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会在各地“陆续开会者不止十次，每次不止数千人。激昂悲壮，热血愤涌，而能整而有理，秩而有序”。而且，一开会就哭诉，调动会场情绪，这几乎成为同志会的标准模式，民众也被感染，“抱有此路存亡，匹夫有责之义，可以一触即发矣”，“争起入会，犹若狂。”《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报道：“蜀人振臂一呼，集者数万。……会中万众血男子，指不胜屈，有先死誓众者，有破指示决者，……有官者弃官，有产者捐产，……如欲一一数之，将穷白纸莫罄，此犹狂热之已表著者。”报告还说：“无日无会，无会不数千人。报名者十五日内，无不纷至沓来，近方未艾。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富贵贫贱，无智愚贤不肖，无客籍西籍，莫不万众一心，心唯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约保路，直提出其灵魂于躯壳之外，以赴破约之一的。”
这有效地形成了市场示范效应，在从众心理驱使下，民众纷纷加入，唯恐人后。早在一年前，有张叫《国风报》的报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而争回路矿也，哄起应者千万人。明日而曰商办铁路也，哄而应者亦千万人。彼其所主张者，固非谬误也，然应声而来，盲从而去，能深察此事之真相与其所主张之理由者，则士无二三焉。”
一场大波浪中，大多数人随波逐流，一种“不顶不是四川人”的气氛俨然已经形成。
2、护院不看家
王人文的省长职务是暂时代理的，名称为“护理四川总督”，尊称就是“护院”。或许是担心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几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王人文终于喝醉了，成都官场“一时都以为怪事”。这位四川省长本是海量，平常能喝七八斤没问题，但这次只喝了十几杯就倒了，被人扶着送上他那顶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回家之后又吐又哭了好几回。这都是因为川路公司的冲突闹的。
（开创红灯区）“娼场厂唱”周善培
这顿酒席是为了庆贺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的老母寿辰。老人家的生日在农历六月初二，这一次（1911年6月27日）正赶上了四川两百年来的大乱。而乱源则来自周善培分管的铁路建设。
35岁的周善培精明强干，人称“周秃子”，倒并非因为聪明的脑袋不长毛，而是他曾经留学日本，日语没学会几句，却已经把辫子给剪了，遂有此名。也是大清国实行新政改革以来对官员的要求十分宽松，这样的“秃子”居然也进了领导干部队伍，而且混得风生水起的。
周善培虽然出生在成都，却并非四川土著，祖籍浙江诸暨人（属于绍兴府），其祖、父两代都是师爷，其父周味东在川东北的营山当县长（知县），遂扎根四川。周善培读书极好，但考运不佳，几次科举都不顺利，但文章实在漂亮，被考官当做范文选入《闱墨选刻》，名噪天下。后被湖南学使徐仁铸请到长沙，结识了梁启超、谭嗣同、刘光弟、陈三立等人，并在时任”湖南省保卫局总办”的黄遵宪影响下，崇尚日本的变法维新，尤其是日本的警察制度。戊戌变法期间，徐仁铸举荐周善培进入专为推行新政而开设的“经济特科”，戊戌政变后，周善培东渡日本。
与那时的留日速成生一样，周善培在日本只学了4个月后就回来了，带回了一大堆半生不熟的新思路、新观点。此后，他便一直在教育圈里混，1901年带20名学生赴日留学，随后聘回日本“外教”，在成都开设私立东文学堂。
1902年，岑春煊督川，实行改革，废保甲总局，新办警政。周善培被聘为警察传习所总办，负责建立新的警察制度。1903年，岑春煊赴粤任两广总督，周善培跟随而去，出任总督府副总文案兼广东将弁学堂监督。1905年，锡良任川督后将其调回，出任巡警道，他力戒鸦片烟，改造监狱，预防火灾，很是做了些实事，而最为著名的就是效仿日本，率先开设官方的“红灯区”。
当时成都“繁荣娼盛”，“性工作者”多达数万，周善培对她们推行了规范管理，所有妓院都被称为“监视户”，门上订牌，挂牌营业，接受保甲监视。而对沿街拉客的“流莺”们，则在天涯石建了个红灯区“新化街”，街口修了警察岗楼站岗，岗楼上还挂块横匾“觉我良民”，娼妓一律入室经营，不得沿街拉客。据说，周善培家的门上也被人涂上了四个字“总监视户”。
1908年，周善培出任劝业道，负责四川全省的招商引资和GDP的增长，他很能折腾，任内多次举办展销商品的工商赛会、商业劝工会，还在成都设立能容纳300余家商户的劝业场，成效斐然，本人也成为公认的能员。时人将他在警务和商务上的工作，概括为“娼场厂唱”：“娼”就是指他开拓的红灯区，“场”是说他对赌场的严厉打击，“厂”是他在劝业道任上开办的各种实业，而“唱”指的是他对川剧的改良。此人实在是个杂家，据说还将江浙名菜与本帮川菜结合，设计了不少新菜肴，人称“周派”菜，至今仍在川菜菜品中余味犹存。
周善培对后世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在1949年的政协第一次会议商，坚决反对使用“中华民国”国号，最后促成政协放弃了大多数人赞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方案。
作为四川省政府班子里主管经济的领导，周善培与川路公司管理层关系极好、过从极密。而且，咨议局及川路公司内的主要领导人，也都留学过日本，几位便算有了更深的渊源，经常能聚在一起“米西米西”。周善培被四川的保路派评价为“乘时应用长于因应”，见机极快，属于“风派人物”。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后，曾很长时间怀疑周善培“吃里扒外”，是保路运动的幕后黑手之一。后来周自己也在回忆录中说，中央为了摸清川路公司家底，要求进行查账，“护院”王人文就派他去川路公司接收账册。他原以为川路公司一定不会交账，谁知总经理曾培已叫人将100多本账册陈列在一张大餐桌上。周善培见此，也不当众发表意见，就拉着铁路公司的王小舟到曾培的餐桌前，一面佯作翻阅账目，一面低声问王小舟：“国有商办还没有定，你们就打算交账吗?”王小舟才恍然大悟。随后，曾培借口账虽预备好了，但在收回国有或是仍然归商办没有解决之先，暂时还不能交为由，拒绝交账。
可以说，周善培实在是刺激保路运动升级的因素之一。
