亲同样的乌托邦式的治愈人的那种冲动，但稍微放宽一点点的自由。在我的回忆里，那种服务是侵犯一个青少年私密生活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我可以把任何东西藏在我的房间里，从最无关紧要的爱情卡片到一大堆手榴弹，只要在每个星期的某一天，一般来说是星期三，把这些东西藏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因此在星期三，无论下着雨或者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无论在经济大萧条时代或者无忧无虑的繁荣时代，无论战争、地震，还是国际外交危机，我们的房子都会像袜子一样被翻过来，我的私人物品被暴露于公众，它们需要被除尘、清洗、杀菌，那是一种神圣的紧迫感。有几次当我从学校回来，在楼道里就可以闻到那股清洁的味道，从我刚刚踏进家门的那一刹那，甚至连洗手都需要经过谨小慎微的协商。
“你注意不要再弄湿水池了，我刚刚清洁过。”我母亲命令道，却没有补充说明该如何打开水龙头却不弄湿水池。
“那我应该怎么洗？”我绝望地问道。
“你自己想办法。”
正因为受到那些来自母亲悖论式的折磨，我决定向离我那个破房子最近的人寻求帮助。
“你应该去请破布小姐帮忙。”萨巴蒂诺不假思索地说道。
“那么我在哪里能找到她？”
他指着他曾经工作过的咖啡馆，就在那边几百米远的地方：“如果你抓紧点，也许你还能说服她。”
“说服她？”我的嘴唇里钻出一丝微笑，“但是我只是在寻找一个清洁女工……”
萨巴蒂诺用他那没有光泽的眼睛打量着我，就好像我亵渎了神明，他移开了那颤抖的目光，低声说道：“但是你对破布小姐有所耳闻吗？”
我耸了耸肩。
“她是清洁工里的马拉多纳，”他总结道，“她是有着詹妮弗·洛佩兹屁股的马拉多纳。”
破布小姐扭着腰走在街上，捧着满满一托盘的爷爷咖啡[1]；她那性感十足的宽臀轻轻摇动，每过一米的距离就有新的侍从尾行，而在一连串交头接耳的轻声称赞中，她知道他们对她有多崇拜和忠诚。在酷暑天里她踩着超高软木坡跟鞋，迈着庄重的步伐，炫耀着纤细的小脚上紫红色的美甲，这足以煽动起“世界咖啡馆”里小痞孩们无法控制的欢呼声，而她经常要去冷却那种热情：“流氓们，如果现在你们不赶紧离开，我就用这个托盘砸你们，让你们的鼻子出血……”只需要听一听她发出任何一个三音节词的音，就像嚼口香糖时噼啪声接着噼啪声，就能明白她拥有那个昵称的原因。她二十岁，不可能更大了。
在那不勒斯方言里，“弗兰佐拉”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块破布，引申开来则是形容衣衫褴褛、贫穷、吝啬的人。比如，某些日子里天气很吝啬，阴沉的天空里甚至找不到一块破布那么多的阳光。这么多年来这个词已经被用来描述那些来自大众阶级的姑娘，穿着廉价的衣服，喜欢艳丽的颜色，总是噘着嘴，谈吐很夸张，化妆能用上几公斤的粉底。头发的颜色不完全是自然的——灰白的金黄或者反射出深紫红的黝黑，用直发夹拉直再用金色的发箍固定，所有这些都展示着一种粗野的堕落的美感。而破布小姐本身就诠释了所有关于一块破布的美学。
那一天似乎整个街区的人都只在喝爷爷咖啡，因此想要获得她哪怕一点点的注意并不简单。一次她送单回来看上去无精打采，脸上阴云密布，用手指轻轻地拍打着托盘，而另一只手则数着零钱并将小费装进口袋里。就像所有的破布姑娘一样，她擅长于迅速地发脾气，对她来说只需要卷起嘴唇，向上挤，再从里面轻轻地咬，然后沉浸在那种麻痹感里几个小时，也许几天的时间。她的亮点是当她出发的时候，她从咖啡馆里出来，捧着满满的托盘，扭着腰，让所有人都从后面望着她的臀部流口水，她知道她的臀部是完美的。
确实如此，完美。
“请您原谅……”我开始说道，在她的脸上我观察到这会是一个根本不可能交流下去的开场白，如果我继续坚持用尊称的话。“别人跟我说过你一般下午有空闲。”
“您需要清洁工？”她回答。
