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端方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士兵们他的首级砍下，派人飞马送往武昌，以明心迹。随后，他的政敌赵尔丰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代开始了……
将军末路
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1911年11月27日，资州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
端方的行辕中已是一片喧哗，这位省部级高官如今还兼着鄂军的前敌总指挥，却被自己麾下的官兵，从被窝中拖了出来，推到侧屋，说是要借他的房间开个会。
士兵们在统帅的房间中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他们十分愤怒，便举枪要杀端方。此时，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开始躁动，说曾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到侧屋见端方：“曾某不能保护，罪万死，然迫于众，实无可解免矣。”
士兵们赶过来，举枪要发。曾广大又劝阻道：“此中尚有汉同胞无数，若满人不过端兄弟二人耳，何为玉石不分耶！”估计当时还有警卫、侍役等陪在端方身边。
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士兵们将两人的首级砍下。曾广大准备殓尸，被士兵们阻止：“是将函至武昌者，不得殓也。”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那里，新生的革命政权正需要这样的投名状……
电文“母病故”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端方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为了钱。当时，四川全省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性的士兵们发生了骚动，于是，端方被杀。而就在端方首级被送往武昌当“投名状”的第二天，4万两银子就到达了军中。
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等国内中英文媒体，及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当然，在主流史家的眼中，故事的发生是另外一种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识的坚定性，而无关金钱与利益。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识”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长士兵（此处一串人名，略）都与领导革命的（此处一串人名，略）声气相通”。
这些“革命同志们”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成了武装暴动，大清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革命同志们”就开始抗命不前。端方自然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甜蜜异常”：“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众人“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他们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到处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众人一合计，决心动手，否则进入四川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就成为“以明心迹”的工具。
元戎惨死
端方此时似乎也嗅到了危险，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满清入关时入了旗籍。
“革命同志们”开会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大家投票表决，大多数愿意回武昌。
于是，众人决定杀端方兄弟，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十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薙发、文字狱等摧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此时，端方垂首无言，只喊着：“福田救我！福田救我”（福田是曾广大的字）。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无论是“帝国主义者”的记载，还是“革命者”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宽，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为军饷而泄愤，还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帝国主义者”们为端方之死的惋惜慨叹，肯定不是为了勾结“封建主义”的需要。一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改革先锋
终年51岁的端方，曾经是八旗中的一颗政治明星。
端方当然不是什么陶姓汉人，而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并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谓“大荣、小那、端老四”，都是上级着力培养的又红又专的青年干部。大荣即荣庆，曾因建议先反腐败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就是与庆亲王合称“庆那公司”的著名腐败分子，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端老四就端方，他在家排行老四。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成长为国家高级领导人，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厅局级干部（道员）的端方，被赏加三品卿衔，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参与到改革实践之中。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义和团动乱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人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当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清史稿》）。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邵镜人语），“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