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午夜，时钟指向11:50。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二天。
今年是2005年。
伊万·伊萨恩科的自我麻痹
亲爱的读者，我对你知之甚少，或许也无缘与你结识，但我想告诉你：我不是为你下的笔，而是为我自己。我写作，因为难以成眠。我写作，因为波利娜死了。
空了三天的胃里被灌了三瓶盖的伏特加，这会儿正让我晕晕乎乎的。在这儿，我得感谢护士纳塔利娅。只有她懂我丢失了什么。她于我而言，是最接近母亲的角色，当然我清楚她也视我如己出。与所有称职的母亲一样，她关心、照料着我。在过去的这两天，每过十五分钟，她便会来检查我的情况。今晚，她都来看我七回了，可回回我都清醒着，毫无困意。到了第八回，她小心地潜进我的病房，手里攥着一瓶红牌伏特加。
“张嘴，伊万，”她说，“它能让你快些睡觉。”
她往我嘴里灌了一瓶盖酒，把我呛得连喘带咳。正当她拧好酒盖准备离开时，我抓住她的胳膊，问她再要了些。她犹豫着又倒了一瓶盖红牌伏特加，一滴未漏全灌进了我的喉咙。
“再来一瓶盖。”我恳求道。
她受胁迫似的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害怕喂完这一瓶盖酒之后我继续央求，然而架不住心底的慈悲，她又往我喉咙倒了一瓶盖。现在，我舒坦了。这三瓶盖酒，不足以哄我入睡，但足够让我提笔写作。
读者，我一定要和你分享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向你介绍我的伙伴们，纵然往昔我从不承认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一定要跟你谈谈我的挚爱，尽管过去我从不承认我爱她。在这污迹斑驳的稿纸之上，我用左手挥洒出潦草的笔迹，狂舞着墨水无几的笔，记录我们所处的世界，因为再不这么做，我们便会消逝在历史的泡影中，无人问津。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读者，我愿能让你相信，我们能做的不止如此。
窥镜恐惧症
我十七岁，差不多也算是个成年人了，另外，我住在畸形儿童收容所。我初次听闻这家医院——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是在主室随意堆放的文件上窥到的。但你要让我在地图上指出这家医院的确切位置，我可办不到。我只知道它位于白俄罗斯南部一个大概就叫莫济里的城市某处。
虽未曾见过双亲，但据我所知，在我从母亲的下体挣扎着蠕动而出的时候，她就嫌恶地瞟了我一眼，这轻蔑好似一直在她心中酝酿，升腾翻滚，直至亲眼见到我的那一刻为止。而后，由于怯畏自己沦为苏联诅咒的受害者，她将我丢弃在了就近教堂的门阶上，毕竟她已经在收音机上听说了太多这类消息。捎带说句，随机肆虐的马匹甲状腺问题，和东欧动物群遭受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惨烈的脱发问题，都属于苏联诅咒。
我样貌丑陋，患有镜面反射恐惧症（实际上是害怕任何能照出我的不堪样貌和提醒我丑陋的东西）。但为了这整个故事的叙述，我定会鼓足勇气面对这一事实，与你细细梳理上天是如何编织我的命数的。我的躯体残破不堪，只有一只手臂（我的左臂）。顺着这手臂延伸至末端的左手掌上，是几根动弹不得的手指（我只有拇指和其余一根手指）。身体的其余零部件都十分短小，由于肢体不对称，走路时我会拼命地挣扎。在我白得几近透明的皮肤之上，爬满了如同织锦般细密精巧的血管，它们亟待开采和使用。脸部肌肉松垮地盘结并包裹着我的大脑，营造出一种倦怠、冷淡之感，让我看起来与傻瓜无异，与人交谈时这样的感觉便愈加强烈。但在我所有的残缺中，这一点反倒是个好处，它能帮我佯装出一种昏迷之态，当我提不起劲与人交流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如此），能躲过医生和病友的大部分闲谈和叨扰。许多时候，我选择远离这地狱般的周遭，这样有助于我头脑中的那个地狱稍缓惨状并渐入佳境。至少在那儿，我能肆意想象套用别人令我艳羡的躯壳经历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一番光景，比如列奥尼达、迈尔斯·戴维斯、奥斯卡·辛德勒、威尔特·张伯伦、卡尔·萨根、拉瑞·弗莱恩特（瘫痪前时期）、任何一位出过书的俄罗斯人，还有孔子。这些只是我名单中的沧海一粟罢了。
我正式上线的那一天
不是很多人能有幸回想起烙印在他们脑海的初段记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询问了护士纳塔利娅和雷迪克，以及我的第十一任主治医师杜波夫，没人记得起那段记忆。然而，我的第一段记忆像剔透的玻璃体——一个清脆的巴掌召唤我上线，一颗或者更多牙齿被拍飞出了房间，至今也难寻踪迹。那时我四岁，感到牙齿还能失而复得还真是幸运呐。在此之前，记忆的存储尽是空洞虚无。甚至谈不上一片暗黑，只是虚无罢了。虚无和暗黑截然不同，大部分人都不理解这一点。就我而言，喜欢前者多过后者。
“吞了它们，伊万！马上咽下去！”她一边朝我吼，一边捏我的脸颊，把我嘴巴扩张到折纸零钱包的开口一般大。她朝里面投了些“政府下达的强制命令”一般的白色药片，我立马吐了出来，喷到了她脸上。
“伊万，你个小王八羔子！快吃了你的药！”
显而易见，早在我成长到有自由意志，选择成为一个混世魔王之前，那时的我早就身居此位了。我不记得她强喂我的药是哪一种，也不记得我拒食的原因（毕竟那是我的最初记忆）。残留在我脑海的，只是护士的那副面容和背后隐含的千言万语。
那副面孔说：“我讨厌来月经。”
那副面孔说：“我也讨厌过其他事物，但我如今竟在最厌弃之事和你之间难以取舍、左右为难。”
那副面孔说：“这个烂摊子到底有什么意义？”
在那副面孔下，隐晦不说的还有很多很多，大概你已经心领神会了。
我讨厌那个护士。我觉得，在任何场合，没有人拥有与她一样的巧妙五官，能够同时传达出这些想法。在知道她的名字之前（因为她上嘴唇的毛痣，我给她起绰号叫“黑樱桃”），她便在一次接近飓风的天气中，从医院天台掉下来当场死亡，当时是她的吸烟休息时间。
陷入昏迷的男孩
我对院墙外那个世界的大部分认知，都来源于挂在主室中的那台古董黑白电视机里闪烁不定的影视音像。然而，在不看电视，也不透过遍布医院的铁皮窗间隙窥探外界的时候，我最钟爱的消遣便是假装昏迷，然后趁机监听护士和医生们的对话。昏迷醒来佯装出的失忆能够卸下这些成年人的防备，吐露出一段又一段毫无保留、不假思索的对话；这是我唯一获得真实新闻和信息的途径。他们当着我们或者在我们周遭说的一切，都是荒谬幼稚和粉饰太平的虚伪谎话。尽管我只有一个渺小狭窄的世界，但我可以往我的悉心观察中注入许多想象，混合调制成一段由我主演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无论是英雄还是坏蛋，我都愿意进入角色，但我再不当旁观者了，因为我本就是，每分每秒、每日每夜都是一个旁观者。我崇尚自由；很久之前我就知道，我头脑中发生的那些事情本就没有什么前因后果，皆为自由冲撞而成。
不久之前，护士纳塔利娅意识到我的昏迷不过是一场虚假的表演，随后使出行之有效的招数温柔又完美地让我中计，同时也让我领教到了她敏锐的观察力。
她把一张著名（并且十分暴露的）白俄罗斯女明星的照片放在了我的视野内，而后嘲讽道：
“美女呀，是吗，伊万？好一个香艳绝美的女人，不是吗？”
随后，我的注意力被死死锁定在那张照片上，那无可救药的性兴奋，黯淡湮灭的青春期和对性爱的奢望把我牢牢粘住，用它们的每一寸劲儿压住我。然而，她立马就把照片从我的视线内抽走了，放到了附近的什么地方。不出所料，本该无神的双眼此刻却贪婪地追寻起照片的踪迹，我的戏码被揭穿了。但在我想做一番辩解之前，护士纳塔利娅看穿了我耍这个把戏背后的心理因素。与其他护士不同，她没有为我感到羞辱，而是侧身坐下，询问我平时的个人爱好是什么。我说没有，她合掌一拍，便走出了病房。隔天，她带着一本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旧体简装本回到了我的病房。我仅用三天便如饥似渴地消化了它，并问她再要了些书。从那时起，护士纳塔利娅便开始搜刮各大图书馆和旧书摊，以此来培养我的爱好。在那些我病重或是药量大到难以阅读的日子，她会跟我讲各种神秘奥妙的故事，从图伦男子的宠物犬扯到圣乌尔苏拉教堂中的骨骸，又一下子跳到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魅惑术。有次我开口问她，她对世界知晓如此之多，为何还跟我这样的人一样困在这个地方出不去。
“我的学识差博士好几条街呢，伊万，”她回答道，“上大学其实比待在医院更加孤寂。”
一天，纳塔利娅温柔地提醒我，可以试试将我佯装昏迷的脑袋里那些迸发出的东西诉之笔端，落于纸上。在她看来，这么做相当于执行某种疗法。
“在你游离出医院，置身于脑内世界的时候，你会想在哪儿晃悠呢？”她问我。
我露出了一个不对称的笑颜，摇了摇头，把目光移开了。
“有些时候，故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发生，伊万，”她继续说，“你应该把它们记录下来。”
她停顿了一秒，露出了坏笑。