她从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抹布，弯下腰擦桌子。十来粒面包屑落在我的裤子上。
破布小姐开始列举她的条件。六欧元一小时，工作时间为每周二下午两点到五点，一分钟也不能多。因为在五点半的时候，她应该拽着詹卢卡去逛公园。
“您有妻室，还是您自己？”
“自己。”
“很正常。否则您也不会来找我。”
从咖啡馆里传来粗哑的声音命令她进去。破布小姐消失了几分钟的时间，接着便给我端来了爷爷咖啡。“您听着，老板，”她忧心忡忡地说道，“如果我要去您家，我必须也带上辛迪娅。”
我困惑地盯着她。那是我第一次观察她火红色的双唇：夸张的唇膏溢出她丰满嘴唇的唇线，就像小女孩儿刚刚饱餐了一顿酱汁肉丸嘴上留下的痕迹。
“辛迪娅是我的陪同，”她卷起嘴唇继续说道，“当我去某个陌生人家里做服务的时候她总是跟着我。无意冒犯，看起来您是一个好人。然而，您也明白，在这里这种事情总是有一点点奇怪。我丈夫是那种容易脾气暴躁的人，他不喜欢我独自去一个男性家里。”
“好吧，”我支支吾吾地说，“但是我也要付她钱吗？”
破布小姐突然噼里啪啦地大笑起来：“不不不！辛迪娅只是我的陪同。我去哪儿她都会跟着，现在您明白了吗？辛迪娅的儿子阿莱西奥，在我带着詹卢卡逛公园时也会一起来。那么我们星期二见？”
星期二下午是一个星期当中唯一我有固定工作的时间段（去参加偶尔会找我约稿的报社的编辑会议），我问她能不能推后一天。“对不起，老板，”破布小姐耸了耸肩，“星期三我要去芭蕾舞女演员家里。”
咖啡馆里又传来那粗野的声音再次召唤她。过了一会儿，她第无数次端着托盘又一次出来了。“除非呢，”她用食指抵住她肉酱色的嘴唇小声嘀咕道，“除非您和她之间达成协议。您明白吗？”
整整一个星期要给芭蕾舞女演员打电话的那种可能性都在折磨着我，破布小姐给我留了电话号码，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在那个星期二我也成功地把时间空了出来：报社的主编之一脑血管梗塞，会议因此推迟（在和通知我这个消息的助理的电话中我沉重地回复道：“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接着挂上电话之后，我握紧拳头，挥舞着手臂，在家里飞旋奔跑着、号叫着，就算我打进了世界杯决赛决定胜负的一球也不会有那么疯狂）。我相信对于接下来的星期里，我会说服破布小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解决“芭蕾舞女演员”事件。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时间表相吻合，我不可能寄希望于每一次都有某个人生病。
“不能这样做。”她说得很清楚。
“‘不能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她的头上戴着一条玫瑰色的发带：“都是老板们之间互相达成协议，跟我有什么关系？”
辛迪娅，她的陪同，在默默地观察着我们。她的身体松弛散成一圈圈的肥肉卷从那件点缀着银色亮片的紧身T恤衫里凸现出来。尽管有着相同的年纪，但辛迪娅比破布小姐更加破布，因为她身体的完美臃肿、她动作的懒散，还有当她在物体和人之间不停地移动时拖着自己的身体就好像是被给予了她并不想要的特权。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是当《你做了什么》的手机铃声响起时她接起了电话：“妈？我跟你说过了现在我就过去。再过一小会儿我就到那儿了。他不想？那么就给他水果奶酪吧。”她挂上了电话，嘴里还在咕哝着像是在诅咒她母亲，再之后她紧了紧身子，再次恢复到那种做作的姿态。“今天阿莱西奥没有被带去逛公园，”她很抱歉地说，“他留下了和奶奶在一起。”
我不吭声地看着她，又回到我和破布小姐的争论之中。
