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到来
偶然之下，我见证了三位美国女人的到来。那几个小时，我一直在花园读书，随手写下几行笔记，或在书页空白处点几个黑点，一来可以标记值得回味的句子，二来也可以保持书页整洁。这段时间，太阳落山早，晚餐呼唤我的时间也跟着提前。大约下午四点半，我就已经在惦记冰箱里的小牛排了，还想着再把园子里的甜菜切一部分。甜菜就着葡萄干、大蒜和橘子皮，还有百里香和欧芹配着科林在夏末时节挖出来的小土豆。傍晚时分，空气中添了几丝凉意，我合上书，走进房间，推上运木小车，准备去棚子里取些橄榄树枝，等会儿放在壁炉里烧。
又过了一天。我一直拖着，不知道关于玛格丽特的书该如何下笔。她是我的好朋友，难以取悦，严谨认真。我之前一直很佩服她的文笔。啊，现在也佩服。可这项任务就像是要划着发霉的火柴一样——我反复读书，却从未动笔。光她的那本《通往德拉戈宫殿的楼梯》，我已经反复读了十几遍。
一本书就像一扇传送门。我写过的每个人都被牢牢地封印在某个婴武密室中（有婴武这个词吗？难道是想模仿鹦鹉螺？），之后才会走进另一片能够栖身的天地。通常，都是别人选择我。那些转瞬即逝的画面竞相出现，我高兴地跟在后面，有时刚刚走出视线，有时就像U型弯一样转回来，最后像心跳空了一拍一样结束了。“右行左行交互式”这个词不就是用来形容牛耕式转行书写法的吗？
有时，我写下的文字会燃烧起来，仿佛坏男孩们在空地上点了一把野火。那就是我心花怒放、下笔如有神的时刻。然而，这一次，是我自己选择了朋友作为写作对象，感觉就像回到大学，啃下一篇有关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研究论文一样。这本书我读得很有兴味，但同时也因自己技不如人而深感羞愧。
我很容易走神。从那边数第三个小果园里，还有几个已经皱缩的苹果，泛着金色挂在枝头，如神话中美惠三女神那样显眼，引诱我做格雷派饼。菲兹柔顺的毛发有几处黏在了一起，需要梳一梳。还说呢，我自己的头发早就乱得不成样子。现在，每棵橡树下都有牛肝菌冒出来，我很想用它和香肠做些波伦塔[1]，请朋友们品尝。看，我的万千思绪已飘向了四面八方。
毕竟，在责任感的驱使下，人总容易神思恍惚。
我从木堆里捡了些枯树枝，往下看着北边的橄榄树梯田时，正好看到本地司机詹尼一把急转弯，开进了对面马尔皮迪家的车道，白色的小货车压在已经干了的庄稼茬上。马尔皮迪的意大利语是“Malpiedi”，就是“腿脚不好”的意思。我一直都很喜欢意大利人名。之前，我家在科勒尔盖布尔斯，我和朋友们总会在旁边的空地上玩儿“狂野印第安”的游戏，我们会给自己起名，比如“流浪的熊”“鹿之心”“笔直的箭”等。意大利人名总会让我想起那段时光。当时，有个朋友给自己起的名字是“冲水马桶”，但还有很多名字可以选，像Bucaletto即“床上的洞”、Zappini即“小锄头”、Tagliaferro即“切割铁器的人或陌生人”、Taglialagamba即“砍断腿”、Cipollini即“小洋葱”、Tagliasopra即“切上面”和Bellocchio即“美丽的眼睛”等——想想，这些名字真是充满了生活情趣。
来意大利的前几年，我对每个音节都非常着迷，恨不得都认识一下。要是酒店里有电话簿，我晚上就会挨个读出那些名字，遇到Caminomerde（烟囱灰）——对了，这儿还有个故事呢——或者Pellepiccolo（小皮肤）、Pippisecca（干燥管或男性生殖器）、Pescecane（巨头鲸）之类的名字就会非常开心。还有那个庄严的Botticelli是什么意思来着？对了，是“小酒桶”。
