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为自己所在的经纪公司效力。大一点的经纪公司又多是提供综合服务的证券公司。综合服务自然是要包括承销业务(也叫投资银行服务)。这样问题就来了，分析师受利益驱动，有可能为了帮助自己的公司而大力推销某一类证券——如果该证券恰好是分析师所在公司承销的。
二、买方分析师。
他们大多受雇于理财的机构——像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此类分析师发现投资机会，大多推荐自己所在的公司购进证券。
三、独立分析师。
他们自称不依附于有利害关系者，与承销商等没有什么关系。独立分析师靠出售自己的报告和分析获得利润。
很多分析师提供分析是不收费的。这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好像他们的一切都是出于公心，好像他们是在为维护证券市场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竭尽忠诚。其实不是的。许多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也是投资公司的客户，他们的证券交易在投资公司内进行，投资公司就收取佣金。所以投资公司为投资者提供“三陪”服务，包括分析师的服务。
分析师为什么这样火
证券投资很像是体育活动和政治游戏。这些都是有很多百姓参加的活动，而且集实用与娱乐为一身。世界风云变幻需要有人讲解，政治故事需要有人演绎。体育比赛也少不了画外音，否则似乎就少了些什么。至于讲解员讲什么，讲的对不对，对多少，似乎并不重要。赛场上的一切，观众自己都已经亲眼看到了。股市与分析师也是如此。
在今天的电讯时代，分析师们说些什么，传得很快，经常是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可以传遍全国，传遍全世界。股评家们对市场的影响举足轻重，可以影响公司的股价。他们不能说是一言九鼎，但很有号召力。在电视台上一亮相，或是笔杆一摇，投资者中响应的不少，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在短时间上下大幅度起伏，即便公司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这主要是从众心理，一种随大流的心态，西方叫“群羊”心态，投资者跟着头羊走，不问路线，不问对错。中国也一样，古汉语中“群”字中的“君”在上，“羊”在下，君主牧羊就是“群”。在今天的股市中，分析师虽然起不到“君主”的作用，至少是可以起到头羊的作用，分析师果然管用，他们说哪支股好，大家就群起跟之，股票价格便抬上去了。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假”
一、“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证券业最讲披露，而需要披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利害关系。证券分析师经常是大券商的雇员，而表面上又为股民们献计献策。但股民与券商的利害经常是背道而驰的。有利害关系的证券分析师在推荐证券时，应该披露自己是否有利害关系。
为了保护自已，为了更有力地说服投资者，分析师也是拐弯抹角，用了心理暗示，而且大多是律师反复研究后推出的，“看似平常却艰辛”。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揭发，分析师披露其利害关系时会说：
“我有某某公司的股票”或是“我同事有某公司的股票”。如果这些话是书面的，或许会引起股民们的警惕。但分析师经常是在电视或电台上亮相。披露自身利害关系时大多是一带而过，很少有人会去注意。
但即便分析师有利害关系，也并不意味他肯定会推荐一支坏股票。证交会号召广大股民必须自己教育自己，只有这样，才能选择自己最可信的股票，选择自已能接受的风险。
二、“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假’”
证券分析师有时是很可恶的，时常把问题很大的证券推荐给投资者。拿安然公司的股票为例子，2000年12月该公司的股票达到每股84.62美元，但2001年11月29日跌至36美分。尽管如此，J.P.摩根还是一口咬定，这是只好股，向股民隆重推出，建议他们作长线投资。J.P.摩根如此钟情安然公司，就是因为有利害关系，就是因为有私心。J.P.摩根贷给安然公司9亿美元的巨款，而且为其与其他公司合并出谋划策。如果兼并成功，手续费也是很可观的。
证交会给股民们的忠告是：不能全心全意地依靠分析师。即便最值得信任的分析师说出最健康的建议，也不一定适合具体股民的具体情况。
“每逢大事有静气”