“如果你用对待护士们那般厚颜无耻的方式写作，不消两年，你就会荣升世界上最受人鄙视的诺贝尔奖得主啦。”
“我的故事属于我自己。”我回答道。
“你终于开腔了，伊万。”
然后她笑了，她一笑，就意味着我俩都心知肚明会发生什么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每一周，她都会重新回顾一两遍我们探讨过的话题。一如既往，她是对的。事实上，我都不确定纳塔利娅有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做过失误的判断。
有一天，她问我：“你知道佛是如何开悟的吗？”
“我不信开悟这种事。”
“太棒了，伊万。佛也不想让你相信开悟。”
“你不是东正教徒吗？”
“佛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信徒。”
“那是怎么做到的？”
“什么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怎么开悟的？”
“他盘坐在菩提树下，心中暗暗承诺，不解开人世疾苦的奥秘，绝不挪动哪怕一尺一寸。”
我假设自己现在经受着跟佛一样的巨大煎熬，在菩提树下盘腿枯坐着。
此时此刻，凌晨，时钟指向1:55。
我已经埋头写作两个小时了。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三天。
今年是2005年。
三天了，我第一次合上双眼就睡着觉。
但这睡眠仅仅维持了三分钟。
我看见你了，波利娜。
然而，我看见的，是三天前鲜活的你，
不是三个月前的你。
伊万·伊萨恩科一生中的一天
日复一日，单调乏味，周而复始。主室中的那台古董电视机播放着的东西或许会推进情节。那些护士们的心情或许会因为生活中烦人琐碎的小事和同步进行的经期左右摆荡。餐食也或许会改一两道菜。但是，总的来说，每天都如复制、粘贴般雷同。
每天头六十秒的感受，完全建立在自己能否在四月到十月中的任何一个月醒来。在夏令时节，太阳在早晨四点便冉冉升起，当我体内受训多年的生物钟开始嗡嗡作响时，我就会睁开眼睛，迎接那缕柔和的晨光。它穿过了那些钉嵌在我窗上的黑铁皮条，洒在了阴冷的油毡地上。逐渐上升的温度让我匍匐前进到厕所也显得没那么艰难（小便太急，没时间坐轮椅）。
冬天就不一样了，上午九点，太阳才慢吞吞爬上天空，所以醒来迎接我的，仍旧是黑黢黢、阴冷冷的房间，同我从母胎降生的感觉差不多，那是一片原始的孤寂。黑暗中的苏醒让我体内充斥着存在性焦虑，这并不只是因为上厕所将会是一次寒冷的爬行。其中有更加深层、邪恶的因素，它从我不想懂得也不曾明了的地方滋生出来。但那个地方，又如往常般熟悉。
经受了精神上那个编程闹钟的叫嚣，接着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拉下被子，希望一觉醒来我所有的身体零件都安分地待在原位，然而十七年了，那一直是个幻梦。当意识到仍旧要拖着这一副残破不堪的躯壳之后，我便先去排空了小得出奇的膀胱，然后开始穿搭，从三件T恤、三件运动衫、三件运动长裤中随意挑选，组合混搭，循环往复。
仍记得，我长到四岁还在举行这种穿搭仪式，那些照料我的护士开始对我在其中展现出的偏执大为光火。经过几轮徒劳无功的磋商，她们把穿衣服的任务全权交给了我。一天，格里塔，就是那个过去每日清晨检查我身体的护士，潇洒地把一个塞满衣服的包丢卸在油毡地上，说：“试试看吧，伊万。”此后的一年，我的穿搭仪式沦落为每天最闹心的时刻。读者，如果你愿意跟我互换身体，那就请放下你手中的这本书，试试用一只胳臂穿一件衬衫。我等你穿好后再继续写下去……
既然明白我是怎么穿衣服的了，我将会向你揭晓，在举行了一年糟糕的穿搭仪式之后，我最终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技巧，我亲昵地将它称之为“蠕虫式”穿搭法。使出这个招式，得先将我的衬衫翻面平铺于床上，然后从最下面钻进去，疯狂地蠕动身体，直到头露出领口为止。一旦处在这个框架中，我便能够游刃有余地从我所有衣服的平直下摆中蠕动着向上钻出它们的洞口。并且，使用“蠕虫式”穿搭法，能在短短一分钟之内掩盖住我的身体。
如果一路顺遂，我便能在两分钟内搭乘轮椅前往自助食堂，度过上午八点到九点的早餐时间了。到了那儿，我会在长桌上找到老位置坐下，这个位置是我执行一日三餐的不二佳座，十七年了，每一天都是如此。在任意一段时间内，收容所里都住着十五到二十五名患病儿童，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老位置，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指定只能坐在那儿，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据我所知，拥有老位置最久的就是我了。
待到全员到齐，那些护士便在我们面前摆好餐盘，上面盛放的，是我也不确定尝没尝过的食物。这是因为我习惯暴风般地卷入那些餐食，速度快到来不及品尝，这个进餐陋习要怪就怪半数以上的病友们都有这个陋习，如同剩下的那一半病友需要护士一口一口送到嘴边才能吃完饭一样，两种习惯都让我产生生理厌恶。其实，换句话说，即使细细咀嚼每一口餐食，我也不一定能品尝出它到底是什么味道。一份经典早餐，必定混有面包和甘蓝。面包的味道和口感近似胶合板。那些面包，非但不是新鲜烘焙，而且还是从希腊和塔吉克斯坦这类国家城市的偏远批发面包房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据我们收容所负责人米哈伊尔·克鲁克解释，这是由于大部分本地的面包、卷心菜工厂不是倒闭，就是从1991年开始转由一帮吃猪食的家伙[1]经营了。
享用完早餐，顾不上嘴角正淌下的那道浓郁卷心菜汁，我回到房间阅读，读到规定放电视的时间为止。时至今日，没有一位护士或医生能跟我解释清楚为什么电视时间只有短短一小时。我耗费了三个月游说护士纳塔利娅，想让她一整天开着电视。我甚至还提供了书面文件，希望它能提升我在收容所的地位，引起上级的重视。在事件的最后，她带了一张负责人米哈伊尔·克鲁克写的便笺，上面赤条条躺着一句话：
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里，早餐后有一小时电视时间，午餐后有一小时电视时间，晚餐后有一小时电视时间。
所以，在另行通知前，我开始每天早上看一小时电视。一小时用完后，我回到房间，回到那个提供我如饥似渴阅读的房间，回到那个让我做着逃离医院的幻梦的房间。从医院逃跑，我幻想过很多方法，趁没人看守从医院的前门溜出去，或是半夜从卧室窗户上钉嵌的黑铁皮条中将我小小的身体缩挤出去。但是，所有的机会都被下面的结局扼杀了：我以一种难堪的姿势，缓慢蜿蜒而行，但全然不知已暴露了行踪，医院的人抓住我时，我全身上下都是草渍和烂泥，心虚的脸上挂满了风干的泪痕。多年之后，我明白自己根本就无路可逃。即使那时候我成功脱逃，踏上了某条公路，路过的人也会上下打量我并且将我转送到附近的医院，毫无疑问，就是那个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
那时，我萌生出另一套逃跑计划——自杀，一劳永逸，没有后顾之忧。只有在打碎了一罐蛋黄酱，捡起那些凹凸不平的碎片时，这种强烈的暗示才会使我意识到肢体的残缺。实际上，我内心压根儿不承认自己只有一只手腕，它连接着我唯一的手掌，而这手掌，让割腕自杀变成一种违背物理定律的荒谬行为。还有，我惧怕鲜血，那么割喉自杀也就沦为了无稽之谈。弥留之际的最后一瞥竟是几股从脖子喷薄而出的红色液体，光是想象就够我大惊失色了。更加悲哀的是，由于我对人体的五脏六腑知之甚少，用其他愈发晦涩的方法寻死将会难上加难。所以，层层筛选到最后，通常我会选择自慰了事，一般一天两次。
等我完事儿并收拾好，差不多就到了午餐时间。午餐往往比早餐丰盛，基本上都是温热并且掺杂着些肉的食物，尽管肉的种类难以辨认。它太红了，不会是鸡肉；也太白了，不像是牛肉。矛盾就在这儿，现在你明白了吧。
曾经我自作聪明地问护士卡佳：“这是猪肉吗？”
她回答道：“伊万，你见我吃过这里的午餐吗？”
我说：“没有。”
然后她再也没吭声。
午餐过后，照例是一天中的第二个电视时间。尽管电视时间让我如痴如醉，但我偶尔也会在电视时间自编自导一场逼真的昏迷大戏，这样做是因为我警觉，如果只有在电视开着的时候才不会发病，会令人生疑。这份警觉与担心演变到现在，形成了“二三规律”（也就是，两天一次，紧接着的三天内又一次，我会在午餐后的电视时间佯装昏迷）。这个时刻表已经足以混乱到制造随机发病的假象，防止其他护士看穿我的昏迷实则是一场教科书式的表演罢了。
往往我会选择在晚餐前适时地结束我的表演。那晚餐不过是午餐放凉后的剩菜而已，十有八九都是如此。这个时候，我环顾餐桌，注意到尽管我绝非主演，但我在这帮格格不入的家伙中间，是唯一记得自己台词的人。有一次，我问护士纳塔利娅，为何我是这所收容所里唯一能拼出自己名字的畸形儿童。她回答说，我应该感恩这一事实，别去问什么缘由。我又回嘴道，如果这辈子都要耗费、卡死在医院里，我宁愿沦为智力不足的家伙（我偶尔会卡壳在“不足”这个单词上）。她说，我的自我意志会让生命值得活下去。我说，我的自我意识只会让生命愈发孤寂。她说，只要还在这家医院工作，她就不会让我感到孤单。我想再跟她说，她根本没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但已深陷其中，开不了口。
