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权贵者总是要合流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合流，以什么条件合流。权贵之问也是斗争、团结，再斗争、再团结。而一般股民同一般百姓一样，就是在权贵自相斗争的时候，获得一些喘息之机。
三、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传统上并不受监管，因为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而有钱人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问题是控制对冲基金的人经常与把持共同基金的人经常勾结在一起，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专门损害一般投资者的利益。有人主张对对冲基金应该严加约束。但是证交会的几位主席还是倾向于暂时不过问。还好，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对冲基金。
在各方的压力之下，证交会终于横下一条心，努力将对冲基金纳入其雷达警戒范围。2004年7月4日，经过一年的反复考虑之后，证交会主席会议3票对2票通过决定，建议对对冲基金有所监视，要求对冲基金的咨询问题向证交会登记注册。
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证交会应当集中精力对付共同基金不法行为，不要把战线拉的过长。在这些人看来，只要把共同基金的篱笆扎紧了，对冲基金这边的恶狗自然无法过来。
四、里外不是人
证交会正在考虑结构性改革，统一调配各股票交易所的业务流量。这种结构性改革就有点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了，由上面决定各交易所是否发新股，发哪类新股。当然，这不是监管与接受监管的问题，而是证交会与交易所一同决定如何分配业务的问题。
但有些实质问题证交会就是不管。比如，股民对高管期权的问题普遍意见很大。有些学者强烈要求将期权方面的开支算作公司的成本，理由是这样的话公司的利润就会下来，更符合实际情况。但许多公司就是不干。如果愿意的话，证交会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可以严格上市公司的披露责任，那样上市公司就会吃不消了。如果愿意，证交会在外聘会计事务所的问题上可以做些文章，由交易所来指定上市公司的外聘会计事务所。
当然，许多问题不是证交会这个层面的领导能够解决的，有些事情需要国会出面来立法。比如退休金的问题，美国宾大法学院教授戴维·斯凯尔认为，美国国会应该立法，要求员工退休金账户投资应该合理分散，而且至少部分退休金有保险。美国证券市场追究刑事责任由司法部负责，而民事责任索赔则大多是由个人发起的。在美国股市这个地方，有一只操纵游戏规则的隐形巨手，这只巨手就是美国的联邦法院。三权分立才是美国股市游戏规则的基石，真正独立的法官才是美国股市的舵手。而大多数情况下，证交会只不过是在前台跳梁。
证交会有多美?
美国算不上是老牌资本主义，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证交会的历史最长，机构最为庞大。美国证交会成了监管胜地，前来取经的国际友人络绎不断。许多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的组织结构都参照了美国证交会的模式。
在美国政府部门的机构中，证交会是公认的好机构，人员训练有素，通情达理，处变不惊。外国的同行也艳羡不已，更有人认为，有了证交会，才有美国证券市场的兴旺发达。美国证交会到底美在哪里呢?