“腿脚不好”的那个现在已经不在了。我参加了他妻子路易莎的葬礼。路易莎最后一次过生日的蛋糕装饰得特别夸张——人物就像那不勒斯博物馆壁画中庞贝人宴饮上的一样，男性生殖器大到难以直视，最后是放在托盘里拿过来的。当时，路易莎和朋友们正在餐厅庆祝，从她们的餐桌旁走过时，那些人正对着蛋糕大笑，我瞄了一眼那个亮粉色和翠绿色的蛋糕，着实吓了一跳。后来，我每次看到瘦削、驼背、长着一双兔眼的蒂托——路易莎的丈夫，都会觉得非常尴尬。最后害死路易莎的不是憩室炎，是急性疝气，我真心觉得那是她吃了太多蛋糕的缘故。不久，蒂托也随路易莎去了。蒂托是因为吃了猪身上的硬毛，窒息之后也没人在身旁对他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我尽力不去想他浑浊的眼睛突出眼眶的情境。格拉齐亚是他们的女儿，大笑时总会喷鼻子，粗声粗气的。她粉刷了房间，买了一个洗碗机，去跟镇上身体不太好的阿姨一起住之前，就挂出了租房广告。（后来我才知道，房子租一年之后就可以买下来。）格拉齐亚不会再回这座冬夏皆凉的大石头房子里了。他们是我的邻居，我很想他们。我也想念格拉齐亚练习小提琴、路易莎弹钢琴、蒂托吹萨克斯的年月。那几个小时，刺耳的音符会飘满整座山。我们并排生活在同一面山坡上，做了十二年的邻居，可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那座房子里就一个人都没有了，只有晚上屈拉蒙塔那风从阿尔卑斯山吹过来时，厨房百叶窗沙沙的声响。
我一直都很喜欢他们的房子——很大，方方正正的，扎扎实实地待在梯田长长的平坡上，大门上挂着狮身人面的门环。当年意大利洗劫埃及的时候，这种装饰非常流行。大门上面的扇形窗铁圈呈大写的S形，非常时髦，我猜三百年前建造这座房子的人，名字的首字母就是S吧。拨开茉莉的藤蔓，你会看到“VIRET IN AETER-NUM”这行字，意为“永远盛开”。这格言中蕴含的寓意真美好啊。这座房子叫“阿孙塔之屋”，大概是因为房子是在八月节圣母升天时建成的。房子有两层，每层各有六间正方形的屋子。浴室是后来才加的，不过也还行。
李子树上挂满果实的时候，我会给蒂托和路易莎送一篮子过去。他们家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光线会照出来，映在打了蜡的砖上。我看到客厅的尽头带有窗格的大窗户上满是舒展着的菩提树叶。冬天，树叶落尽，就只能看到光秃秃的黑色树枝，像用木炭笔匆匆画就的素描一样。
我看到詹尼的小货车穿行在橄榄树丛中，时隐时现。银白色的树干，能瞥见几处白色，树皮快要剥落的地方，反射着白色的光。他沿着崎岖的车道往前走，最后停在房子旁边长满杂草的停车场。之前，路易莎经常把蓝色的意大利敞篷汽车留在那里，任凭雨水落在车身上。我经常想把那种场景写进诗里，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三个女人下了车，她们拎着随身包，背着鼓鼓的背包，还带着手提包，所以真的算不上多优雅。詹尼从车里拽出来四个超大的行李箱，好不容易才拖到门口。我听不清那三个女人在说什么，不过好像一直在笑、在叫。我猜她们是要在这里度过秋天。有的旅行者会刻意避开炎热的夏天，反而喜欢到这里享受更宁静的秋日时光。我只希望她们不要太吵就好，毕竟山上总会有回音。要是她们的丈夫来了，大家一起喝酒吃晚餐，那肯定会乱死的。她们究竟是谁？我看得出来，这三个人都已经不年轻了。
我自己来到这里的情境，天啊——那是十二年前了，可仍旧鲜活如昨日。我下了车，抬头看着无人居住的石头农舍，想着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就是这里了。我就要在这里编织未来。
她们也会这么想吗？玛格丽特——我久不联系的朋友，我新书的女主人公——比我早很久就来到这里，就算是她，站在这栋大房子（的确很大）脚下金色石屋的面前，也不知道未来的模样。不过，她一眼就发现，地下室有一头很肥的猪，一直在尖叫，是前主人（也就是她口中的农民）留给她的礼物。
