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柜上的小闹钟，指向六点十分，实在该起床了。可以听得见大街上越来越热闹的市声。也许因为她是汽车制造厂厂长的妻子，在这纷沓的市声中，她对汽车的声音尤其敏感。现在，她几乎能从汽车的喇叭声，行驶时的隆隆声，分辨出载重汽车、翻斗汽车、吉普车、小卧车。
她准备给陈咏明做一顿丰盛的午餐。难得他有一天在家休息，陪她一块吃饭。想到这里，她微笑了一下。她在笑自己：一个以丈夫为中心的傻女人。一样的饭菜，但有他在，仿佛连味道都不一样了。一样的房间，但有他在，仿佛连温度都升高了几度。
可是，郁丽文依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她怕惊醒了睡在身边的丈夫。她轻轻地从枕头上侧过头去，端详着陈咏明那张瘦削的脸。
他累了。睡得真死，摊手摊脚的，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眼睛深深地凹进去。五十多岁的人，头发几乎全白了，又挺长，多久没理发了？胡子也没刮。昨天晚上，当她把脸颊贴在他脸颊上的时候，那胡茬子刺得她好疼。她问：“你多久没刮胡子了？”
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笑笑，没有回答，不知在想些什么。
她拍拍他的脸颊：“想什么呢？”
“说不清楚，好像没想什么。”说着，特别经心地亲亲她的额角。那亲吻，只是一种疼爱而不是热情。唉，难道她还是那个没和他结婚的小姑娘，需要他来哄着的吗？好像有个沉重的、无形的东西压在他的心上，使他不再对其他事情发生兴趣，哪怕是拥在他怀抱里的，他其实是那么疼爱的她。
他们结婚很晚。要不是一九六二年他得急性肝炎住进了医院，他大概永远抽不出时间去谈恋爱、结婚。这样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不理解了，也不相信有人这样生活过。那年，他三十七岁；她呢，二十三岁，刚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实习医生。
每天，他躺在病床上，巴巴地看着病房的门，看得他眼睛发酸。为的是看一眼那个穿白大褂的身影，在门前一闪而过，或是笑盈盈地走来。
他这才发现，除了产量、产值、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国家计划、企业利润……之外，世上竟还有可以占据他的精神、力量和情感的东西。
那双疏淡的、分得开开的眉，尖尖的嘴角，温和的眼睛，娴静的举止，像一个可以栖息的窝，坐落在一树浓荫里。
他谈恋爱，也像他做工作一样，疾风暴雨地、不顾一切地猛打猛冲。
一见倾心。有人责怪他。
一见倾心又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我们真诚相爱。
她不是共产党员。有人提醒他慎重。
不是共产党员难道是一种过错？被成见关在门外的，一定就比门里的不好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形而上学的观点而学会从本质上认识事物呢？
她那双温和的眼睛惶惑了：“我配吗？我会使你幸福吗？”
他把她搂进自己宽阔的怀抱：“小姑娘，你是为我而生的。”
可是，那是怎样的恋爱啊。
急急地脱下白大褂，饭也顾不上吃，赶到约会地点。饿着肚子，靠在他的臂弯里，花前月下地走来走去。“啊，你没吃饭吗？”好像他不知道她也像一般人一样，需要吃饭才能活着。“我真该打。打我吧。”他拿起她的小手，执意要她打他。然后，东奔西跑找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她呢，又舍不得时间，光吃一顿饭，就会占去他们二分之一的相会时间。而他给她的时间又少得那么可怜。
或是，她在公园的长椅上，白白地等上一两个小时，他才怒气冲冲地赶来。不知是朝她发脾气，还是朝她求婚：“我们结婚吧，我们还要谈多久恋爱？我没有时间。”
或是，一个电话：“对不起，我不能离开。原谅我，亲你。”
“……”
“为什么不说话？”他开始提高嗓音。
“……”
“唉，好吧，也许，十点钟我可以有半个小时的空闲，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好吗？”
于是，在一个夏季的下午，她任凭着他紧攥着她那只白皙的小手，到街道办事处办理了登记手续。
慌乱的心情和炎热的太阳，几乎使她昏厥。
他们曾站在一棵槐树下。许多“吊死鬼”悬着长丝，从枝叶上垂落下来，有一条还直落到她的脖子上。她发出一声有气无力的呻吟，把头靠在他宽阔的肩上，眼睛潮湿了。陈咏明从口袋里掏出那皱得不成样子的大手帕，为她揩去额头上的汗珠，忙不迭地连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
