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为人民服务》
如果望文生义，很容易把法律教授当作大好人。他们不但有学问，而且讲法律，难道这还不是好人吗？但法律教授中也有替法西斯和剥削阶级卖力的。希特勒在台上的时候，也有法律教授投靠官府为纳粹效劳的。
美国法律教授有没有为法西斯效劳的，还不太清楚，但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却大有人在。考费（John Coffee）教授便是一位。考费是美国顶尖级法律教授，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还被《全美法律杂志》评为美国百强律师之一。安然公司造假败露之后，考费教授猛烈抨击安然的高管，同时也批评安然所聘用的Vinson & Elkins（“V&E”）律师事务所。考费教授指出，V&E律师事务所工作中不够客观或说不够认真。V&E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恼羞成怒，也不正面反驳考费教授，反而出钱聘请他做安然一案的专家顾问。考费教授拿了人家的钱，前后就不是一个人了，立刻变了腔调。考费教授郑重其事地出了一份意见书，明确表示，不应当追究V&E律师事务所的责任。其理由是，“如果只是就客户所披露的材料提供咨询，提出意见或编篡材料，则律师不应该负责任。”
考费教授的做法比较恶心。为V&E律师事务所说话并不丢人，拿钱后为V&E律师事务所说话也不丢人。恶心的是考费教授先前一种说法，拿钱后立刻便是另一种说法。改口之快，没有任何过渡，完全抹杀了是非对错。但考费教授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仍然在为真理而斗争。比如，他在文章中仍然继续鼓吹对律师事务所要严，要追究其责任，不可姑息养奸。考费教授的这种伎俩我们并不陌生，他的做法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不能算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做老实人。美国的一些知名教授能说会道，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口口声声要保护股民的利益，好像爹亲娘亲不如股民亲。可就是这些教授们，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股民着想。当然，这在中国股市实践中也并不少见。
不过凭心而论，考费教授也有苦衷，股民既没有钱给他，又不能给他官位，你叫他怎么为股民说话？不能说考费教授见利忘义，股民投资股市还不是为了钱？股民钱财不够，权势不够，就不会有人为其说话。无论谁掌握经济命脉，无论谁有话语权，如果真肯为股民说话，如果真心实意地为广大股民谋利益，那么股民也就不成为股民了，他们也要骑到别人头上作威作福。如果人人平等，如果人人不做冤大头，那么券商又去赚谁的钱？公司高管又去赚谁的钱？
机构投资者说是他们可以充当股民的代言人，而且只能够由他们来普渡股民。又是痴人说梦。机构投资者的高管是要收钱的，而且收很多的钱。而且即使是收了钱，机构投资者的高管还是与券商以及上市高管勾勾搭搭，甚至好得像是穿一条裤子。这样一来，股民头上就又多了一座大山——股民头上三座大山：券商、公司高管以及口口声声为股民服务的机构投资者。
人总是要被收买的
人总是要被收买的，妥协是天经地义的。地球有一天都会消失，难道我们就真的能够几十年如一日，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何况，我们大多数人还要结婚，要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总之，我们需要钱。我只关心一个问题，为V&E律师事务所说话，考费教授到底拿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就是别人出多大价，考费教授才愿意移船就岸。V&E律师事务所出的价越高，考费教授就越有骨气——反之亦然。
考费教授到底拿了多少钱？他坚不吐实，只说自己从V&E律师事务所拿到的钱仅为其两年收入的1%。什么叫两年的收入？美国政府收税怎么收？一年一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费怎么收？一年一收。为什么考费教授要两年一算。考费教授在玩弄律师的诡计了。首先，他们并不说自己两年内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别人也不好问，因为美国视个人收入多少为重大隐私。再者，每年的收入是不一样的。两年是考费教授为V&E律师事务所效劳的一年与前一年为两年，还是与后一年同为两年？所以，考费教授在V&E律师事务所到底拿了多少钱不好算。
收买法律教授的另一个有效办法是让他们当官。考费教授在哥大的一位同事就当上了证交会的副主席。美国名校的法律教授也去当官，而且非副部级干部不当，局级干部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正局级也不考虑。我们这里不同，法律教授走上副部级领导岗位的有，正局级也有，副局级法律教授也是趋之若骛——反正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我们的法律教授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当官后不作兴再回学校教书，因为做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意境。
美国的法律教授当官一般只能当几年。“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总统上台后都要换上自己的人，有时候总统连任之后也要调整各级领导。所以，对美国教授来说，当官远没有赚钱来的实惠，官位总统可以拿走，但钱进了腰包就是自己的了。考费教授愿意赚钱，不肯为股民服务，至少不肯永远为股民服务。他最终是要出卖自己的，在丰收的季节出卖自己。当然，考费教授还没有完全出卖自己，他只是零售自己，并没有把自己批发给某一个券商或是某一家律师事务所。
再者，有人卖身投靠，这本身并不一定是件坏事。要想卖身投靠，至少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卖身者是自由人，有人身自由，也有精神自由，至少在卖身投靠之前是这样的。否则，卖身从何谈起？如果没有人身自由，那只能是赎身或逃身。其次，收买者对投靠者的言论还是有所惧怕的。不然，有什么必要招降纳叛呢？指鹿为马就可以了嘛。比如，V&E律师事务所就比较惧怕考费教授，比较惧怕他的深揭猛批。卖身投靠的法律教授固然可耻，但恐怕并不是最可悲的，也并不是最可怕的。怕就怕学界与官商已经结为一体，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美国还没有堕落到这种地步，至少现在还没有。考费教授之所以为V&E律师事务所狡辩，就是因为证交会在追究V&E律师事务所的责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安然公司的高管干了许多坏事，但这决不只是券商以及上市公司高管不讲诚信所造成的，更不能完全于归咎于股市监管者。为了赚钱这个共同目标，券商、公司高管、媒体以及教授学者走到一起来了。