玛格丽特和我不一样，她是真的四海为家，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毫不留恋。她会穿着绣花的室内拖鞋和威尼斯带黑色烫花的紫色外套，和这些刚来的人一点儿都不一样——这些人穿着蓬松的洋红色、橙色、橘红色棉服，脚上还踩着靴子。
那个穿着洋红色棉服的人从车后门拿出来一个运狗箱。她蹲下来，打开箱子，一只浅棕色的小狗从里面跑出来。小狗一直围着她们几个人跑啊跳啊，高兴地脚不点地。她们带着小狗一起来，所以我由此猜测，这几个人肯定不是只待几天而已。
我捡着木柴，渐渐陷入沉思。那些人仿佛离我很远，动作手势也渐渐模糊，像是静止的画面。又好似中世纪祈祷书某张末日审判的插图：天空灰蒙蒙的，坚固的房屋捕捉到黄昏的阳光，石头泛着光，阳光像是照在蜗牛爬过的痕迹上。窗户上斑驳的玻璃，像镜子一样反射着阳光。我和阿孙塔之屋中间，柏树颀长的身影勾勒出乡村的道路。朦胧的面纱背后（暮色渐渐淡去，熟悉的清晰感随之而来），女人们慢慢走向大门，詹尼摸索出之前常用橘色丝带挂在门后的铁质钥匙。我知道，很快，她们就会闻到屋子里旧书的气味。她们会走进去，看看客厅的窗户，看看窗外金色的菩提树叶，或许还会停下脚步，深呼吸一次。啊，我们来到这里了。可为什么泪水会迷蒙了我的双眼？
路易莎啊，你一直没机会点掉下巴上那颗恼人的痣，甚至痣上面那根粗粗的毛也没被拔下来——我之前总有奇怪的冲动，想去碰一碰。现在说这个太晚了。你已经离去，蒂托也撒手人寰，他不知大小的阳具还有他温柔的微笑都已是昨日的光景。现在，几乎也要完全消失在人们脑海的还有这样一番景象：多年以来，在那个又大又旧的厨房里，人们拉把椅子坐在壁炉边，倒上一小瓶圣酒，高谈阔论战争时期的故事，据说，很多当地人都是光着脚从俄罗斯走回来的。想法与众不同的格拉齐亚应该会清理一下院子吧。一切都已消逝不见。就如我十几岁时舍不得放下的《飘》一样，随风飘散了。（玛格丽特也已随风而去。）这个玛格丽特啊，真是笔法犀利，双眼炯炯有神。我之前曾研究过她干净利落的散文风格。我喜欢用“和”这个字，是因为于我而言，万物皆有联系。可她却从未用过这个字，因为于她而言，万物皆无关联。在写作上，本心根本无处可藏。
时光一年一年流逝，玛格丽特的作品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连《阳光下的蓝色花朵》也是，要知道，这本书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还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我的大多数作家朋友都没听说过玛格丽特，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点燃大家对她这几部作品的兴趣。不过，这并不是说我可以保住她的作品在圣经正典中的地位——如果圣经正典真的存在的话。
到达，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我还记得自己刚到这里的样子。签好最后一份文件后，地产经纪人派斯卡恩（没错，Pescecane就是“巨头鲸”的意思）就把黑色的铁质钥匙交到了我的手上，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屋子，数了数有多少个房间：十一个，大部分都很小。下层有四个，曾经是用来养动物的，当时仍有光滑的大石块地板以及一层尿酸造成的白色霉菌。楼上的天花板很高，因为之前那里曾有个贮藏谷物和栗子的阁楼（不过很久之前就已经塌了）。厨房和餐厅的空间又窄又长。啊，我忘了说那边还有个湿乎乎的吧台。