搞定了晚餐，我返回主室去度过一天中的第三个电视时间。待到第三次电视时间流逝殆尽时，窗子也不会再飘转或是洒进任何的流光，其他畸形儿童也都已被锁在各自房间里了。在这片静谧之中，我会坐一分钟，任皮肤暴露在劣质灯光下，空荡荡的房间内回响着看门狗破碎的嗥叫和断续的呜咽声。然后，我便推着轮椅回房间阅读，读累了又想到自慰。然后，我便自慰到疲乏领我进入梦乡。然后，隔天清晨我睁开双眼，将前一天再循环一遍。
莫济里医院的孩子们
对于在这家医院里享受到的食宿待遇，我无从比较，但是基于对外界的零星了解，我万分笃定，我和病友们都身在地狱之中。对大部分病友来说，这个地狱浇筑于肉体之内；对其余病友来说，这个地狱构筑于头脑之中。并且，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那堵将我们圈禁起来，空洞、冷淡、坚固，原是由米黄色砖块垒起，而后又被熏黑的墙内，地狱也在那儿。尽管自认愚昧，有些人还是强迫我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其实自己已足够幸运。但为了读者你能透彻理解，我会将我的病友们逐个做一番介绍。
波利娜
虽然波利娜是我们这帮人中唯一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我还是得首先谈谈她。如坐针毡般运笔踌躇三十七分钟了，我想把她编织进我的生命里，但仍是挤不出半个字。一想到我的文笔不足以好到将她面面俱到、尽善尽美地描述出来，尤其是想到当这篇声明或许将被奉为她永存于世的证明时，我的手便微微颤抖起来。读者，即使她只能短暂地活在你的脑海里，你也得严肃地认清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你掌控着她的永垂不朽。即便出于机缘巧合，你也得精心呵护着她。
在注定不能完满描述她的挫败中，我唯一的宽慰便是坚信，即使我的爱意浸透纸背。实际上，文字充其量也不过是妄图抓住精要，最终难免沦为虚空的失败罢了。文字本身尚且如此，就更别说要用文字描绘像波利娜这样的尤物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地点遇到彼此，我就能把这无能为力降罪于俄罗斯词汇的贫乏，而不是我平时对她的观察还不够细致。
我脑中盘旋着一个坚定的想法：即便我过去没有在这个荒凉之境遇到波利娜，我俩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年的某个夜晚结识，款款经过主室那台古董黑白电视机。她是白俄罗斯人心尖儿上的女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东欧的每个男人都为她痴狂，渴求她爱意的施舍。但她呢，心头却架起一堵每个女孩和女人都有的孤傲心墙。当然了，我还是会无可救药地爱上她，沉溺于她的每一寸、每一毫，就像我那时坐在她逐渐枯萎的躯体旁一样爱她。
让我挑明了吧：波利娜是美丽的。过去，我从没承认过这点，因为我是一个令人作呕的病秧子。我这个病秧子啊，极度渴求陪伴，竟然为了获取这样的陪伴模糊了审美标准。即使波利娜躺在那里，面色苍白，形容枯槁，命悬一线，她还是可以赢得这世上所有的选美比赛，接下来我就跟你讲讲她的美貌。
她有着棕色的长卷发，脸庞两边的小卷发暗暗跟着较劲——似乎想迫使她从女性卫生用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她的肌肤红润，表面像陶瓷般白皙、精致。她右边脸颊上那颗平凡而谦虚的美人痣，恰好充当了她不完美的真实佐证。她的脸部结构充满异域风情。每个迂回、每段线条都略微地加大了力度，给予这张脸以惊艳的优势，而这优势啊，是全世界其他同类的脸所求不来的，连埃及艳后也会自愧不如。我的眼睛触及到她的脸庞时，每个呼吸仿佛都受到了阻滞。她的肢体纤细柔软，胸前绽放的可爱的小小乳房描画出她每一次呼吸的轮廓，延续到最后一缕气息。看到这里，你该知道波利娜有多漂亮了吧？
当你拉住我，让我在你身边停留，
我需要创造只属于我俩的世界。
你，包括所有人，会理解我这么做的缘由。[2]
马克斯
马克斯两岁，外形像把镰刀。他的头和脚后跟向后弯曲，争抢着做第一个触及彼此的持久努力。他蓝色的双唇纤薄干燥，而且在开裂。他的脸皮全都紧绷着，双眼愤怒、惊恐地向外鼓着，好似在这轻薄的两年生命中，已经意识到了双眼是跟外界交流的唯一方法。可悲的是，没有人知道马克斯奋力想表达的东西，但我肯定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大致轮廓。
在马克斯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开始每天紧张兮兮地照看他，简直细致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怪异程度。或许是因为他是一个坐在普通婴儿床里的崭新生命；或许是因为我遍寻不出任何比他遭受的折磨更加剧烈的痛苦了；又或许是因为他紧绷的苍白皮肤透出的病态魅力，几乎在下一刻便会爆裂开来，随之惊现一条条带纹路的肌肉和一块块翻腾的内脏。我并不是特别相信自己的脑子能对那些行进之中的事情具备心理上的洞察力。但是，我确定的是，在初次遇到马克斯的那几个月里，我跌跌撞撞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情绪，姑且就将它称作人类口中的“同理心”吧。
实际上，这种同理心还掺杂着一份责任感，它更像是一种兄弟情。也许它是一种天生的想要养育和保护的父性冲动。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在马克斯之前，我掌心没有捧着任何值得保护的东西，我也从未萌生过将来会以一个保护者身份立世的愿景。事实上，这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我对马克斯怀抱的所有柔情都是一腔彻头彻尾的自私之情，这种自私植根于一种欲望之中，而这欲望，便是能有哪怕片刻的时间让我处在畸形同伴的基准线之上。
起先，这种做法事与愿违，反而让我显得更加怪异。但是我已经用足够多的时间观察并得出结论，正常人这样做也会跟我产生相同的效应。我偷听护士们之间的对话，只要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丈夫因为一个十九岁、蓝眼睛、体态优雅的芭蕾舞女与她渐行渐远，她们便会抱团取暖，互相帮对方拾起伤心的碎片。抑或，当她们的克罗恩病严重到在厕所困住她们时，她们就不能工作，不能工作就不能挣钱，不能挣钱就难以维持生计，不能维持生计就……
我是一个没有人性本能的病秧子。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看到了护士柳德米拉轻轻拍着护士叶连娜的后背，宽慰她一切都会安然无恙时眼睛里闪烁的泪光：等到发觉那个十九岁舞女索然无味之时，她的丈夫马上就会奔回她身边，这反倒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办公室工作机会等等。但真相是，护士柳德米拉（这里最年轻、资历最浅的护士）本来就不够灵光，相信我，我对残缺的人最敏感了。她能用十秒将一盒子鸟乳蛋糕[3]塞满自己略微不成比例的嘴巴，然后再悄悄溜去浴室吐掉。我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曾悄悄潜进浴室，并窥见泡沫一样的大块奶油残渣漂浮在浴池之中。所以护士柳德米拉一有照顾别人的机会，她便能稍缓自己的残缺。同样，我能有机会照顾马克斯，也自感没那般破败。
马克斯最强烈的原始生存需求由机械化的喂养满足。然而，有些需求也是机器鞭长莫及，无暇顾及的。比如，马克斯需要把从塑料奶瓶里挤进去的食物拉出来。在多数日子，他都会排泄在一次性纸尿裤上。有一次，我问护士卡佳（就我所知，她是全白俄罗斯唯一的女黑人）我能否帮马克斯换纸尿裤。她盯着我的独臂意味深长地看了好一会儿，盯着我薄如蝉翼的透明皮肤，还有我那缺指的手掌，然后问：“孩子，你脑袋坏掉啦？”即使十四年的光阴让我勉强接受了肉体那堪称史诗级的灾难，这句话还是伤到我了。所以我做了一件那时唯一能想到的事情。我问护士纳塔利娅，能否借给我几片纸尿裤。她狐疑地看了看我，然后别过脸去，清清楚楚地透露出这请求简直荒谬到了她根本连原因都不想了解的地步。但她还是去了储藏室，不消几秒便回来了，手上拿了三片小型纸尿裤。
第一片纸尿裤我试穿在自己身上。它太紧身了，所幸我脆弱的骨盆小巧到能够安置妥当这软绵绵的织物。这么些年，我通过观察自身，知道自己有两个极限：（1）经过足够的时间，我还是能出汗的，有时候也能流血，也能用我的独臂做几乎所有事情（该定律的唯一例外就是切开一个煮老的鸡蛋）。然后是（2）如果真有上帝，我要感激他给予我大拇指，因为大拇指是（1）得以实现的前提。
一边耐心等待便意来袭，一边玩弄着纸尿裤上粘着的标签，我对这奇特装置的运作方式开始适应了，找到了只用大拇指和食指就能轻松装卸的小窍门，也懂得小心谨慎地将它安置到准确位置。我发现仅凭虚弱的手练上约莫八个小时也能熟练掌握这个技能，这让我一改往日的丧气（插一句话，在搞清楚纸尿裤的八个小时前，别碰我——我会随时在崩溃、沮丧、低声呵斥和咬牙切齿这几种情绪间切换；护士纳塔利娅将这称为我的“恶魔脸”），脸庞浮现出一抹难得的微笑。