一场虚惊
周善培在四川官场上人缘很好，每年老母过生日，司道同僚们都会凑份子，请个戏班子到周府演一天，大家再热闹地吃一顿丰盛的寿宴。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凑份子的不光是官场同事，还有一些商人，包括川路公司的高管们。
“护院”王人文在早上6点半就先赶到周府拜寿了，给老人家挣足了面子，然后，悄悄告诉周善培，他担心同志会今天会举行暴动，周善培赶紧宽慰他说不可能。
十天前，川汉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弄了个“保路同志会”，已经闹哄哄地在全省到处串联。而这天，同志会居然安排了到三圣司警察局演讲，成都官场谣传将发生暴动。这当然弄得王人文心烦意乱。
早上10点半，来贺寿的司道官员们都到了周府，只有负责带兵的营务处田征葵没到。周善培请两位“首县”（省城所在的县，四川首县为成都县、华阳县）县长去请，请不动，说田正忙于调兵遣将，防备万一。周善培又请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去请，到了12点，才把田征葵拉来。拜了寿之后，老田很生气，指责周善培，今天情势这么紧张，不该在家为母亲做寿，而且还拉着这么多官员离开工作岗位。周善培却笑着让他放心，一定平安无事，硬把他留下来入席喝酒。
四川警界的很多人都是周善培当年的部下。周在早上7点就致电他的学生、三圣司警察局局长，要求他们在演讲开始后，每三分钟用电话向他汇报一次现场情况。众位高官在周府痛饮看戏，下午2点半，演讲开始了，警局三分钟一报，直到演讲结束，果然平安无事。
松了一口气的王人文，在傍晚5点钟赶到周府参加正式宴会。王人文的省长职务是暂时代理的，名称为“护理四川总督”，总督衙门都称“院”，所以他的尊称就是“护院”。王人文本是四川藩司，相当于副省长兼财政厅厅长，因为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没卸任驻藏大臣的职务，远在西藏，便由他先行“护理”。清代的一省之长一般是“巡抚”，只管省内的民政，总督则要高半级到一级，能下马管民、上马管军，而且一管就好几个省。四川是人口大省，比较特殊，总督只管一个省，兼任巡抚，这也令四川的省级干部们比较容易获得更高的级别。
寿宴总共三桌，都是川省的头面人物。咨议局副议长、保路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罗纶，带着十多人，“代表四川人民”给王人文敬酒，说是要“谢谢护院对四川人争路的功德”。或许是担心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几杯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火上浇油
时年47岁的王人文是云南大理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了进士，之后便在贵州、广东、陕西等地辗转为官，历任贵州湄潭、贵筑、开泰县知事，广西南宁平乐府、奉城锦州府知府，广西桂平梧道，广东按察使、提学使、陕西布政使。
王人文与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日后《清史稿》的主要作者之一）交好，赵在1907年入川时，将王人文从陕西平调到四川，担任布政使（“藩司”）。四川与别处不同，只设总督而不设巡抚，所以，在别的省份一般为第三把手的藩司，在四川就是第二把手。
赵尔巽在这年（1911年）年初奉命调任东三省总督，照例要向中央推荐自己的继任者。包括王人文在内，所有的人都以为赵尔巽会推举王人文，却没料到赵尔巽“举贤不避亲”，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的赵尔丰，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赵尔丰腾出来的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虽然从官场级别上说，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还要略高于一省的藩司，但那毕竟是苦缺，要处理最为棘手的云贵川藏交界处的民族事务及边疆事务，而且多在高原苦寒之地。
赵尔丰在那位置上已经干了近三年，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长18岁，已经是65岁的老翁。细思下来，由他接任总督，倒也的确比王人文更有资格、也更符合“爵以赏功、职以任能”乃至排资格的组织人事原则。
王人文情绪其实很大，他发牢骚说“垂老投荒”，“以素昧边事者办理边事，岂有不鑿枘乎？”据说，在酒酣耳热之余，他甚至还抱怨中央：“丧服初满（指为慈禧和光绪服丧），即以巨款制戏具，以官职为市场，国事不纲，于斯极矣。”由自己的官场不如意，进而对整个组织、整个体制产生不满，在铁路国有、涉及众多利益调整的关键时刻，主持工作的王人文不仅不在状态之中，而且试图“挟路自重”，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彭芬，日后就认为王人文因对前途绝望，“故不制止同志会之发展”。
王人文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不仅接见了同志会的人，而且还“火上浇油”（郭沫若语），在他随后发给中央的电文中，端的是为保路同志会的声势添油加醋：“会时，人人号动，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求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同志会成立两天之后（6月19日），王人文的举动再度震惊了中央：弹劾盛宣怀“欺君误国”，要求推翻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在这份弹劾折中，王人文详细分析了盛宣怀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几乎认为每一条都暗藏着“帝国主义的阴谋”，国权、路权几乎丧失殆尽，指责盛宣怀“欺我皇上之在冲龄，欺我监国摄政王之初为国际条约，故敢悍然肆其贪渎，置国家一切利益于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