我记得门闩咯吱咯吱的响声，拉开百叶窗，外面的景色一下映入眼帘，整个人就像沐浴在上天的恩赐之中。绿叶之泉（Casa Fonte delle Foglie）。可能这就是我爱上这里的原因吧，这是个多么有诗意的名字啊。而且，这个名字还很灵动，橄榄树、菩提树、冬青树和松树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绕着山坡长了一圈。我之前只来过一次，所以真的没想起来二楼还有两台壁炉，也不记得厨房里那个歪着的大梁。食品储藏室里没有发现老鼠出没的痕迹。这房子一开始就像是为我准备的。于是，我马上就卷起袖管，开始整理了。
那三位女士现在所看到的一切——是会永远留在记忆里，还是会在假期结束后慢慢褪色？我记得，之前某个七月，我在佛罗伦萨北部的穆杰罗租了间房子——那台老式冰箱里的冰都凸出来了，弄得门都关不上。要是摸一下把手，肯定会被冻得一哆嗦。我记不得卧室的样子，但还记得餐具柜抽屉里好几十年前的圣诞贺卡和洗礼邀请函。至于长长的客厅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也想不起来了，依稀是个白色的空房间，房椽下的地板上有一排白色的鸽子粪。是谁将它们全都带到了这个根本没有人的陌生国度？是我。玛格丽特嘛——这么说吧，流浪是她的天性。她之前常这样威胁人：“行了，你再也回不去家了。”
你可以回家。她的话也并不是什么严厉激烈之词，这只有待到你不确定自己家在何方时才能明白。我见过太多怀抱着希望的人来到这里，他们想在这里安身立命，可某天早上醒来后——或是休息好之后、或是下了意大利语课（我觉得意大利语也不难学）、或是经历过没水的日子、或是和不太会说意大利语的人们共进午餐畅饮啤酒的时候，也可能是体验过刺骨的冬天后——一个问题会兀得出现在他们脑海中：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即便如此，仍有强大的推动力驱使着我们。曾驱使着玛格丽特的是这股力量，曾驱使着我的也是。在佛罗伦萨火车站，“到达”标志牌闪着光，旁边就是诱人的“离开”标志牌。“列车到达”（Treni in arrivi）、“列车离开”（Treni in partenze），这就是两个标志牌分别代表的含义（但我还是想同时登上两列火车）。玛格丽特搬离了茉莉之屋（Casa Gelsomino）。长时间以来，那里都是她的归宿，可后来就不是了。两年后，她回来了，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的她很不喜欢意大利，终于有一天，她失去了耐心，突然爆发，对我说：“你就像个孩子。幼稚。永远都一副受惊的样子。”我什么都没说。在这之前，我的心已经被她伤过一次。
科林反驳了她：“玛格丽特，你这是胡说八道。姬特什么都明白。”之后，科林给她倒了杯格拉巴酒[2]，算是代表那天晚上的结束。
“意大利相当传统古老。至少，你知道这一点。可你不知道，孩子们一出生就已经老了。”玛格丽特仰着头一口就喝掉了那杯格拉巴酒，瞪大眼睛待了一会儿，才对我们说，“晚安（Buona notte）。”
那三位女士各自选了一间卧室，把行李箱搬到床上，这才发现，原来托斯卡纳的房间里面没有衣柜，只有咯吱作响的大衣橱。她们怎么会选择路易莎那些朴素的房间？难道是结局早已嵌在开始的部分？上大一时，艾略特的诗句“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3]令我恼火，我当时觉得这一句太过消极。不过，我现在很想知道，自己在这里的时光何时会走到尽头。命运，这个词中包含着太多慈悲——可到底怎样的红线，才能把尚不可预知的结局与我到来的那天联系起来呢？那天的我穿着白色的太阳裙，推开门，张开双臂，转着圈——这可让经纪人惊讶极了——大声喊道：“我到家了。”