所幸，八个小时足够我酝酿出排泄的冲动了。换句话说，在灵活掌握了换纸尿裤的技巧的时候，我就准备好填满它了。温暖的“糨糊”从屁股扩散开去，我还真有点难为情。
现在，我已经可以熟稔、轻松地拆下纸尿裤，然后用房间的毛巾擦干净妄图给我屁股的每一道缝隙、每一寸轮廓都添件衣裳的“巧克力布丁”。实践证明，这比我预期的更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能拥有更多的毛巾和纸尿裤啊。我被固执的思绪缠绕，甚至还没决定该怎么处理这堆残留物。还有，它散发出的味道简直让我反胃，几乎下一秒就能吐出早上吃的卷心菜。
脏毛巾还算好处理。我就把它们泡在卫生间的水槽里一整晚，隔天早晨我倒掉那些棕黄色的污水，一遍遍过滤，直到毛巾呈现它们原来的面貌：一块块典型的医用古旧米黄色毛巾。然而，处理纸尿裤就麻烦多了。做了一些设想，最终我敲定了最佳方案：等到医院负责人（还有大部分护士）下班回家后，把用过的纸尿裤丢在他办公室的皮沙发后边。一周里，他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没锁办公室，为的就是护士柳德米拉能来去自如地与他一起开展某种午夜桃色活动。数年后，我对“他俩在沙发上纵情享受鱼水之欢，沙发下则躺着一片用过的纸尿裤”这个场景仍充满幻想。
到了这个关头，只差一步我就能玩转纸尿裤了。在放电视机的那个房间，有一个废旧娃娃储物箱，里面塞的都是老旧（斯大林时期的标准配给款）洋娃娃。遗憾的是，在一个满是洋娃娃的婴儿床大小的箱子里搜刮翻找出我要的那个，对我的体力要求实在太过苛刻了，所以我只能低声下气央求护士叶连娜能否帮我把那个娃娃挖出来（护士纳塔利娅被禁止入内，因为她已经怀疑我在搞什么鬼了）。护士叶连娜很容易就被我的请求降服了，我都还没放大话说要每天抱着那个一脸诡笑的恐怖洋娃娃呢，她竟然就这么放弃抵抗了。
带着几分厌烦和一点兴奋，我推着轮椅返回了房间，把洋娃娃（我将它亲切地取名为瑞贝卡·瑞波克芙）轻放在床上，脱下它的破烂外套，给它雌雄莫辨的骨盆裹上纸尿裤。最后，我把瑞贝卡·瑞波克芙快速转移到了毯子下面，互相紧挨着睡着了。
隔天清晨，我启动了另一个“八小时”。把那个纸尿裤换换拆拆，拆拆换换，就这样换拆了一个上午。接着到了午餐时间。而后，一个下午继续换换拆拆。只有一个特尴尬的时刻，护士纳塔利娅过来给我换床单（我发烧烧糊涂了才会忘记床单日是每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当听到门把手被转开和开门的声音，我伸长了脖子一探，看到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手里捧了一摞亚麻布床单。熬过了我俩长达三四秒四目相对的注目礼，她便径直转过身朝反方向走了出去。八小时过后，我都能在十秒内换纸尿裤了，对于一个只有独臂和两根手指的残疾人来说，还挺让人啧啧称奇的。我还剩下一片——这片是我留给马克斯的。等到医院灯火熄灭，嘈杂声渐渐微弱至几近悄无声息，上白班的那些护士下班走入沉沉暮色的时候，我便趁这个好时机偷溜进黄色房间，这个房间安置的全是年龄小于三岁的小孩子。
马克斯算不上灵活好动的“危险分子”，所以他的“婴儿床”并没有高高架起的围栏。这么说吧，这所谓的“婴儿床”，其实是介于摇篮和婴儿床之间的模棱两可的东西。他的小小的悲剧命运蜷缩在这小盒子里，盒底铺着一层毯子，两边都有至少一尺半高的围栏。真是幸运呐，这个高度我还是能够到他的。
我扭动着身子，离开了轮椅，想尽力抵达马克斯小小温软的巢穴，来到他“流水”般柔软的小小身体边。在晚上见马克斯，算起来还是头一回。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无论是醒着还是沉沉睡去，他都是同一副表情。在数不清的无眠夜晚里，我见识过数不清的面孔在熟睡后松弛的模样，不管醒着的时候他们被什么思绪牵扯，受什么烦恼叨扰。但是，马克斯，在静谧的甜睡中，却还是同样绝望。
我不清楚马克斯的排便周期状况，所以轻手轻脚地拉开他的纸尿裤，想看看有没有溢满我的经典棕黄色老朋友。那个时候，我俩都是“无布丁状态”。所以我坐下等待，试着哼歌给他听。我唱的都是俄罗斯护士通常哼的旋律，像是《伊万兄弟》和《野兔去散步》。我的哼唱听上去很难过，大抵就像在青春期鼎盛时期早逝的小伙子的鬼魂一样，但至少消磨了时间。
随后，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排泄物的气味散播到了空气里。再缜密的训练也抵不过真刀真枪的实战。我早预料到给马克斯换下纸尿裤并非易事，但是他古怪的镰刀身形还是让完成这件事的难度超出了预期。然而，最后，我还是把它拆下来了，但还是在他的小屋里留下了粪便痕迹。
我有点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信誉都押在这上面了，我的尊严，证明自己能做到的证据，无论如何，都系在能不能换一片纸尿裤上了。所以，我力所能及地清理被马克斯暖热的亚麻床单上那些“巧克力”斑纹。
大概是疯了——其实我几乎确信自己已经疯掉了——但我坚信，在做了能做的，说了能说的之后，我在马克斯眼中看到了片刻的舒逸。我都怀疑他的纸尿裤之前有没有被如此热诚、爱意满满地换过（护士们通常像翻转一包洋葱一样对他）。任务完成后，我在他身边留了很久，低声唱完《奶奶吃豌豆》，随后重新坐上轮椅，往负责人的办公室里丢了马克斯用过的纸尿裤，最后照例回了房间。
第二天清晨，我在早餐前就醒了，醒来便推着轮椅回到黄色房间，自鸣得意地等待护士们的巡查。终于来了，护士卡佳来到马克斯的婴儿床边，检查他的内衣。我看着她粗暴地对待马克斯僵硬、弯曲的身体，把他的躯体翻转到像对待拱柱一般，解开了纸尿裤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卡佳把纸尿裤合上又很快打开检查了一遍。终于，她确信马克斯的纸尿裤是干净的了，然后开始慌张地巡视床的周围，看看有没有排泄物的痕迹。后来发现的巧克力斑纹更是加深了她的疑惑，她开始紧张兮兮地环顾房间，而我只能咬着快流出血的内颚，脑袋里想着死掉的小狗，好让自己忍住不笑出声，当她转过身看到我的时候，我只简单回以一个隐隐的坏笑，然后倒头就陷入昏迷。
那天起，我基本上算是领养了马克斯。至少是在我脑海里领养的，那里可不需要文书和合法文件的认证。继上次纸尿裤风波之后，我对这个环节更加上心，愈发尽力。灯火熄灭后，我会悄悄溜进他的房间，挟着一两本偷拿的书。有些书适合他的年龄层阅读，像是《奇装异服和电工们》。有些则不是，像是《洛丽塔》和《地下室手记》。或许一个单词都钻不进马克斯的脑袋，即便如此，他脸上的神情告诉我，比起俄罗斯文学，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值得他费心。但我内心的某个地方坚信他未来会被培养成一名学者。所以，当护士卡佳问我是在搞什么鬼，竟然给一个僵硬的幼儿读纳博科夫的作品，她有事没事就会这么闹一出，我往往一言以蔽之回复她：滚。
此时此刻，凌晨，时钟指向4:57。
已经等了五个小时了。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三天。
今年是2005年。
依照钟表的读数，我睡了二十二分钟。我不记得做过梦，但感觉到伏特加的酒劲儿已渐消逝，也就是说，我记起了那本里头有我名字的绿色文件夹，现在正藏在床下，拿各种烦人的思绪塞进我如今清醒过来的大脑。我不能亲自去问她。要么我无语凝噎，要么她被我憋死。
从上次给我喉咙里灌伏特加以来，她就再也没出现过了，这太糟糕了，因为我需要更多的红牌伏特加。我决定启动一套合理的紧急预案：拿起床边标准配给的金属便盆敲击同样是金属质的床沿。我就这么不停地猛敲，直到护士柳德米拉开门。
“伊万，你到底想要什么？”她问我。
如今，波利娜已经死了，护士柳德米拉也就照常上夜班了。
“纳塔利娅。”我回道。
“她的值班周已经过去了。”
的确不假。这医院有四名护士，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每个月，一个护士轮一周的夜班。
“她说过要陪着我的。”我冲着护士柳德米拉说，但这只是虚晃一枪。
“告诉我你要什么，不然我就走了。”
“我需要纳塔利娅。”
“没门儿。”她说，作势离开。我便更加猛烈地敲击金属床沿。作为回应，护士柳德米拉转过身，一把夺过我手里的便盆，丢去了房间的角落。就在便盆不再发出噪音的时候，疲惫的护士纳塔利娅来了，腰带歪系，头发蓬松，出现在门口，拖着一张谴责柳德米拉和我的脸。
“我能处理好这边，柳德米拉。”她说。
“你在这儿干吗？”护士柳德米拉问她，倍感困惑，但护士纳塔利娅无视了这个问题。相反，她恶狠狠盯了我好几秒，当然我也不服输地瞪了回去，护士柳德米拉就在这时跺着脚离开了房间。
“你可没被批准当个混蛋。”护士纳塔利娅对我说。
“柳德米拉才是混蛋。”我对她说。
“你们都是混蛋。”
“我还要。”
“要什么？”
“伏特加。”
“呃，不行，伊万。在你十八岁生日前，我不会让伏特加把你变成一个酒鬼。”
“你我都心知肚明，我太固执，不可能沦为酒鬼。”
“对，也不对。你的确够固执，但我可见识过很多固执的酒鬼。”
“它是目前唯一能缓解我的东西，何况我也不想停止写作。”
我打赌，同情牌能赢。我取出了笔记本，翻了几页写得满满当当的稿纸，有些因为我脸上滑落的“盐水”而变得皱皱巴巴，波浪起伏。她看到被泪浸透的稿纸后，叹了口气，离开了，几分钟后，带着一个小扁酒瓶回来了。