美国股市的风险靠分析就可以分析出来的吗?很难!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市场的风险连在了一起，俄罗斯的、中国的、东南亚的，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外，随着证券化的出现，各种类型的风险也都胜利会师。保险的风险，汇率的风险，乃至“9.11”的风险都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真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确实，许多业余选手在股市中大显身手。他们虽然不能翻江倒海，却能满载而归。这应该归功于一种本能(gutfeling)。数字永远无法击败人的本能。
业余高手中大多是些闲人，也有退休的老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大势和个股的业绩。股市弄潮是心战，不需要有高深的文化，只要心理素质好，能够做到逢大事有静气就行。从老庄哲学的角度说，这叫一动如一静，英语和法语中都有类似的说法。但大多数投资者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运气。
“即使我开口，神仙难下手”
监管分析师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是没法监管。分析师就算开了口，你也难下手。
如果明明是公司业绩不好，可分析师还是非要推这只股那又做何解释？那也没错。分析师只是推荐大家做长线，证券数年后的业绩如何谁能说得上？只要不是指鹿为马就行。指鹿为马也行，如果大家都说真话，恐怕也就没有股市了。
股市横溢，人或为鱼鳖
熊市股价下跌如退潮，水落石出，暴露出许多问题。美国各路公司告急，这大概是个主要原因。有些公司弄得也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安然、世界通信直接制造虚假利润——这就是所谓的烹调得簿（cook the book）。仅世界通信一家公司，便烹调出40亿美元的虚假利润。至此，推出几头替罪羊已无法平息众怒，所以要抓罪魁祸首。经过深揭猛批，美国揪出了两种人——分析师和会计师。
分析师的问题是证券公司（简称“券商”）的问题，分析师是为券商拉客户，为券商抓证券发行量和交易量。会计师的问题是上市公司的问题，会计师为上市公司造假，为上市公司的老总造假。不过，分析师与会计师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分析师把一些上市公司的前景说得天花乱坠，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制造的神话。分析师的这种说法和做法固然可恶，但很少构成法律上的欺诈。法律上的欺诈一般指对现状或过去已发生的情况做虚假陈述。会计师的恶行不同，他们公然对公司已经发生的情况或现状造假。分析师天气预报不准，胡报，乱报，而会计师是昨天的天气记录也敢改。会计师的问题更严重，所以分析师的问题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在理想世界中，会计师为公司的透明度而存在，投资者乃至公众借会计师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并借此了解公司领导工作做的好坏。会计师本该准确记账（accurate accounting），但却玩出了花活，有什么创造性会计（creative accounting）或是说进取性会计（aggressive accounting）。
对美国发生的情况，吾人并不是太难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吾人一方面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汲取雍正王朝和康熙大帝这样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又不分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在美国的荒谬中为我们自己的荒谬寻找理论根据。其实，两地的问题不好比。尽管贪婪方面大家有共性，但法治环境和法治文化相差很大。
安然、世界通信的市值都很大，但在美国整个股市市值中所占比例甚小。此外，美国的法院还很有声望，投资者可以到那里去讨个公道。美国一部《破产法》就好生了得，可以化解许多问题。
当然，美国各界有关人士还有其艰巨任务。美国市场监管侧重事后，以善后闻名于世。现在是考验美国政府和人民及其机制的时候了。首先是要平民愤，平息股民的愤怒。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已经开始动手了。在纽约州检察长的张罗下，美林公司拿出一亿美元的巨款花钱消灾。但追究刑事责任就比较困难。安达信会计事务所被定有罪，但政府是险胜。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曾经表示，“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追究那些人的刑事责任。有些情况下，我们还必须加强法律。”布什总统也发了狠话，说是不会放过那些有刑事责任的人。但美国并不是行政部门说了算的国家，能否将那些股市大盗下狱，还要看法官的脸色，尤其是要看陪审团成员的脸色。