我拎着一筐木柴，往房间里走去，最后一缕阳光落在山谷中的湖里，引得波光粼粼。我的口袋里有一把甜菜、几枝百里香和迷迭香。科林站在大门门口朝我挥手，菲兹跟着一片打着旋儿飘向草地的枯叶转着圈。《通往德拉戈宫殿的楼梯》就放在草坪躺椅的左边，詹尼按了下喇叭，说完“女士们，晚安（buona sera,Signora）”，就踩了脚油门，开着已经没有乘客的货车走了，音乐声响起——是卢乔·达拉的曲子吗？——从房子里飘出来。就是这样，是它们选择了我。
风魔一时的沙拉
科林做的小牛排、壁炉里的火、我们收藏的最棒的一款布鲁奈洛酒，还有不期而至的雨滴滴答答地落在窗户上——试问世上还有更让人惬意的时刻吗？我的一生中经历了很多美好的时光，可秋日的夜晚，待在家里，那种幸福感根本无法超越，有巴赫的大提琴协奏曲，还有煤火上靠着的几把栗子。我坐在那里，听科林讲他喜欢的几部莫扎特歌剧、有史以来最没有章法的书——瓦尔特·本杰明的《拱廊计划》，还有灯芯绒裤子上的口袋是怎么破的，等等。他会一直给我们俩倒酒，会为没来的朋友们祝酒，还会前倾着身子拨弄壁炉里的火。闪烁跳跃的火光映衬着，他看上去温暖而英俊。
我晃着手里的玻璃杯，火光跳跃着，在墙上映出新月形：残缺的月亮，透明，两个部分相互碰撞。我该如何继续？我如何知道什么预示着我和那三位女士的命运？或许，她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蒂托那间早已长满了蜘蛛网的酒窖，正准备开一瓶落满灰尘的蒙特布查诺贵族酒呢——酒肯定已经酸了。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古埃及人的仪式。从法老出生那天起，奴隶们就会开始建造他的墓穴。到我的笔记本上写好文章圆满结局的那一天，到我的电脑里都是文件和单词列表、问题列表的时候，那些刚来山上的人还会在吗？玛格丽特会最终长眠吗？我会留下，还是离开呢？
我觉得自己讲述的时候还算客观，但也并不很确定。毕竟，我这种作者，写作的时候肯定还要同时做另一件事才行。有的时候，会同时做三件事，一心多用。我的诗句会不时冒出来，我不会强求。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和济慈的观点一样，诗应该如树上的落叶，不经意间飘落你面前。更通俗地说，写作于我而言就和做饭一样——我在厨房做饭时会点着所有的炉子。不过，听上去感觉我更像一座着火的房子，而不是作家。其实，我只写过三本诗集和两部短篇散文。第一部短篇散文有关弗雷亚·斯塔克（Freya Stark），她是第一个去往远东的西方女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就出发了。此外，她也是一流的作家。第二部短篇散文是一部小传记，主人公是莫德·冈（Maud Gonne）。我最喜欢的诗人济慈非常欣赏莫德·冈，描写她面容的诗句很多都可传承不朽。其中最奇怪的两句和食物相关。“它两颊深陷，仿佛它只是喝空气，只是吞够了影子就算吃饱？”[4]在另一首诗中，济慈说她喜欢“吃风魔一时的肉沙拉子”[5]。她自己就是“风魔一时的沙拉”。有一次，她竟在墓穴中与人共赴云雨，而那墓穴里埋的是她两岁就夭折的儿子。她这样做是希望再怀孕的时候能有这孩子的一缕气息（我很能体会她的悲伤）。写作也是“风魔一时的沙拉”，是风魔一时的主菜，同时也是风魔一时的甜品。