“满的，”她边说，边把它放在了我床边的桌子上，“再问我要，你想都别想。”
谢谢你，纳塔利娅。
她弯下腰，亲吻了我的前额。
“你会陪着我吗？”我问道。
“也许。”
她用手作梳，穿过我油腻、未洗的头发，然后我把头侧着靠在了床上，佯装入眠。她离开后，我深嘬了一口伏特加，掂量着它在我脑袋里的效力，随后又嘬了一口。
亚历克斯
从鼻子以下这么看，亚历克斯几乎就是正常的。然而，在他太阳穴的部位，他的头扩张到了至少比他头部的其余部分大上三倍的地步，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瓜”。我有次问护士叶连娜为什么他的头这么大，她只说：
“那男孩的穹顶就是一个大西瓜。别靠太近，伊万。兴许有一天它会爆开。”
方圆百米的人都心知肚明，亚历克斯的重心在他的前额。平衡感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男孩的一件奢侈品。平衡感的缺失让他没法支撑和控制自己头顶的巨物。结果啊，他的头老是不小心磕到家具、门框和医疗设备。
显然，亚历克斯脑袋里储存的那些水带来了一系列神经系统障碍，包括他的嘴巴除了“巧克力[4]”，其他一个单词都拼不出来；双腿活动范围严重受阻；还有他那已构成这个医院美妙音轨的自主性爆发。所幸，他对巧克力的热爱常常冲抵了那些惹他发脾气的刺激。只要给以一定时间，我们就能在亚历克斯的身上找到黏腻油亮的巧克力痕迹（基本上都在他的脸颊和手肘处）。
亚历克斯有个闪光点：不发脾气的时候，他一直在笑。这微笑虽然傻里傻气，但也绝对真诚，如果我疲弱的脸颊也能做到这样，我也乐意像他这么微笑。至于为何亚历克斯会笑，我是真的搞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脑袋里的水一直给“微笑区”施压。抑或仅仅是他不断撞击的头部引发了脑部损伤，进而牵引出的种种无害影响中的一个罢了。
亚历克斯有过父母。几年前，他刚来的时候，他父母每个礼拜天早晨都会过来探望他。教堂时间过后，这对搭档便会抵达医院，带着茫然和坚忍的表情跟亚历克斯东拉西扯出一段平均时长为八分钟的对话，亚历克斯回以各式各样的巧克力名称，有时神情激昂、牛气哄哄，有时磕磕巴巴、尖锐刺耳，而那对父母的回应往往是喂给他一条又一条巧克力。巧克力喂完了，他母亲会大力揩去他圆鼓鼓脸颊上粘的巧克力残渣，那时你几乎都能听见他脑袋里的水晃荡作响的声音。
所有的巧克力外壳都是他父亲剥的，他高大、威风，大腹便便的身材配着一张严肃，甚至可以说铁面无情的脸。他身着的那些不菲套装都十分合身，完美地包住了他巨大的肚子，让他看起来很干练、利落。揩去亚历克斯脸颊上巧克力的那位母亲，安静又冷淡，看上去好像她自己也遭受过脑部损伤一样。她穿着落伍、保守的教堂服装，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出衣物下藏了什么。
他们探望的这些年里，我没听见他们对彼此说过一个字。有时，护士们会尝试说些有趣的细节或问些问题，但那对夫妇从没搭理过。探望时间结束，他们便收拾好外套、围巾和其他东西（两张脸仍旧像刚来时那般茫然、冷漠）走出了病房。没有拥抱，没有情绪化的告别。可他们从来不会落下一个礼拜天。
“亚历克斯的父母是怎么回事？”有次我问护士纳塔利娅，当时她正在往食品储藏室安放一大罐一大罐的卷心菜罐头。
“他们让我想起了我父母生前的时候。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背负责任。他们只是一个巨型机器中的两个小小的零部件，机器是不会笑的，伊万。它是苏联留下的纪念品。老一辈不知道怎样卸下责任，然后开启一段斯必腾[5]人生。”
这个惯例保持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一个小小的细节发生了改变。亚历克斯父亲曾经穿的妥帖套装开始没了饱满的神气。刚开始，我还不能准确指出哪里不对劲，但一礼拜一礼拜过去，我每次都穿过病房观察，那变化简直太明显了。
几个礼拜过去，那些套装就像苏联的旗帜一般悬挂在那老男人身上。到了最后，那些套装都可以装两个亚历克斯的父亲了。然而，那时我还纳闷，这位沉默寡言、态度生硬的父亲怎么这么有自制力，短时间内减重如此之多，我甚至还暗自为他鼓掌。有段时间，他看起来都可以给白俄罗斯政府当模特了。但最终，体重下滑得实在太快，很明显看出这个转变不是他的选择。他的脸变得暗沉、憔悴，他的那些套装（他不知怎的从没换掉）开始吞噬他的主人。外形的变化让这男人看起来比原来更加严厉，愈发是典型的斯拉夫人了。最后，他开始慢了下来，每个动作看起来都要调动他全部的意志力才能完成。
父亲日渐消瘦走向衰亡，亚历克斯却仍傻笑着，母亲的脸也还是充斥着冷淡和经历过脑部损伤般的苦痛。说实话，除了父亲的面部结构越来越明朗和他日渐空旷的套装，每个礼拜的情节并没有任何变化。一家人安然无事，像从前如同现在般继续向前。从护士们的表情可以判断，她们都对这家子情绪的缺失感到困惑。
在一个无关紧要的礼拜天清晨，另一个小细节发生了改变：亚历克斯的母亲独自抵达医院。尽管亚历克斯脑袋里盛的这些液体阻隔了他天生的思维过程，但看得出来，亚历克斯知道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当他的母亲坐在他身边，为他剥去巧克力外壳（这个工作原先是他父亲做的），那痴傻的笑容离开了亚历克斯的脸庞，他开始毫无征兆地爆发出一阵尖叫，“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边叫边拍掉了母亲手中的巧克力。而他母亲，见状便捏住他的脸颊，然后往他紧闭的嘴巴里塞巧克力。她兀自如此实施，亚历克斯也就缴械投降，悲伤地咀嚼着巧克力，瘫坐在地，眼中含满了剔透的泪珠。
我还小的时候，对因果报应秉持着这个幼稚的信念。我坚信，世间的恶是定量的，它们会派发给所有人，每个人收到的恶也都是等量的。如果事实刚好相反，那上帝简直比混蛋还混蛋。或许，这只是因为我接受苏联熏陶的热血渗过了院墙罢了。总之，每天清晨，这个宇宙平衡的真理都会召唤我起床。因为如果这个信念是真的，就意味着我一生的业障都是我该咽下的苦果。我生来就是个丑陋的残废，遭双亲遗弃，被降置在了一家沉闷的医院。以上这些，我坚信，是这辈子定量配发的不幸，我的余生都将会是漫天的好运幸事。但那天，在亲眼看见眼泪划过亚历克斯鼓鼓囊囊、粘满巧克力的脸颊后，我便将我的理论抛之脑后了。亚历克斯，与我无异，都是降生在一堆坏事之中，一生与它们为伴，而且目之所及根本望不见任何美好的迹象，他正在被一股不可抗拒之力推动着。
一年之后，亚历克斯的母亲也不再露面。我问护士纳塔利娅她发生了什么。
“心肌病，伊万。有些人称之为心碎综合征。”
有些时候，我耗费了太多时间来幻想要是亚历克斯的脑袋里没有那片池塘，他会长成什么模样。
心上有洞的孩子们
恩雅、达莎、弗拉德、艾丽莎和尼克的心上都有洞。显然，这是这所疗养院中最稀松平常的病痛了。这些孩子都被安置在红色房间（实际上是磨坏了的粉红色），他们躺在各式各样的大床和小床上，胸前插着通往医疗设备的一根根塑料导管，那些医疗设备的冷漠无情和过人聪慧往往让我泛起一阵恶心。
这些心上有洞的孩子们没有在这里待很久，还未成长到各自拥有健全独立的人格，足够我将他们视作人类的年纪。其实，他们给人感觉更像是一种迷你的外星物种，带着近似人类的特征，却并不属于真实的人类。与公知相反，“心洞派”在人间的短暂租期并不取决于心脏骤停，而全凭上帝的神迹。经过了十个月，他们心上的洞被修补好了，随后他们被送回了家中，待在了外面的世界，大概度过了一段填满了糖果、性爱、投票的正常生活。
但实际上，我知道上帝并不负责修缮任何有洞的心。我过去常常纳闷为什么他（假如他真实存在）不让别人知道是他负责修补这些破洞的心。后来我明白了，大概是因为我们常常一并将那些没法修补的家伙的罪责也强加于他。所以，在我掌握一些上帝让那些心上有洞的孩子更好受的证据之前，我将这些功劳都归于医生雷迪克。
在我约莫八岁的时候，雷迪克作为医生助理的陪同人员，拎着一箱箱的医疗设备，开始现身于莫济里医院。这些箱子里装的都是先进的医疗材料：心脏的完美替换物。一般，雷迪克每年会来两次莫济里，一次六月，一次十二月，在停留的时间内，这位尽职尽责的医生会力所能及地缝补破洞的心脏。隔天早晨，刚缝上补丁的孩子们醒来带着微笑，感受着人生中心脏第一次有序跳动的声响。我曾经守在他们床边一整晚，耐心地等待他们睁开双眼，所以能知道这些。接着，两天过去，陌生的汽车在医院门前停下，准备接走其中一个刚缝好补丁的孩子。那孩子慢慢悠悠走下门口的台阶，然后摇摇晃晃坐进了后座。那辆车载着他开向了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在那儿，他能吃到尽职尽责的母亲为他做的饭菜，能交到说得出话的朋友，还能向爱慕的女孩儿求婚，学会如何爱一个人并与之结合。
在我大部分待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的时间，我都对这些心上有洞的孩子们感到愤恨，但最近不这样了。不是因为自身情况好转，而是因为我遇见了雷迪克。
