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在公司高管薪酬方面，能够做到两点就已经很不错了。第一，上市公司高管拿多少应当披露。股市规制的第一要旨是披露，公司上市讲披露，并购讲披露，公司高管的薪酬也讲披露。披露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股市是一个打乱仗，打夜仗的地方。公司老总不仅是硬骨头，而且最喜欢打大仗、打夜仗，贼人经常出没，喜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二，公司老大不管拿多少酬金，只要不折腾公司，不折腾股民，就是好老大，死了之后，我们就要开个追悼会，给他送葬，以寄托我们的哀思。美国股民不能对老大给予太大的希望，指望老大为股民全心全意服务，那简直是痴心妄想。如果老大全心全意地为股民服务，那还叫什么老大？他还能当上老大吗？公司高管爬到那样的高位很不容易，也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什么要对他们限制这限制那呢？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多拿一些？为什么薪酬就一定要与业绩挂钩呢（而且是短时间的挂钩，一个时间点或段档的挂钩）？美国投资者心胸过于狭小，结果招至公司老大的疯狂报复。
五、琵琶起舞换新声，酒杯深浅去年同
期权激励机制是从美国引进中国的，但被戴上了“创新”的光荣桂冠。期权在美国的历史可以有两层启发。第一，遇到美国的新生事物，我们不必操之过急，等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是否步其后尘也不晚。我总以为，当第一是有代价和风险的。我们走在其他人的后面，就有可能避免其他人的错误。美国的许多股市创新，是通过障眼法重新洗牌：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美国的股市创新大致如此，所谓琵琶起舞换新声，酒杯深浅去年同。
第二，如果要提中华民族真正对人类有贡献的发明创新，大概还是要提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试看中国近代的重大创新，大多是学欧美的。我们从医院、公司组织形式，再到大学、小学，乃至街上跑的汽车，那一样不是从欧美学来的。我们今日所说的许多创新，充其量不过是将欧美的东西搬到中国来，金融创新尤其如此，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创新，可能“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个补丁也照样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围城》）钱钟书的话是说的刻薄了一些，但实际情况大致如此。
日本人比较狡猾，在引进新生事物之前，他们总会深入细致地研究一下，然后再动手去做。日本的股市也是这样，并没有搞大干快上。到2005年初，日本家庭积蓄仅有6%投入股市，而美国同期的比例为30%。日本人分得很清楚，创新就是创新，引进就是引进，两者并不混为一谈。按照鲁迅的理论，“这是因为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新的“女将”》）。想想也是，日本男人寻花问柳、逢场作戏的很多，但包“二奶”的不多，休妻离婚的就更少。
警惕美国券商
美国券商又犯事了，这回是J.P.摩根在希腊失手，触礁撞船。2007年2月，J.P.摩根承销希腊政府债券，总额为2.8亿欧元。这笔交易中，J.P.摩根勾结另几家中介机构，以次充好，击鼓传花，将债券高价售给了希腊的四家退休基金。这笔债券是所谓金融创新产品，市面上的价值最低只有票面价值的85%—86%，四家退休基金却以100%的票面价值吃进。J.P.摩根和各家中介机构所拿费用的总额约为4200万欧元。
J.P.摩根自以为得计，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坐享暴利。不想竞争对手暗中告发，将事情抖露出来。希腊朝野震惊，舆论哗然。反对党本来就惟恐天下不乱，这回更是抓住机会兴师问罪，扬言要一查到底，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一时间希腊政界鸡飞狗跳，6月中旬国会还举行了一次听证，J.P.摩根的高层领导到场作证。尽管尘埃还没有最后落定，但这次丑闻已经又一次暴露了券商的一些惯用伎俩。
一、所谓金融创新产品
今天的希腊人与中国人一样勤劳、勇敢、伟大，是文明古国的传人，怎么会轻易上了美国券商的当？不是总说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怎么古国传人被美国人骗了？从表面上看，退休基金的经理们是被所谓金融产品遮住了眼睛。这次J.P.摩根卖的虽是一种政府债券，却是一种另类政府债券，是以金融创新产品的面目出现的政府债券。
政府债券俗名“国债”，通常附有息票（coupon），标明债券发行时所确定的利率。而J.P.摩根的创新国债不同，英文简称“CMS”，全称“constant maturity swap”，中文大意是“到期不断调换”债券。CMS的利息事先没有约定，随着欧元的利率而变。这次希腊政府发行的就是CMS国债，12年期债券，前二年支付6.25%的利息，之后则按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差付息。