凡事留有充分余地
美国证交会的全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英文“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但我们习惯于说“证监会”(SEC)。可英文中何来“监管”二字?中、美证券监管备忘录中用的是“证交委员会”一词。政府间备忘录中的措辞应该比较正式，所以中文似用“证券交易委员会”，缩写“证交会”(SEC)。
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简称确有讲究。这个机构有时叫“委员会”(Commission)，有时叫“工作人员” (staff)，有时又叫“证交会”。但如果用“工作人员”一词，那是别有用心的，通常是与证交会采取的某项革命行动有关，但不代表证交会的正式立场。比如，证交会稽查部的调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调查，得到主席和委员们的首肯，而另一类是非正式的。如果是非正式的调查，多以证交会工作人员的名义去做，叫工作人员的调查，以示区别。
再比如，被监管者在法律问题上有因惑的时候，会致函证交会工作人员。而工作人员有时会复函，就个案网开一面。这种复函也叫工作人员的“无异议函”(no action letter)，是个案中工作人员的意见，并不代表证交会的正式立场。如果是诉讼，当事人是不会引用这些无异议函作为法律根据的。即便他们引用了，法官也不予理睬。
凡事留有充分的余地——这是证交会工作的一大特点。而证交会的各种称谓正体现了这种活的灵魂。证券市场有许多事情都是说不太清的，经常要凭感觉，先实践后理论。
谁在证交会操刀
证交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美国国会推出《1933年证券交易法》，同时授权设立了证交会，由其监管证券市场，以求正本清源。为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请了一位股市大盗担任证交会的首任主席。他就是约瑟夫·肯尼迪，是约翰逊·肯尼迪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没有辜负罗斯福总统的期望，凭他以前在市场做手脚的经验，将自己过去的狐朋狗友一一打入法网。
证交会是较特殊的组织。证交会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然后再由参议院认可。但主席坐到这个位置上之后，其任内不可被随意撤换。而美国一般部门的第一把手的官位没有这样稳固，总统是可以随意将其撤换的。
证交会主席和委员一共5人，任期5年，轮换的时间错开。所以每年最多只出现一张新面孔。如果某年有人连任的话，那么这一年委员中都是老人。此外，如果是部长，都由总统任命，而且一般都是总统的本党同志，部里的其他高官也是本党同志。但证交会不同，五位委员中任何一党的人不能超过三人。
证交会从上到下，很少有名校的毕业生。证交会只不过是偶尔请几位名教授来挂职点缀一下，但一两年内必请他们走人。美国证券业的顶尖高手在私营部门。这也是证交会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只有在出了大事情后，证交会才会出手打击不健康力量，四处围追堵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美国《新闻周刊》有篇专栏文章，说是香港金融监管机构的高层不是名校毕业，比不上台湾的领导，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的。但实际上美国自己的证交会也一样，并非群贤毕至的地方。
在股市经济中，只有券商的行动，券商的革命，才是推动经济的真正动力。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证交会的是非比较少，业内人士与股民对证交会的批评不多。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格林斯潘老人，盯着他手中的那根魔杖——减息，还是加息?这关系到证券公司玩钱的成本，证券公司玩的就是钱，需要借钱，撒豆成兵。
证交会做些什么
证交会最大的部门是公司融资部和稽查部。仅公司融资部就有300多人，其律师和会计师各一半。这种结构符合证券法的指导思想。证券法的两根主线就是披露与反欺诈。公司融资部督促公司筹款时多做披露工作。证交会两个最小的部门是机构部和市场监管部，其工作主要是参与股市的规划和法律的制定。
制定法律也是证交会的重要工作，其法律又分为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或准规则。规则大多是美国证券法的实施细则。证交会也搞些准规则，其中包括：无异议函、公告和讲话。“无异议函”(no action letter)所涉及的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所以只说是工作人员出函，而不说是委员会出函。美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用词比较含蓄，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思。公司上市明明是审批。但他们非要说是“注册”。对证券公司的市场准入也明明是一种审批，他们也非要用“注册”二字。
两把刀子
证交会也有牙齿，也有刀把子。证交会的两把刀子是：行政救济和民事诉讼。
一、 行政救济(administrative remedy)
证交会可以限令交易所或全美证券营销商协会开除其会员或暂停其会员资格。
证交会也有权拒绝经纪人和营销商要求执照的申请，也可以暂停或取消经纪人和营销商的资格，也可以训诫有不当行为的业内人士或是对其实行市场禁入(可以是暂时的市场禁入，也可以是永久性的市场禁入)。
二、民事诉讼(civil action)
证交会可以要求法院发出禁止令，禁止被告继续违反证券法和证交会规则，或要求被告交出非法所得或罚款。
证交会与国会
在两种情况下，美国国会有可能很深地介人证券和证券法领域。证券法的纲领性内容早已就位，而那些小敲小打的问题尽可以由证交会通过其制定的规则加以制约。不过，证券市场形势一派大好或是一片黑暗的时候，国会都有可能抖擞精神，推出新的法律。国会里专门有个财经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
新经济鼎盛之时，美国国会议员们也要改天换地，考虑着如何制定新的法律。但情况不好的时候，国会议员们也会跳到前台来。2001年9月11日后，证券市场就特别、特别的不好。经济衰退不说，股票市场的小坏蛋很多不说，上市公司中的超级巨人安然公司也出了问题。这时候国会议员们也就蠢蠢欲动，要立案调查。
果然出了问题，证交会能替天行道吗?伸张正义吗?