郁丽文在他的声调里，听到了从未有过的慌乱。她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慌乱的，即使面对将要灭顶的灾难。他分明把她看得比什么都重，只不过他觉得那是无须言表的。如同心在胸膛里跳着，有谁会经常顾及那永远和自己在一起的心呢？但如果没有了那心，人便会死了。
一切全是新的，齐全的。但新房仍然显得空荡。
陈咏明毫无头绪地在房间里忙乱着。或是把地板上摊着的纸盒放到窗台上去，而在开窗户的时候又把它们堆到墙角里去。
最后，他张开两只大手，对郁丽文说：“对不起，今天我好像应该洗个澡。”
“要不要我给你烧点热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害臊。像那些堆在地板上的家什一样，好像还没习惯这个新家，还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不用，谢谢。”哗啦、哗啦，他在厕所的冷水管子底下洗了好久。
湿淋淋的头发下，一张神清气爽的脸，散发着肥皂新鲜的气味。
“我的小妻子，我们要不要做晚饭吃？”有很多家什，可是他们偏偏找不到做饭用的东西。
饼干，新婚之夜的晚餐……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
时间总是那么少，感情在时间的挤压下浓缩了。陈咏明的一个亲吻会让郁丽文几天几夜不能从那种燃烧着的感觉里清醒过来。然后是长长的等待后的另一次爱抚。出差，出差，经常的分离保持着情感的新鲜。
做陈咏明的妻子是困难的，但也是值得骄傲的。当郁丽文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在她梦幻里出现过的理想丈夫，不正是这样一个不会对困难屈服的、强有力的男人吗？
唉，焦急，担心，惦念，心疼……“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差点儿没让人打死。在阴湿的“牛棚”里关了几个月出来，浑身上下的骨节都得了关节炎，路都不会走了。看着那样高大的一个身躯突然变得佝偻，那样一个硬挺挺的汉子，却要扶着墙一步步地挪动脚步，郁丽文肝肠寸断了。她四处奔波，为他找药、煎药，熬了种种草药在他的关节上热敷。他还要说俏皮话：“我要劝说所有的男人，他们应该找个大夫做老婆。”
她笑着，可是眼泪却一滴滴地掉在丈夫正在热敷的肩膀上。
陈咏明扳过她的肩膀，她却把头扭开，不看他的眼睛。而他，固执地把她湿漉漉的眼睛对准自己：“我不是好好的吗？等我好了，我背你爬香山去……”
好倒是好了。可是漆黑的头发却开始花白，逢到阴天下雨，每个关节都疼痛难当，像把生了锈的锁，开动起来，吱吱嘎嘎地响。这一切都瞒不过一双医生的眼睛。
当然，他们也没能去香山。
两年以前，郑子云副部长亲自找陈咏明谈话，准备派他到曙光汽车厂出任厂长。
郑子云好像存心要把陈咏明吓倒：“……不过我要先把底交给你。生产嘛，是连年亏损。设备完好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你知道的，部里的要求是百分之八十五。挺大的车间，却没有地方下脚。铁屑、加工件、毛坯、废件，满地都是，一层摞着一层。投料不按生产计划，投一次够你用半个月，也堆在车间里占地盘。
“职工生活嘛，一千多人没房子住。一间屋，布帘子一拉，住两家。晚上倒班，不敢开灯，怕影响别家休息，黑地里，据说还有上错床的。”说到这里，郑子云停住了，好久没有言语。下巴支在交叉的十指上，坐在那里不知想些什么，陈咏明还以为他说完了。只见他叹了一口气，对陈咏明微微笑了笑，好像为自己突然中止了谈话表示歉意。
郑子云继续说下去：“托儿所送不进去孩子。房顶上有些瓦坏了也不补，露着天。外头下大雪，屋里飘雪花，把孩子赶到不漏的那头住去。玻璃碎了、窗框子坏了，全用木板一钉，弄得房间里黑乎乎的。还有人把垃圾往托儿所院子里堆。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怎么生活呢？
“食堂也是乌七八糟，案板上的灰尘有一个小钱厚。医务室装中草药的麻袋成了耗子窝，拉上耗子屎，那些中草药就只能当柴烧。工人呢，却配不齐药。
“另外，还有上百个人的问题没有落实政策，几百个待业子女没有安排工作……”
他好像很了解汽车厂的情况，大概常去厂子里看看、走走，陈咏明想。
突然，郑子云像和谁吵架，气汹汹地说：“……部党组经过研究，认为你去还是合适的。”
“这样大的厂子，我从来没管理过。”