到哪里才能找到写新书的自信呢？好吧——我的作品集《须臾地图》获得了两项大奖。可乔治·克鲁尼骑着摩托车到我的家乡圣罗科转一圈，都比我遥不可及的奖项更能引起轰动。托斯卡纳人并不迷信名人，就算是克鲁尼也不行，不过，穿着华伦天奴品牌制服的宪兵确实护送着市长到我家，给我送了一束百合花。我去过纽约、波士顿、哥伦比亚特区和西海岸。被人赞美、敬酒真是让人欣喜，可那之后，就因为两处已经标注了出处的引用，除了几所大学邀请我担任客座讲师，别的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可我为什么要去当客座讲师？冬天在伊萨卡，夏天在亚利桑那州吗？两个奖项的奖金还算丰厚（反正对诗人来说算是丰厚了），于是我怀着感激的心，更换了家里的化粪池和供暖系统。
人们说，诗歌百无一用，可实际上，正是它让一切变成了现实。电线、语言的精髓、非正式的比喻等都是，那是我的家，是我的最爱，是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内容。（别人也说过同样的话，是谁来着？）我深感荣幸。很多诗人仿佛一直生活在阳春白雪之中。我也很希望并相信我能获得这些奖项是实至名归，但我真的很怀疑，生活在远离文人之战的意大利真的发挥了很大作用。或许，大家都只能从我身上找到共鸣吧。
如果你了解我——虽然我很怀疑这一点，那很有可能是通过我写的关于弗雷亚的那本《破碎的边界》。玛格丽特帮我联系了一位制片人，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我对心目中女英雄的精炼刻画一下就跃上银幕，成了大规模上映的电影。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肯定看过，但又有谁知道电影背后的作家姓甚名谁呢？纯洁的弗雷亚肯定不会喜欢编剧新加的与亚述沙漠军阀翻云覆雨的镜头。不过，因为这部电影，很多新读者都发现了关于真实弗雷亚的这本书——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她（虽然已经溘然长逝）、好莱坞还有我都因此赚了些钱。再声明一下，虽然不能让我像数字技术奇才或在房地产行业的表弟那样富得流油，但也算是个好兆头。我用这笔钱的一部分重装了厨房，其余的就都被存起来了。
莫德的那本书带我走进了更广阔的世界。她大声呼喊，希望有人记下她的经历，于是我应声而行。剧作家奥尔拉·吉尔根改编了我的《科勒的天鹅》，并将其搬上舞台，同时把我的文本与叶芝的诗作完美融合。五年之后，这部剧仍每周在都柏林的剧场演出四场。通过各种影片和庆典，我和科林结交了不少朋友，天啊，来托斯卡纳旅行的演员和导演多得招待不过来，简直让人筋疲力尽。
有时，移居他国的我也会说自己童年在佛罗里达州时就爱上了欧洲。我从未写过有关美国的书，而且我也没有哪本书有关于那些女人、我自己、玛格丽特、出生在美国的人和来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
如果确有必要，那我就得借助对文化的记忆、借助直觉、借助丰满的翅膀。
偶然之间
科林熄灭了壁炉里的火，我走出门，看着墨色的天空，繁星闪烁——其他地方的忽明忽暗，这里的却可以说是耀眼。你得深呼吸。最好双膝跪地。透过树林看过去，马尔皮迪的房子就像深色大山上的一块灰色方形污迹。那些女人中是否有一个正在看着窗外，赞叹漫天明亮的星吗？今晚，五颗星星连成瀑布的形状，仿佛要落入月亮。在意大利的第一晚，是否有位女士已经安然入眠？至于第三位，可能小狗就卧在她脚边，而她已在乡野之中沉沉入睡，默然寂静，凌晨四点起身时，才会惊觉自己身处意大利吧。是意大利啊！
当地的手艺人仍会用白纸、皮质书脊和漂亮的封面做本子。我过生日的时候，朋友们送了几本当作生日礼物。来拜访的朋友们总会在本子上留下一两句话，说是希望能给我带来灵感。作家嘛，送一本无字之书最稳妥，对吧？可这么多，我就算到了下辈子，也写不满这些吓死人的空白页，更何况，我一般会用装订好的信纸或电脑写作。不过，今晚，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个特殊的本子。本子很厚，书脊是骨色的牛皮，用黄色的花朵束着，开合非常方便。我能找到灵感吗？有一位评论家曾说我的诗“很简练，但极具洞察力”。而我的散文中则会有大量细节——我觉得那才是精华。（除非百转千回之后还能回到当前的主题，否则为什么要写散文呢？）这次，我希望能写一个长篇，加入很多启示和故事。