CMS又是所谓“结构融资”的产品之一。所谓结构融资（structured finance），是以券商为首的金融机构向融资企业提供的服务，一般包含比较复杂的金融交易，有复杂的金融产品，不同于贷款等传统的金融工具。但究其实质而言，J.P.摩根的创新国债是将借款（国债就是借钱给国家）变成了炒汇工具——发债两年后债券利息随着汇率变化走。说穿了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券商总是把他们的金融创新产品吹得神乎其神，装神弄鬼，一副天机不可道破的样子。确实，美国的一些金融产品比较复杂，由“火箭科学家”（数理高手的代名词）精心设计，有些设计还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亲自策划、亲自指挥。一时间，很多人难辨真伪，以为美国券商真的掌握了强国富民的秘方。曾记否，股市低迷的时候，我们也寄希望于金融创新，死死抓住这个旗号不肯松手，好像唯有金融创新能够复兴中国股市，好像唯有金融创新才是强国富民之本。一些心怀叵测的海外华人学者也一口咬定，中国就缺金融创新，而且就缺美国的金融创新，就缺美国券商的金融创新产品。可是且看今日如何？没有金融产品创新，我们的股市照样如火如荼——尽管是喜是忧另说。而那些原本鼓吹金融创新的好汉们已经一哄而散，销声匿迹（大概正忙着炒股）。这正好从反面说明，所谓金融产品创新，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领袖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则。”
“说破英雄惊煞人，随机应变信如神。”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所谓金融创新产品，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朝三暮四；规避法律。大多数金融创新，是朝三暮四的创新，就像中国成语故事说的那样：猴子原是早上三颗坚果，晚上四颗，猴子表示抗议；养猴人改为早上四颗，晚上三颗，猴子表示高兴，雀跃不已。
金融创新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功能，就是规避法律法规的约束。还是看J.P.摩根的金融创新产品。国债本是最为保守，风险最小的投资产品。但是经过J.P.摩根的金融创新，经过J.P.摩根的烹调加工，国债就成了政府债券与炒汇工具的结合，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可以迂回法律。退休投资基金的投资策略一般比较保守，有的只能投资国债，不能投资炒汇的衍生产品，或是两类投资有一定的比例，不可逾越。这些限制有的可能是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有的可能是基金内部规则所规定的。但有了J.P.摩根的创新国债产品，就可以关山度若飞，就可以轻松逾越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说起来J.P.摩根的创新国债还是国债，希腊的那几家退休基金就是按正常的国债价格吃进这些债券的。
J.P.摩根的金融创新产品还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留出了缓冲时间——前两年是正常利息，之后才随汇率波动走。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功能。证券业是一个频繁跳槽的行业，领导是这样，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更是这样。业内人士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两年时间很长，两年之后，当初吃进创新产品的人很可能早已离去。证券业内的许多朋友，立志35岁（也可能是30岁）之前，便创下万贯家财，从此金盆洗手，乐善好施，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对许多业内人士来说，眼前的利益最要紧，先把佣金、奖金拿到手再说，那怕是吃光、用光、花光，那也在所不辞，只要问题不暴露就行。以后再说以后的事。“我死之后，那管它洪水滔天。”路易十四是这种心态，帝王是这种心态，证券市场各路英雄中的许多人也是这种心态。证券市场的可怕之处，也在于此。
如果一部法律的具体条款不够清楚，我们不解其意，那就要看法律的总则，看法律的指导原则，想办法弄清立法意图，弄清立法者当初制定法律的目的。金融产品也是一样。所谓金融产品，可能是千变万化，我们难识其真面目。那就看看它是不是换汤不换药，是不是在规避法律，是不是会摇身一变，成为另一种产品。多数情况下，所谓金融创新产品，充其量不过是是江湖郎中的神力大补丸。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是美国总统林肯说的名言。券商的所谓金融产品，迟早是要败露的。但官方调查总是姗姗来迟。执法者总是慢半拍，贼人总是抢先半步。券商就是利用时间差。美国是以规则为重的监管制度。只要没有违反证券法的规则，监管机构就可以置身其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然，投资者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追究券商的责任。但没有政府机构调查在先，投资者自己追究券商责任难上加难。券商通常死缠烂打，在程序上步步为营，打一场持久战，非把发难者肥的拖瘦，瘦的拖垮。
二、宰的就是机构投资者
许多人把机构投资者吹得天花乱坠：机构投资者是成熟理性投资，机构投资者有专业人士，身手不凡，慧眼识货，而且每逢大事有静气，市场越是动荡起伏，机构投资者的操盘手就越是能够牢牢把握投资大方向，坚定沉着，处变不惊，确保投资者获得大丰收。总之，基金这个东西是洋券商极力向我们兜售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