“是啊，是啊，这么一个烂摊子，搁在谁身上都够瞧的，已经换过好几任厂长了。部里就有两位局长在那里干过。当然，那是‘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谁也别想干成一件事。现在，干‘四化’有了相当充分的条件，当然也还有各方面的困难。对许多重大的问题，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比如，到了现在还要讨论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涉及到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唉，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开宗明义第一条，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怎么到了现在这个问题也成了问题！还有，思想政治工作是要把人变成唯命是从的奴隶，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把他们提高到备受尊重的地位？像这些早就应该认识的问题，有些同志到现在还不认识。认识上不一致，实行起来就更加困难。有些人，干了很多年的革命，当了好些年的党员，说到底，偏偏就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要求你现在就答复，你可以考虑几天。”
不但陈咏明在考虑，和他要好的同志、朋友也在替他考虑。了解那个厂子内情的劝他：“你到哪里，搞上去也得栽下来，搞不上去也得栽下来。”
也有人说：“凭你这个级别，坐曙光汽车厂那把椅子屁股小了点儿。”
“你镇得住吗？！”
而陈咏明考虑的，并不是他将遇到的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层层组织像一套生了锈的、每个环节都运转不灵的机械装置；企业的亏损；生产任务的拖欠；职工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想的是，如果在战场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自告奋勇地到那最危险的、九死一生的阵地上去。
人们很难说清，自己的某些素质，何时、何地、因何而形成。
一九四九年报考军政大学的最后一项考核：口试。站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孱弱女子。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却是菜一样的脸色。浮肿的眼皮，遮着一双羞怯的眸子。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穿着灰布军装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那人大概很高，长长的、打着绑腿的脚从桌子下面伸出。他左手托着腮帮子，用以支撑似乎其重无比的头颅。他一定被那些不断重复的问题弄得头都大了。右手里的那支笔，显然比他背上的三八枪更使他感到难以对付。桌上，是一大摞参加口试人的有关表格。每个人回答过他的问题之后，他便在表上做一个记号。
他问那女子：“你为什么要参加军政大学？”
她期期艾艾地回答：“为了工作。”
“你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半是为人民服务，一半是为自己吃饭……可能算半心半意吧？”
只见那人低头哗啦哗啦地在纸上记着，如同拿刀子在割一块牛皮，根本不看站在他面前回答问题的那些人。也许不能那么苛求他，他累了。如果他能抬头看一看站在他面前那个诚惶诚恐、十分诚实的女子，他也许不会在她那张表格上打个×了。那可怜的女子，甚至不敢看一看他在表上做了什么记号，便心慌意乱地走开了，并且差一点让他伸出桌外的长腿绊了一跤。一个人的前途，便这样草率地、武断地被否定了。
陈咏明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逐步形成的。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全人类，还要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解放不但意味着物质上的解放，还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使每一个人成为完善的人。
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人的精神更加完善的世界。从现在开始吧，从自己开始吧，让这个世界早一点到来吧。
十天之后，陈咏明对郑子云说：“您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