她的工作是一次纯粹的清洁任务：扫地、清空垃圾桶、拖地、消毒、掸去家具上的灰尘，然后计算多少小时过去了，再乘以六，把钱装进口袋便离开了。持有一个记事簿的想法对她来说完全超出了她的职业视野。做服务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一件事情，也许和繁衍、做饭一样。真的有可能有人没办法自己搞定它吗？
“我的天哪，”在我带她第一次来到我的书房后她惊叫着，“您有很多书，欸，老板？”走廊尽头我听见辛迪娅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低声哼着“不存在”，那是她对《你做了什么》的个人改编，每当出现西班牙语疑问句“你做了什么”的时候，她就将其替换成那不勒斯方言陈述句“不存在”。当我要求破布小姐给书架除尘并将书按它们的顺序摆好的时候，就像这么多年来我徒劳地要求我母亲一样，我意识到自己攻破了一点点她的自信心。因为这些书，她必定认为我是那种安静的、古怪的人。不管怎么样，仅此而已。
她向我讲起她自己。她十九岁时，也就是两年前，从她儿子詹卢卡刚满三个月的时候起，她便在世界咖啡馆里服务餐桌，与此同时，下午的时候她作为自由清洁工在公寓里工作。做家政服务并不让她反感，无论如何也比在咖啡馆里的差事好得多，在那里她被迫每天五小时在街区里来回奔波送咖啡。塔托，她丈夫，年纪和她一样大，在一个夜间停车场工作，每个月拿五百欧元和一些小费。
“过去塔托做过错事，”她用严肃的口吻说道，“但现在没事了。他和过去一点儿也没关系了。”
我推断塔托曾因为毒品坐过牢。也许他是个瘾君子，或者他曾贩卖过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破布小姐沉默了许多。当然也是因为他们从十一岁的时候便在一起了。“我一直都知道我会嫁给我的塔托，那是命中注定的。”但是命运呢，除了塔托高效的精子之外，还没有带给她其他任何东西。尽管生活贫困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破布小姐还是成功地拿到了初中文凭，接着，在十四岁的时候，她在袜子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某一天他们让她在一封空白的辞职信上签了字。要么签字要么什么都没有，老板对她说。那时她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厚颜无耻的男人会在她怀孕的第一时间便把她赶走。
她离开了工厂。堕胎甚至都不是一个选择。她的家庭是绝对不会允许堕胎的，不过无论怎样，她自己也从没有过那样的念头。她的母亲也曾经历过，她母亲的母亲也曾经历过。
“想到詹卢卡有一个如此年轻的曾祖母，你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
我没能忍住自己。我听着自己说出的那世俗的话语，带着那讽刺的知识分子的口吻，我明白了为什么像破布小姐这样的人——那些被我们称作平民、小市民、无产阶级游民、庶民，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词去形容的人——会憎恨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我距离那种经典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还非常遥远。我亲爱的破布小姐，我会这样对她说，在我和那些得文学奖的、杂志里的、自助盛宴上的、留着黄胡子的悲伤的人之间比起我们之间有着更远的距离，所以不要误解我。相反，我却用最差的面具伪装了一个本来是好意的问题：“想到詹卢卡有一个如此年轻的曾祖母，你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吗？”