不能。证交会无权勒令违规者赔偿投资者的损失。证交会可以进行民事诉讼，但主要是要求法院发禁止令，禁止被告再做某事。证交会只能在向法院申请禁止令的时候，请法院给予附带救济(ancillary retier)，要求违规者“吐出不义之财”(disgorge)，留待投资者以后索赔。
证交会与检察官一样，大案要案闹到满城风雨时候，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一般来说，他们选的都是那些比较容易取胜的案件。这样，他们基本上每次都能获胜。但证交会将小胜作为大胜，大吹特吹，确有夸大战果之嫌。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证交会平均每月收到一万个投诉，但大部分都是石沉大海。证交会给股民的最后忠告是：
投诉有获得圆满结果的，我们可以要求公司向投诉人或证交会报告。但大部分情况是，公司拒不承认有任何过错，谁有错也并不清楚，有时到底是否有人有错也不清楚。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扮演法官或仲裁者的角色，我们不能强迫经纪人或经纪公司解决你的投诉。但根据法律，你有权采取法律行动。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投资者必须靠自己，靠诉讼讨还公道。诉讼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经常也是惟一手段。
法院和法官
证交会的权威远没有法院和法官来得大。
证交会也会遇到这种问题，被监管者就是不服，证交会使尽招数，软硬兼施，被监管者还是不肯就范。这种情况下，只能由法官出面评断。涉及证券的法律几乎都是联邦法律。而涉及联邦法律的诉讼都由联邦法院受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也常亲自操刀，受理各种类型的证券诉讼。证券问题事关美国国计民生，法官们想躲也不敢躲——如果他们还有良知的话。
“工夫在事外”。正是，证券问题远不仅仅是证券问题，远不仅仅是证交会的问题。证券问题是宪法问题，是法官问题，是人文和文化问题。
不如人意处
证交会也有不如人意之处，就是它不监管期货市场。而这在许多国家是由同一个部门监管的。这是美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一处败笔，证交会与期货交易委员会为了争抢地盘而大打出手，弄到法院上的情况，时有发生。两个监管机构交手固然有可能是出于公心，但不排除是为了争权夺利。证交会有比较廉洁的名声，但不腐败也要争夺地盘。以1998年为例，证交会的预算是31740万美元，可以办很多的事，做很多的人情。
一些国家吸取了这一教训，设立了统一监管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机构。有些国家还意犹未尽，索性设立超监管机构，统一监管整个金融市场。这也不无道理，金融市场的各个部分经常合流。例如，保险业就时而弄出些金融产品，将其推入证券市场。
证交会自称是广大股民的代言人，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没有私利的组织，一个全心全意为广大股民服务的机构。可是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证交会的干部群众大多是专业人士，他们与券商、律师和会计师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证交会的干部下来后还要加入中介机构的行列。此外，券商、律师和会计师在国会就把许多事情搞定了。在强大的游说集团的强大攻击之下，国会制定的相关法律都是有益于券商、律师和会计师的。这样做虽然不是特别的好，但股民自己也想通过股市翻身求解放。美国是没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否则的话，不少股民也要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去。证交会只要能够设法让中介机构和发行人有所节制，不要穷凶极恶，不要丧心病狂，证交会的工作就算是做得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