结局？就像诗的最后一行一样，小说（就算是这种混合体）的结局可能就像开篇。或者说，循序渐进的样子——像从高架桥上丢下一枚硬币那样。
圣罗科位于山坡上，离山脚下隔着两条蜿蜒的道路。我沿着罗马时期修好的盘山路走，十分钟就可以到镇上。显然，就是因为这样，那三位女士才选择了马尔皮迪。我浏览过那个网站。一打开，“去镇上，步行即达”这句话就会弹出来，这正是所有人期待的——僻静远人的房子，而且靠近城镇。每天早晨去镇上是我的习惯，明天去的时候，我很可能会听到关于那三位女士到来的事。大概就是司机詹尼说的一两件轶事，或许，格拉齐亚通过往来的几封邮件知道的事也早已传开了。
睡觉之前，我在第一页上画了一片橙色的树叶，接着写下了“新叶”两个字。
之后的会慢慢积累。它们的故事会在整个镇上流传。很多会直接走到我面前。
看吧，即便是现在，我不时还会忘了要写一本关于玛格丽特的书（真是让她失望了）。
暂定名：《玛格丽特·梅里尔：窗边的流放》。这是一本小书，是对她的致敬，真的——虽然故事的最后，我动摇了我们坚如磐石的友谊，但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完成。对此，我一直内心不安。说“困扰缠身”可能有些夸张，但实际就是这样，我内心一直不得安宁，是一种永远悬在待办事项清单上的感觉。就好像你知道自己要跟医生约拍胸部X光照片，可是一直拖着，结果每次换衣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X光照片显示自己的胸部有多处钙化，到处都是白色的圆点，像月球表面似的。
愿她可以重回人间。
我会拼凑出自己的故事，绘制星星的位置图。希望我做得到，真希望自己能做到啊。
2015年10月，那三位美国女士刚来不久，第一场霜冻也来了。她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但和很多人一样，她们的人生故事都缘起于偶然之间。（话说，我在佛罗伦萨机场巴士站遇到科林·戴维森，不也是偶然吗？）四月末的时候，她们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教堂山遇见了彼此。
十年前，巴士抵达佛罗伦萨火车站时，科林帮我把行李拿了下来。陌生人来到陌生的地方，老生常谈的脚本。空气中，成百上千万的分子聚集在一起，朝我们涌来。我对味道十分敏感（这一点并不总是好事），科林帮我把行李放在路边时，就算有汽油味，我还是闻到了他身上柠檬水和阳光下亚麻的味道，让我想起了自己从未去过的田园般美丽的热带岛屿。我想靠着他的肩膀。我想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科林朝我微笑，蓦然之间，我想到了这句诗，好像是哪个有厚嘴唇的诗人写的。我们看着彼此，我心中暗暗惊讶。我很内向，从来没这样过，可不知为何，这句话就从嘴边溜了出来：“您好，我叫姬特·雷恩。您有时间和我一起喝点东西吗？”
我在第二页画下了一个大大的X，在旁边写了个变体字母X。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脚下一片昏暗。我关上了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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