此外，美国有关部门也想抓紧时间炮制些什么，有点“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的意思。网络公司神话破灭的最大赢家是美国证交会，布什行政当局准备拿出2.5亿美元，为证交会添人添装备，尽管证交会的表现很不得力。至于方针政策和法律方面的修正，现在比较有共识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会计事务所今后只能做会计业务，其他业务一概不得承揽。很多人以为，会计师坏就坏在见异思迁，鄙薄会计技术工作，也想做律师业务和投资咨询业务。这就像内科医生眼热外科医生开刀生财有方，自己也要去操刀，那还有不出事的？现在美国律师是暗暗高兴，他们对五大会计事务所早就颇有微词，恨它们要过来蚕食律师业务。简单说，会计师最好能够返祖，还原从前账房先生的高大形象，那么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但这是比较痛苦的过程。猿变成了人再变回去就难了。目前五大会计事务所中会计业务的收入只占25%，你要他们只做会计业务，那不是要他们吐血、尿血？
第二，上市公司所用的会计事务所必须定期轮换，避免公司与会计师日久生情，订立攻守同盟，大家一起做手脚。
第三，设立一个强有力的会计师自我监管机构。现在会计部门是好几个交叉机构，大家相互推诿。就自我约束而言，律师、券商和会计师中会计师比较自由散漫。券商的自我监管在机制上是有保障的，有自己的协会，还受交易所的辖制。律师没有自我监管，但律师从全体到个人都比较谨慎，轻易不露马脚。
第四，公司收入计算要有一个较客观的标准，不能似是而非，瞒天过海。
以上几条建议能否成为法律还不是定数，要取决于股民和公众能否奋起抗争，迫使立法机构作出相应的变革。但即便建议能够成为法律，那也还有问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觉得这方面美国与中国有相同的问题，不是法律太少，而是执法不严。再严的法规也有漏洞，总是有空子可钻。更何况，安然的问题，世界通信的问题，都并不是因为法律不清楚或是公司领导不清楚法律才失足、失身、失节。这就像世界杯足球比赛，场上出现严重犯规，你裁判必须吹哨，必须亮黄牌，甚至是亮红牌。
再者，问题出在会计师身上，根子却在公司老总这里。公司老总的手里的股票期权也是个坏东西。此类期权多与公司的利润和股票的市场价格挂钩。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期权的价值，公司老总会尽量在某一时间段将利润和股价抬得很高。我们从中可以悟出一个真理，贫寒起盗心不假，温饱思淫欲之后也仍然起盗心。“股市横溢，人或为鱼鳖”——在百万、千万、甚至是亿万美元的诱惑之下，公司老总很难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公司一把手也有其难处，在股东的压力之下，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1995年，世界排名前2500强的公司的第一把手的平均任期为九年半，而到2001年，任期的平均时间下降到七年零三个月。还是以平均时间计算，美国公司的第一把手只有八个月的时间制定公司的战略，十九个月的时间增加股票的价格，二十一个月的时间扭亏转盈。究其原因，还是投资者心太急，要求公司多出成果。
还有，主管是由董事会任命的，董事们也罪责难逃。董事会找公司老总也有追星族的心理，看重候选人的能力，更看重他们的名气，争相聘用那些已经混出名的公司主管。结果公司头头的工资一路飚长，尽管头头们经常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公司的头头们拿不出业绩，又不肯放弃厚禄，自然是要动歪主意，做些手脚。
贪婪必然糜烂国家。比如，中国人口众多，资源贫乏，教育落后，但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赚大钱、开好车，这就不可避免会有腐败，不可避免会有污染。人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对个人之间的恩怨，我们是缁铢必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百年不晚。但对群体错误，我们是那样的健忘。大跃进、“文革”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离得都还不太远，但人们还是重复或变相重复不久前的错误。即便把“诚信”二字刻在大家的心上，也还有人要重复错误。还是那句话，“过七八年来一次”——不，过两三年来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