破布小姐气愤地看着我。她根本没有预料到拥有这些书的我会那样说。她依旧处之泰然地继续除尘的工作。她不是那种会把流血的伤口给别人看的动物。在她的反抗机制中，只有在受到侮辱、吵闹、厮打时才有可能流眼泪，她的本性决定了她永远不会没有反抗地忍受。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喜欢她，破布小姐，她是一个优秀的拳击手。
“有什么奇怪的，老板？”半小时后她才问道，并将除尘杆靠在墙上，“您知道圣母马利亚生下基督耶稣的时候才多大吗？十三岁或者十四岁吧，我觉得。”
我从屏幕前抬起头来：破布小姐站在写字桌（曼哈顿，166欧元）的另一头盯着我，双手叉在腰上，一副挑衅的姿态。
“但那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老故事了。”
“那又怎样？我们在讨论的可是圣母马利亚和基督耶稣。我可不觉得这个事实无关紧要。”
我不知道她是从哪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相片然后递给我，我拿过相片，仔细地观察起来：一个异常机灵活泼的那不勒斯幼童在向着某个清晰的目标奔跑着、微笑着，并将奶嘴扔向空中。他有着和他母亲一样的黑色眼睛。
“詹卢卡？”
她一把抢走我手中的照片：“如果我选择了堕胎，您觉得他现在会在哪儿？”
我用一只手托起下巴，并用食指挠着：“但你从来没有想过离开的可能性吗？你觉得你的儿子在这样一座城市里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就在那一确切的瞬间，在她的眼睛里我被贬低成在这个国家里愚蠢至极的势利知识分子之一。
“你不害怕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卡莫拉分子？”我加大了剂量。
“那么，所以呢，老板？有人早上出门去卖面包，也有人去做一些帮派任务，都很正常。所有人都要维持生活。难道不是吗？如果所有的事情保持原样没有改善，那也是国家的错。”
那些话就像是烧热的石头深深打动了我，我不知道该回答她什么：“国家？但是哪个国家？至少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现在换作是我在发脾气。我本想补充说道另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国家其实是我们，是你，是在这个房间里的我们俩，甚至也是那个像西洛可风一样难以理解的并用詹妮弗·洛佩兹的歌做手机铃声的辛迪娅，但那样的讨论在我看来是那么徒劳无益，我便没有开口。我从写字桌前站了起来，去给自己做一杯咖啡。
当看到我的时候，辛迪娅一跃而起。“我来做吧。”她说道。
“你是客人。在我家就我来做咖啡。”
辛迪娅露出一丝礼貌性的微笑，便又跌落到了椅子上。
晚些时候，破布小姐来到厨房加入我们。“这儿的活儿我干完了。”她一边用食指修正刚刚涂上的唇膏一边说道。我递给她十八欧元，同时又试图不向她展示我的埋怨，她将钞票塞进短裤口袋里，有那么一刹那，她注意到我那冰冷的目光，踟蹰地说道：“那么您给她打电话？”
“谁？”
“芭蕾舞女演员。调换日期的事情。”
“是的，是的……”我不耐烦地回答道。
“有什么事情您再通知我。我们下星期再见吧。”她转过身去看着辛迪娅，“我们走，姐妹。”辛迪娅站了起来，她们一起向出口走去。她们耳朵上的圆形耳环寂静无声地晃来晃去。
在她们关上门之后，我趴在门上偷听。
“今晚你要给阿莱西奥做什么吃的？”
“炸鱼条。这是能让他吃鱼肉的唯一方式。”
“什么鱼肉，那全是垃圾。”
“那么詹卢卡呢？”
“我要给他做小牛排。今晚塔托要很晚才回来。”
“嗯，又不是当一个作家可以整天地待在家里。”
一阵沉默，接着当她们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破布小姐说道：“那么多的书你看到了吗？”
“没有，”辛迪娅说，“我只看到了霉菌。”
注释：
[1]爷爷咖啡，源于那不勒斯的一种咖啡奶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