跟大多数人相同，我起先是讨厌雷迪克的。刚开始他和他的随行人员来的那几次，随行人员都带着摄像机和自动化医疗设备，他身后还围着一大批尽职的医生，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旧约》中臭名昭著的神一般。他们录下了心上有洞孩子的血淋淋暴露在外的心脏，小心翼翼地举着摄像机，生怕漏掉关于这场杀戮的任何细节，无数个面无表情的旁观者以此为乐，他们急切地想体会那温热的欢喜结局。我在一个绝佳的安全距离观察着雷迪克，然后是那些护士，然后是那些刚补好心脏的孩子们被油腔滑调、巧舌如簧的国际新闻记者采访。我并不是被他们吸引去了注意力（或许我确实是这样）。但这确实点燃了我破败的引线，看清了那个和蔼可亲的医生身边架着镶有精美矫饰边框的摄像机，还有那些如同一座座孤岛般与其余人淡漠疏离的“心洞修补者”。
一次360°全景式变革的爆发将会揭露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我很快意识到纳博科夫是对的。他曾说过，无论如何违背伦理，这世界还是需要皆大欢喜的结局。
正如瘸子囿于轮椅一样，我释放愤怒的方式也受到了严格限制，所以我通常首选恶作剧来表达本人那些捉摸不清的情绪。所以，在某个灰蒙蒙的日子里（某种整个人类都会质疑生命意义的天气），我边上坐着一位名叫奈杰尔的爱尔兰记者，他正和雷迪克进行着一场会谈，那口音简直就像磨砂纸在我Hui[6]上蹭一样难受，此时此刻，我发现自己被一种早已置身其中的阴郁情绪攫住了。尽管他们叽里咕噜来来回回说的英文单词我一个都听不懂，我还是有股冲动：砍下他们的头，给他们的脖子做个清理。从逻辑上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又来了，都怪我生理上的缺陷。所以我取而代之拿出一小包那天早些时候从食品储藏室偷来的番茄酱，用牙齿撕开包装，然后挤进嘴巴里。然后，我用舌头（我为数不多的正常工作的器官之一）搅拌那些混合物，直到它呈现出均匀一致的完美状态：能以假乱真错认成鲜血。随后，我便开始假装抽搐，被卡利古拉[7]的鬼魂上了身似的。
如我所料，这位尽职的好医生在照相机扫过全景镜头的时候跳过了我。英勇的雷迪克一把将我拉下了轮椅，平放于地面之上，并倾身向前保护我抖动的头部。他的两根眉毛皱得都快连在一起了，双眼盯着我的身体，上下搜寻为何我的身体突然变成跳豆的线索，我咳出的假血还喷到了他的脸上。那台照相机一切安好，它缓缓推进，像个病态的小机器人似的捕捉到了一切。雷迪克，这位我笃信他甘愿为病人翻山越岭的医生，继续托着我抖动的头部，他下巴上番茄酱混着口水的黏稠液体一滴滴掉进了我张得大大的嘴巴。
紧接着，摄像机消失，背后，所有的撞击敲打声转而化成振动的嗡嗡声，只剩我和雷迪克的眼睛。这突然的转折让我想到，他优先考虑的是保护我痉挛的头部，而不是他满脸的恶心液体。在那个片刻，我仿佛听到弗兰克·西纳特拉在唱《任时光流逝》，曾经在电视时间也听他唱过这首歌。也许，经过那些撞击挤压，特殊的记忆被抖落出来了。屋内嘈杂声渐弱，到最后，除了那首歌和雷迪克的“西纳特拉牌蓝眼睛”，什么都不复存在了。一切好像脱离了我的控制，痉挛缓和下来，最终我停止了抽搐，把头侧着靠在一边，开始抽泣。体内带着三分之二的耻辱和百分之百的自怜，这是我除了纳塔利娅以外，唯一感到自己被人爱的时刻。
在某个时间点，雷迪克一定已经闻到了番茄酱的味道，因为他老虎钳般有力的手稍稍减轻了托我头的力度，还抹去了脸上的口水和番茄酱。他本可以丢下我，让我一个人在地板上哭得跟个傻子似的。他本可以离开我，让我把自己囚禁在耻辱的牢笼里。他本可以叫个护士来把我控制住，做一系列的心理评估测试。但恰恰相反，他继续托着我，这让我哭得更凶了。
摄像机拍到了一切。读者，你完全有可能亲眼见到我刚刚描述的那个场景。你应该是和心爱的人（或者不止一个）舒舒服服地坐在除过菌的客厅沙发上，面前摆着一台正播放这个场景的电视机。节目结束后便切换到了商业广告，尴尬的沉默过后，你们会交头接耳，对我评头论足一番。我常沉思那些话可能会是什么。
在某个时间点，我一定已经在那冰冷的地板上睡着了，因为隔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自己的床上了。擦去干掉的泪痕，我发现床边放着一颗缝着红线的白球，上头还有一个难以辨认的潦草签名。它静静地压在一张写有蹩脚俄语的便条上，那便条上头大概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伊万，
这颗棒球上的签名是瑞吉·杰克森的。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他是我最喜欢的棒球运动员。我不确定你是否听说过他，如果你乐意，改天我们可以一块儿聊聊棒球。
你的伙伴，
雷迪克
那天晚些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去找雷迪克，想给他的脸消毒，顺便退回他的礼物，虽然我心里想要，但这礼物我不能收。可是，我接到护士叶连娜的通知说他已经离开医院去美国了。
“也许这能让你学着当个小白痴，是吧，伊万？”她说道。
我回她：“至少，我只需要假装当个白痴。”
她嘟嘟囔囔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废话，然后转过身离开了。
我等了雷迪克188天，等他回医院来修补更多的心脏。某天，他终于出现了，后面拖着摄像团队，我用六个月精心准备了这次道歉，还配上了各种各样的动作和场景模拟，但等到我张开嘴巴刚要开始道歉的时候，他抛给我另外一颗棒球，由于我只有一只胳膊，上头只有两根手指，所以我没能接住它。他帮我捡了起来，然后放在我手里。这颗是另一个名叫汤姆·西佛的人签的。
那晚，雷迪克整整跟我传授了三个小时关于棒球的知识。从那时起，他每次过来给心脏上补丁，就会给我捎上一颗签名棒球。至今，我已经有二十二颗棒球了，上头的签名有麦克·舒密特、强尼·班奇、彼得·罗斯、吉姆·帕尔默、史蒂夫·卡尔顿、卡尔顿·费斯克和凯特费许·杭特。
此时此刻，中午，时钟指向11:47。
我已经埋头写作十二个小时了。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三天。
今年是2005年。
过了一会儿，护士纳塔利娅带着换洗衣服出现了。
“你已经四天没换过衣服了。”她说。
“我感觉不赖。”我回她。
“我在走廊都能闻到你的臭味。
其他人也是一样。
劳驾你为我们效劳一次。”
“衣服就放在我床上吧。”
她长长地盯了我好几秒，
那段时间我差点要问她那本绿色文件夹的事，
但是伏特加让我彻底麻木了。
她把干净衣物扔到了我床上。
“一小时后，我回来取你的脏衣服。”
“调成两个小时。”
丹尼斯
丹尼斯是个谜。
他很特别，因为他是我们中唯一一个妈妈也生活在医院里的小孩。然而，用“生活”这个词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现在，丹尼斯的母亲被安置在红色房间，是个靠医疗设备活着的植物人。她的命运已经成了这所疗养院的一个争论话题。
丹尼斯和我刚来这所医院的日子就间隔了几天。无论往昔还是今日，他没变过，还是那个紧张兮兮的大块头，一个小时里，他要花上四十分钟晃动轮椅，轮椅太小了，塞不下他六英尺十一英寸的大框架。剩下的二十分钟，他一动不动，反应迟钝。在这二十分钟里，医生们曾经试过踢、戳、打、摇、烫和扇他，但是这些努力都激不起哪怕一点反应。丹尼斯晃轮椅的惊人规律，更是增添了神秘感。一天，我百无聊赖，正按分钟给他的“四十分钟摇晃”倒计时。我发觉，丹尼斯始终如一地保持一分钟晃七十六下的速度。直到两天后，一名护士不小心把我锁在了红色房间，谜底才终于被揭开。伴随着直线上升的反胃感，我注意到丹尼斯母亲房间配备的医疗器材（我猜测是为了维持她的心率）设定的频率正是每分钟七十六下。
当初，丹尼斯母亲把她的孩子带来莫济里医院，是来寻求帮助的。她爱死了那个皮包骨头的可怜小家伙，但急需一个解释，为什么他从来都不哭，也不咿呀学语、匍匐爬行、玩耍，更不会抓东西、踢东西、吃东西。经过几个礼拜的会诊和大量的神经系统检查、身体检查和心理测试，医生们终于得出一个相当简洁的结论：丹尼斯没有灵魂。人体所需的各个零部件都完好无缺，所有的组装和连接也都按照上帝的意愿没出差错，可他还是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那些日子，丹尼斯还没有养成他的摇晃习惯）。那时的医疗团队包括三名执业护士和一名医生，这名医生毕业于立陶宛的一家未经授权的医学院。他们一致通过决议，除了这个解释，再找不出其他的原因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丹尼斯的母亲变得愈加绝望，那绝望，从她皱得跟被拍扁的可乐罐似的脸上便能首先感受到，还有她霎时变灰的头发也透着一股绝望。她坚持试验疗法能让她儿子的灵魂重回肉体。满屋子的医学专家盯着她绝望无助的双眼看了好一会儿，虚情假意地对她说着一些医学前沿领域的创新性研究，说着他们都心知肚明根本不存在将灵魂安回孩子身上的可行性方法。
故事讲到这里，有必要告知一些背景信息。根据医院中流传的说法，丹尼斯的妈妈生来就是个做母亲的料。她对人生中其他事物无欲无求。但她不会放过做母亲的命运，这个可怜的女人在生丹尼斯之前，已经流产过八胎，当最终产下那团死气沉沉的皮包骨头时，她给他取名为丹尼斯。丹尼斯之前流掉的八胎都受孕于同一个男人，不幸的是，在经过了八次尝试之后，那个男人没了耐心，离开了她，也离开了白俄罗斯——统统抛却。她的最终尝试据说是跟一个喝醉酒的士兵在列宁斯卡亚街道的一条黑黢黢的小巷里发生的，当时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本来是要从酒吧出来，结伴返回家中的。显而易见，醉醺醺的精子成活率也更高。知晓了这个背景，你能想象他母亲经过八次失败尝试，发现最终降生于世的小孩除了心跳其余什么都没有，有多失望了吧。你也能体谅丹尼斯母亲在挑战医生的权威，想让他们治好自己的宝贝时，展现的夸张情绪了吧。