郑子云说：“第一是把质量管理搞起来，汽车厂是流水生产，不能靠手艺过日子。第二是搞均衡生产，把再制品压下来。第三每月生产要逐步上升。你是个老厂长了，其他方面，自己参照部里整顿企业的要求去办。那么你也谈谈，你有什么要求呢？”
“您既然把这副重担给了我，我希望搞好它。这些日子，我脑子里也有些想法，但必须真正有了厂长的权力才能实现它。所以我只有一个要求，让我行使这个权力。我不是为自己争这个权力，我要它有什么用？我是为厂子的发展，最终是为生产的发展。可是这个权力，您能给我多少呢？”
“能下放的权力，部里一点儿不留，不会舍不得的。限度嘛——”郑子云思索了片刻，“你能接受得了，部党组也能领导得了，你看怎么样？”
“要是这样干下去，和现行的管理体制有冲突呢？比方，这两年国家投资压缩、任务不足、计划指标低，要是有材料、又有单位订货，我能不能扩大生产？”
“可以自找门路。为什么宁可让工厂闲着，大家坐吃大锅饭呢？只要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办法，我也尽量行使这个部长的权力。我能承担的责任，我将尽力承担。要是有人告状，我会帮你含糊过去。”然后他诙谐地做了个睁只眼闭只眼的动作。
陈咏明很少将对人的好感、崇敬溢于言表。在这番谈话之后，他不由伸出他的大手，紧紧地握住郑子云那瘦骨嶙峋的手。
有这样一位领导，底下的干部就是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心里也是痛快的。
不论丈夫做出什么决定，郁丽文都认为是正确的。她也许不甚了解那件事情的道理，但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四十岁的人了，对于复杂的社会生活，仍然执著女学生式的单纯见解。这自然也有它的长处，使她不必像女政治家那样没完没了地分析，太过聪明地对待人和事，在丈夫的精神上增加压力和忧虑，干涉丈夫的决策。
她注意的只是陈咏明的脸庞是不是瘦了，眼睛上是不是布满了红丝，心情是不是忧郁……她只管用女性的温柔，使陈咏明那疲劳的身心得到抚慰。她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女人，陈咏明怀里一个娇小可爱的妻。
郁丽文忍不住伸出手指，轻轻地抚摸陈咏明那霜白了的鬓角。
门上响起了手指头弹门的声音。“嗒、嗒、嗒、嗒”，四下，又四下。然后是压低了的笑声和争议声。
儿子。双胞胎的儿子。这，陈咏明也自有高见：“好，一次完成任务，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
陈咏明答应过，今天带他们去滑冰。小家伙们兴奋了，难得陈咏明有空陪他们一次。竟然不要妈妈叫，自己就起床了。
郁丽文不理会他们，让丈夫再睡一会儿吧。儿子仿佛猜透了她的心思，她听见他们在门外嘀咕了一会儿，懂事地走开了。
可是陈咏明还是醒来了。活力、精神，全都回到他的脸上，好像刚才那个愁眉苦脸睡觉的汉子是另外一个人。他抓起郁丽文贴在他面颊上的手掌，仔细地看着，把弄着她的十个手指，然后又依次把她的十个手指亲吻一遍。他大声地清理着喉咙。暖气烧得太热了，每天早上醒来，他的嗓子都觉得发干。
门上立刻响起了擂鼓一样的敲门声。不等回答，房门就大大地敞开，两个儿子像两枚炮弹一样地射了进来。陈咏明站在地板上，平平地伸开两条胳膊，大力吊着他的右膀，二力吊着他的左膀，父子三人在地当间儿像风车一样旋转着。
打发他们吃过早饭，郁丽文和他们一同走出家门，看着父子三人的背影渐渐地走远了，她才往菜市场走去。
在买黄花鱼的队伍里，大庆办公室主任的夫人和政治部主任的夫人，嘁嘁喳喳说得十分热闹。她们看见郁丽文走过，便死拉活拽地要她插进队伍里来：“今天黄花鱼很新鲜，就排我们前头，眼瞅就轮到我们了。”
“不，这不好，后边的人该有意见了，再说我也不打算买鱼。”郁丽文脸红，不安。她不愿意加塞儿，又觉得谢绝了她们的好意于心不忍，只好硬着头皮赶紧走开。
两位夫人撇嘴了：“和她丈夫一样，假正经。”
“正经什么，陈咏明从日本回来的那一天，她去飞机场接，当着那么多人，两人就胳膊挎着胳膊，身子贴得那么紧……啧，啧，啧。”说着怪模怪样地笑笑，“等回家再亲热就来不及啦？”
“人家是知识分子嘛。”
“是呀，现在知识分子又吃香了，自从邓小平说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以后，我看他们的尾巴又翘到天上去了。”说话人紧紧地咬着牙齿。
两条舌头，没有一条涉及到家长里短以外的事情。但是，她们立刻从彼此的语气、眼神、跳上跳下的眉梢、嘴角旁边皱褶的变化，挖掘出深埋在她们心里的那股怨愤。由于陈咏明给她们造成的、无法用斗量，也无法用秤称的损失——她们的丈夫一夜之间就从顶不费力气的、又顶受人敬畏的官职上退下位来——她们丢掉了过去的一切宿怨，结成了神圣的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