除考费教授之外，其他名校的一些法律教授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杰佛雷C·海扎尔德（Geoffrey C. Hazard）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是位以法律道德见长的专家。他在收取很高的费用之后，也发表各种奇谈怪论，公然为股市中有问题的那些人和单位开脱。海扎尔德教授的收费标准是受聘即收5000美元，然后是每小时700美元。在收费标准方面，接近或相当于纽约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的收费水准。康奈尔大学的查尔斯·伍尔佛拉姆（Charles W. Wolfram）教授也是法律道德专家，也是拿钱后为股市的坏人说话。美国法学院的教授就有帮坏人说话的传统。比如，哈佛大学的刑法教授艾伦·德尔守维茨（Alan M. Dershowitz），他收取高额费用便躲在幕后，为辛普森的前台律师出谋划策。
教授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也迫不及待地等着毕业后赚大钱。而要想赚大钱，就必须为大券商和公司高管卖力。不是同学们没有公益心，不是他们不想急公好义，古道热肠。实在是为生活所迫。以考费教授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为例，2003—2004学年的学费是34907美元，还不算课本费和生活费。法学院收费真可以说是敲骨吸髓。所以，毕业时不少人已经负债累累，不堪重负，必须赶紧挣钱还债。但教授们还假惺惺地要培养学生们的职业道德。在律师资格考试之外，又增加了“职业道德考试”。法学院学生必须多交钱，多花时间准备考试。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还嫌不够，强迫学生在校期间要免费从事“公益活动”，否则就不能毕业。美国法律界用了一个拉丁字“pro bono”，来美化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这是美国法学院很虚伪的地方，甚至是最虚伪的地方。
其实，承认贪婪也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美，也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至少是有助于促进和谐股市的发展。怕就怕有人渔利股市，为富不仁，却还在那里以最佳诚信人的面貌出现，以专家学者的面貌出现，在那里信誓旦旦地要求别人讲诚信。
天下无义剑，股市多疮痍
美国法律教授讲假话，中国法律教授讲不讲假话？我们另有说法，叫“武战死，文死谏”——这是一句陈词滥调，也是让人毛骨悚然的说法。如果进言要冒被杀头的风险，讲假话要被杀头，讲真话更要被杀头，谁还愿意出来讲真话呢？现在都市场经济了，谁还愿意当冤大头？中国历史上有敢讲真话的，鲁迅就是一位。可怜美国还没有鲁迅——当然，中国今天也没有鲁迅。但即便有鲁迅又有何用？中国有过鲁迅，但人民头上还是照样压着三座大山。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断，即便美国有鲁迅，美国股市照样是券商以及公司高管横行霸道的地方，他们照样鱼肉股民，照样为富不仁。
天下无义剑，股市多疮痍。中外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股市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地方，到股市来的人，都想捞一把，而且是狠狠地捞一把。券商和公司高管的诚信靠不住，监管机构靠不住，考费这样的教授也靠不住。在股市这个地方，最终只能靠股民自己，股民只能靠自己的诉讼才能鸣冤叫屈——至少美国的情况是如此。安然丑闻之后，考费教授到国会做证时也强调，一段时期以来，美国股市的欺诈之所以泛滥成灾，就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增加了股民诉讼的难度。
在股市这个人欲横流的地方，只要开出合适的价格，就可以收买任何人。在股市这个为富不仁的地方，只能以毒功毒。我个人顽固地相信，在股市这个地方，只有股民的反抗，只有股民的诉讼，才是推动股市发展的真正动力。
高盛的好班长
若有新政策需要公布，美围总统经常是到大学发表讲演，以示礼贤下士，尊重新老知识分子。而英国首相布莱尔不同，他跑到美国大券商高盛那里去发表重要讲演，解释他的经济政策。这说明布莱尔刻意巴结美国大券商。反过来也说明高盛确实很强大，富可敌国。确实，高盛已经成为美国券商的领头羊。美国甚至有人指称，纽约股票交易所已经成为了高盛的交易所。高盛的所作所为，也被称作是“高盛的做法”或是“高盛的手段”。
高盛如此强大，自然有很强的领导班子，尤其是有很强的一把手，有位好班长。一把手重要不重要?反面的例子很多，也很能说明问题。摩根士丹利的第一把手不力，所以内部长期不团结，王位争夺战不断，削弱了团队的战斗力。高盛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高盛的一把手多年来是汉克·保尔森。好班长达特茅斯大学本科毕业，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1974年加入高盛芝加哥分部，八年后成为合伙人，1994年调到纽约总部担任第二把手。1999年，保尔森坐上高盛的第一把交椅。
保尔森上任之时，正值高盛的危难之际。1994年是高盛背时的一个年头。高盛当年利润50800万美元，但同年分给有限合伙人和外部债权人的金额达52200万美元，而且1993年高盛伦敦分部亏损了8亿美元。高盛的一些合伙人开始动摇，对高盛失去信心，不少人甚至离开了高盛。但保尔森留了下来，与同事们一道死扛，终于迎来了高盛全面复兴的日子。
保尔森首先是苦干。为了笼络住客户，保尔森可以半夜三更爬起来给他们打电话。可以说，保尔森把全部时间交给了高盛，工作时想着赚钱，醒的时候想着赚钱，睡梦里也想着赚钱。为什么睡梦里也要想着赚钱?美国大片《华尔街》中有一句经典台同：“钱这东西从来不睡觉。”真是这样，纽约股票交易所闭市之后，东京、香港的股票交易所又开始交易，买进卖出真忙。因为时差问题，保尔森必须半夜起来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