为表达极度怜悯之情，医生们实行了长达六个月的试验治疗，想重新接回丹尼斯的灵魂。即使心知肚明这男孩不会有任何好转，他们仍一脸热忱地实施着疗法。医生们试过了所有的疗法，再也不能实施什么疗法让这位母亲相信生命力能重新跳回她孩子的身体，所以，他们在医院里给丹尼斯圈了一块固定地点，证明他们能够照料好那孩子，能够监控他的情况，刺激他做出反应并给他做检查，而这些，正是他母亲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丹尼斯母亲做出了回应：她打包好了行李，抱着孩子走出了医院。
两天过去，她回来了，变成了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糟糕透顶、催人泪下的疯婆子，她冲进了医院走廊，精神失常一般要找穿白大褂的，但她最终把孩子勉强交给了护士，随后便将自己反锁在了卫生间。后来，只听得“砰”的一声，三个当班护士和一名警卫撞倒了门，究竟她手腕上涌出的鲜血多，还是她头撞在花砖地面上磕出的伤口流血多，已经无从比较了。
很快，医生止住了她手腕和头上流的血。然而，他们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丹尼斯的母亲现在已经跟她儿子一样死气沉沉了。丹尼斯的母亲被送进了红色房间，从此以后，她需要连着很多医疗设备才能维持生命。有时，我怀疑丹尼斯的母亲也丢掉了灵魂。一天，我碰到护士纳塔利娅，她正叠着亚麻布。我问她，有没有想过丹尼斯的母亲能醒过来。
“从来没有，”她说，“她脑子的绝大部分都已经坏死了。”
“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帮她把管子拔掉？”我问她。
“伊万，这家医院是教会创建的。我们待多久，她也会待多久。”说完这句，她微妙地摇摇头，然后继续去叠亚麻布了。
我对丹尼斯有种特殊的偏爱，并不是因为他的故事让我心生怜悯，或感觉有任何深层次的原始联系。我喜欢丹尼斯，因为他无意中当了我的时钟。早餐时间开始，三组摇晃过后，我就知道是时候出发去电视机房间看《兔子，等着瞧！》[8]了。午餐时间开始，六组摇晃过后就是晚餐时间。晚餐时间开始，两组摇晃过后，我就该回到电视机房间看《四个坦克兵与狗》[9]了。再晃上四组，就到了熄灯的时间了。
在一次电力中断期间，主室里每一个钟表都不走了，可我还是能凭借数丹尼斯的摇晃次数，让护士和技术人员有条不紊地紧跟着当地时间的步伐。
每个人，生来就有意义。
姜黄发色的双胞胎
玛丽和玛格达莱娜十一岁，是一对姜黄发色的双胞胎。她们的姜黄色长发，不是模特头上那种臭名昭著的亮红色，而是暗红色。拥有这种头发的人，往往长着一张邻家女孩的脸，上面还得撒上几颗几近疤痕的雀斑。她们的皮肤比象牙还白皙，比我的还白，甚至可以说有点儿浅紫色了，姜黄发色的人的皮肤常常就是这样。她们的脸上有星星点点的雀斑，眼睛是绿色的，在我想来，就跟海草的颜色一样。要不是她们散发的特殊气味浇熄了我的欲望，我几乎能认定她们有种撩人又可爱的独特气质。
我不清楚为何玛丽和玛格达莱娜会来到这家医院。她们身上的零部件都各居其位。她们能自己照顾自己，掌握了绝大部分清洁工作。根据所有的社会标准衡量，两个人表现正常。但实际上，那是个骗局。她们其实极不正常，简直都不能把她们当成我们的同类。就我所知，她们从没开口跟任何人说上一个字。可是，如果你问这儿的任何一个人，他/她很有可能会跟你说，她俩每时每刻都在跟对方说话，只不过不张嘴罢了。这儿的每个人都坚信，她们会跟彼此会说话，并且只会跟彼此说话，只不过不靠嘴巴交流，而是靠思维。可以理解，读者，你要看证据：无论是她们中谁决定该站起来，还是在玩具箱中乱翻一通，最终都会变成两个人一起做出的决定。无论是她们中谁决定是该蹦蹦跳跳，还是在主室中绕圈跑，最终都会变成两个人一起做出的决定。无论是她们中谁决定是时候去边上卫生间倒“垃圾”了，最终都会变成两个人一起做出的决定。她们做什么都是同步进行。当她们中的一个人做出决定的时候，另一个总会没有任何滞后地同时做出相同的决定。没有一个护士或者医生能做到，甚至护士纳塔利娅运用她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慈母般的口吻也无法解密一个点头、一次眨眼或是任何的身体语言，一切都在暗示着，她们脱离了大脑感知这个世界。
曾有那么一回，就连我这个众所周知不爱交际的孩子，都做了一次英勇的尝试。我显然不想培养什么一辈子的友谊——我就是无聊了。聊天的开头是充满童真的打趣逗乐：玛丽，谁是你最喜欢的护士呀？你呢，玛琪？我能叫你玛琪吗？你俩真的像每个人说的那样，能读懂别人的心思吗？那么，我现在在想什么呢？
（以上每个字，我都是慢条斯理，声音低沉，拖着调子说的。）
不出所料，没有任何回应。至少，我也没有被拒绝。
这变成了我游戏的出入口，这游戏我只和自己玩，捎带一提，这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游戏。这游戏，便是我苦思冥想，编排出一场煽动性十足的表演，这场表演，能迫使这对双胞胎对其他人作出反应。在脑海中，我幻想着，如果自己是第一个向宇宙解开这个奥秘的人，便能摇身一变，成为医院周围的名人。
我的第一次尝试是谨慎的。跟往常一样，这对双胞胎坐在主室冰冷的地砖上玩杜拉克游戏[10]。我把轮椅推到离她俩只有几英寸的距离，近得都能嗅到她们身上的医用洗发液味道，这样，我就能纵览游戏的全局。跟我想的一样，这对双胞胎不为所动，继续玩着卡牌游戏。所以，我佯装打盹儿，施展出一种我排练许久的昏迷状态，任嘴巴里积蓄的口水一滴滴渗漏下来，这条长长的糖浆小溪顺着我的脸颊流向大腿，最终抵达她们的卡牌。紧接着的半小时，这对姜黄发色的双胞胎继续玩着游戏，把我的口水小溪搅乱成了一片小小的池塘。当玛丽（也许是玛格达莱娜，我从不费心辨认她们俩）出掉了她的最后一张牌，她俩同步起立，收拾好她们的毛毯，晃晃悠悠去床上了，根本不在意绕过我的小口水坑。两人一起踩过它，从小口水坑算起到房门，留下了两串小小的湿脚印。显而易见，我还得加把劲儿。
每个人都需要排泄，至少可以说不能避免。“进来的就得出去。”这句话是人类生物学中最神圣的法则。在这个医院里，常住居民的房间都配有一个卫生间。这种卫生间的一个设计漏洞就是，按下门把手上的那个小按钮之后再关上门，人就被关在外面进不去了。假如你恰巧在门外，然后因为施力不当（显然，97%的常住居民的案例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不小心按到了锁钮，那简直太容易被关在卫生间门外了；在待在这家疗养院的这段时间里，我已经不小心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外面不下六次了。这个场景模拟让我接下来的尝试唾手可得——我决定在姜黄发色双胞胎的卫生间重现这场“意外”。我的理论是，面对门的自然碰撞和一个上锁了的卫生间，这对双胞胎别无选择，只得找个护士帮她们开门。
虽然，这对姜黄发色双胞胎是这家医院最不可捉摸和自由随性的常住居民，她们从不设定条条框框和制定什么时间表，只要双方进入了一个竞技类游戏（也许胜负是辨认这对双胞胎的唯一方法），她俩就能连着好几个小时沉溺其中。我在主室等了一天，直到发现这对双胞胎全神贯注在玩某种拍手游戏，这游戏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才不会落下拍子、数错或打乱节奏。我估摸这能给我争取至少二十或三十分钟。
所以，我借机悄悄推着轮椅到了她们房间，然后进了卫生间，按下了门把手的按钮，回屋后出了房间，带上房门，推着轮椅进入了走廊，那掩人耳目的样子简直就像世界上唯一一位绑在轮椅上的忍者。然后，我便等待着。起先，等了二十四小时。然后，四十八小时。我的视线都没离开过她们（当然，除了她们关上门睡觉的时候）。但是，一切平静如水。没有姜黄发色双胞胎挥舞着胳膊跑出来找护士。我甚至都没听见她们试图转开卫生间门发出的咯吱声。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到了第三天，我意识到，尽管尿尿不能避免，但去卫生间尿尿并不是。带着爆棚的好奇心，我围观了另一场高强度卡牌游戏，为的是在她们的居所做进一步调查。可以确定，卫生间的门还是锁着的。有两个选择：这对双胞胎冒着膀胱感染和爆裂的危险，想方设法憋了三天尿；要不就是，她们发现了另一种方法解决生理需求。我发疯似的在房内搜寻，推着轮椅上下搜寻其中一种解释。最终，我在她们床下有了发现。这对双胞胎偷了她们的早餐、午餐和晚餐盘，用这些盘子来装她们的屎尿。我推测护士们也会很快发现，顺便检查卫生间的门，最后打开上锁的门（也就是说，我又失败了）。
第三次尝试：隔天夜里，我一直等到她们上床睡觉。确信她们已经熟睡之后，我推着轮椅进了她们房间，胳臂里夹着一个手电筒，还有一把从克里斯蒂娜小姐桌子上偷拿的剪刀。我把剪刀的刀片撑开放在她们红色的长发上，然后“咔嚓”一刀剪掉了。我剪啊剪啊，把她们剪成了两个头发参差不齐的怪异天使。我给她们剪了一个“伊万特别设计头”。作为额外附赠，我用剪下的长发把她们的小腿绑在了一起。随后，我推着轮椅出了房间，还掉了手电筒和剪刀，没留下任何此次流氓行动的把柄。
我想象不出有这么两个人，特别是女的，不论多么病态孤僻或是精神依赖彼此，能对联结彼此的那头红发的消失无动于衷。隔天清晨，这对姐妹出现在房门的时候，脑袋上的头发看起来就像经历过了几轮化疗。然而，她们看上去却很轻松愉快。与往日相同，她俩同步拖着脚去食堂吃早餐。
护士柳德米拉是第一个做出评论的人：“乖乖，你们这是对彼此干了什么好事？”
我倒觉得这个问题更倾向于反问句。但她继续说道：“如果有那么一个时刻，我需要你俩开口，那就是现在。”
这对姜黄发色双胞胎兀自嚼着她们的卷心菜。被激怒的护士柳德米拉开始粗暴地摇晃她们，卷心菜被晃得飞出了嘴巴，但除此之外，毫无进展。这时，我彻底放弃了；柳德米拉则去收拾残局。
今夜，是柳德米拉值班周的第一晚。她比我恶毒得多，知道折磨这对双胞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把她们锁在不同房间（聪明绝顶！），斩断她们通灵般的密切联系。所以，那晚，她整理出了两个“心洞者”的房间，然后把她们中的一个拖到了一间房，另外那个拖去了第二间。不凑巧的是，她错选了两间毗邻的房间，让这对双胞胎有机会通过某种结合了心电感应和摩斯电码的沟通方法进行交流，她俩整夜都敲击着联结彼此的那面墙。隔天夜里，柳德米拉决定用难以理解的方式再碰碰运气。她从女孩儿中挑了达莎，把她从房间里揪出来换成了玛丽；从男孩儿中挑了丹尼斯，把他从房间里揪出来换成了玛格达莱娜。那晚，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无人入眠。我们都被两个十一岁女孩的痛苦尖叫声吓得睡意全无。
血人和非血人，以及干涉者：波利娜
见波利娜之前，我就听说过她。因为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保持着警觉，时刻准备接收新讯息，然后利用它们做好心理准备，防止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任何有可能打破我微妙平衡的变化。一点小小的侦查也能帮助我预测医院工作人员的心情，揣摩他们的大致性格。我能精确指出一个月中的哪一天（还有时间）是所有护士开始同步经期的日子（每月第三天，下午2:55左右）。有些护士（比如柳德米拉）的经期比较糟糕，所以那段时间内还是离她远远的比较好。忽视这些信息就是一种疏忽懈怠的行为。观察人间二十年，对于男女处理矛盾这点上，我看出了几个明显的不同点：男人会揍对方一顿，然后拥抱言和；女人则倾向于给对方灵魂留下深深的、无法褪去的烙印。我觉得从某个演化观点的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女人被迫宣扬自己在暴力方面的好名声，从而弥补她们身形和力量的不足。
间谍行动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能对那些刚来医院的人有个快速了解。如果主动权在我手里，我便要搜集新人的重要信息（年龄、性别、种族、临床诊断、个人经历和家族史等人口统计资料），好帮我做出他们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我日常生活的预判。在解读医生和护士的身体语言方面，我称得上专家，重大消息被揭晓前，这能让我有所察觉。在医生们试图制造出一种保密假象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在房间里做一次简短而紧张的调查。这往往成了我倦意绵绵、摇头晃脑直到成功佯装打盹的提示。不消几分钟，那位放松警惕的医生开始和盘托出，给护士下达一些如何照顾那位病人的命令，而我，则在头脑中的便笺簿上做着笔记。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对我帮助非常大，因为有些新来的病人是我绝对想避开的。最重要的一类就是那些强迫我和鲜血进行视线接触的人。因为我对血有着深入骨髓、亘古不变和史诗级灾难的恐惧（看见鲜血我根本不可能成功佯装昏迷）。这些年来，已经有几个不打招呼的新病人，让我晕过去然后吐了一个半径两米的大圆。我把这些病人叫作血人。
阿莉奥娜就是一个血人。她脖颈上有个溃烂了三年的伤口，都是因为她在感染初期没有及时发现并进行治疗导致的。要是没有运用日积月累的小聪明躲过阿莉奥娜，我都不确定能否坐在这儿写下这个故事。所幸她并没在疗养院待很久，就由于脖颈上感染的伤口导致的并发症惨死了。
我最怕的血人是乔吉，因为肾脏功能衰竭，他的血得通过塑料管道输送进一个机器。我都不确定如果要我直面乔吉的鲜血，是否还能成功避开他，保住自己的小命。谢天谢地，早前的侦查让我破解了他的“鲜血流域”，与他保持了安全距离。
大多数刚来莫济里医院的病人都不是血人。像是马克斯、亚历克斯和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还有大部分心上有洞的孩子。掌握足够的情报确定新来的不是血人之后，我才能顺畅呼吸，回去看书或是意淫好莱坞女星格蕾丝·凯利的胸部。如果证据逐渐指向另一个方向，我便径直逃回房间（或是某个楼梯井，看哪个更近）。
还有第三种更加神秘的类别。这些病人不大可能自己拉开任何血炸弹的引爆器，但他们会在我日常生活的一致性中埋下潜在危机。这些病人被称为干涉者。大部分情况下，干涉者只是那些需要更多时间才能透彻理解他们的病人。比如，在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成为严格意义上的非血人之前，她们就是干涉者。
根据智商就能很好地区别干涉者和非血人。在一群平均智商不超过六十五的人中，任何一个标准智商或者高智商的人都会对我日常生活的一致性造成威胁。这些威胁包括对医院资源的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军事斗争”，抑或是强迫自己直面跟人真诚交流的焦虑。读者，这下就讲到了我的重点——波利娜就是一个干涉者。实际上，她算是那种最糟糕的，也就是不属于这里的干涉者。
第一次听到波利娜这个名字，是通过那位医院负责人的嘴巴，当时他正和大概是另一家医院的负责人通电话，尖叫着说出了她的名字。那位负责人怒气冲天，你都能看清楚他在跟电话那头的男人尖声骂脏话时肆意横飞的唾沫星子。以下，便是我在那段对话中搜集的情报：（1）电话那头的男人试图想让负责人接收一名长期看护的新病人；（2）那位新病人患有白血病，存在严重的“干涉者隐患”（无论智慧还是愚蠢，人人都有可能罹患白血病）；（3）负责人坚持我们医院并没有治疗她的医疗资源和房间，来了简直相当于被判了死刑；（4）这位新病人最近失去了双亲，变成了孤儿，如今无处可去。我心里一清二楚，负责人砰的一声摔下电话的动作意味着他在这场辩论中败下阵来，那名新病人将会待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
那时候，关于那个新来的病人，我获取的信息只有她的年龄（十六岁）和性别（女）。那时我觉着，跟她的相处应该就跟其他干涉者一样吧。隔天清晨，我将轮椅停在了医院入口的棕色双开门附近，等着搜集她更多的信息。后来回忆起来，那时我大概就很肯定，人间有个小女孩正前往一家医院，孤身一人，失去了刚去世父母的疼爱，走上了一段漫长的白血病死亡之路。不过，那时我更关注的是她的姿态、头发长度（如果有的话）、步速和步幅等任何能推测出她在这家医院潜在停留时间的讯息。
十月的第十五天，这天上午9:17，我第一次见到了波利娜。她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而且她的拖鞋看起来就像是一片简单的秋日枫叶。牛仔裤左侧还有一道小口子。T恤衫上有这样一幅图：一束光线从一边照进一个蓝色三角形，从另一边出来的是一道彩虹（后来我发现这是波利娜喜欢的歌手弗洛伊德·平克的一张专辑封面）。读者，你能想到任何与这家医院格格不入的东西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就没法接着讲述我俩的故事了。
我承认，有段时间我同情她。她根本就不清楚身在何处或将经历什么遭遇。这个地方碾碎了这个拥有棕色秀发、蓝眼睛和身着弗洛伊德·平克T恤衫的十六岁甜美女孩儿的灵魂。
但大多数情况下，我恨她。
我恨她，因为她本不该出现在这儿。
我恨她，因为即使就看着她走了三步，她就将我的全世界都倾覆了。
我恨她，因为她的独自出现对我是一种嘲讽。
我恨她，因为她迫使我看清自己是多么容易憎恨别人的一个人。
十二步。她要去办公室填一些文件，从前门到负责人办公室，她一共走了这么几步，我能感知到那十二步中饱含了多少愤怒。
这是最后一次我看见波利娜穿牛仔裤。走出负责人办公室之后，她就去总台用牛仔裤换了一条灰色运动裤。他们还给了她一套罩衣，让她在化疗的时候穿，因为化疗同时会让患者的肠道功能紊乱。
她拿着新衣服离开总台的时候，好像变成了另一个女孩。踏进这家医院的时候，她的背还是直挺挺的，肩膀还宽阔厚实，像是走进了一间监狱，随时准备好打飞第一个碰见的人的鼻子，好确立自己的最高地位。可当她捧着癌症制服离开总台的时候，她的肩膀朝前耸着，无论多努力想撑起下巴，它还是微微垂了下来。在这三分钟里，她看上去瘦了三公斤。突然间，波利娜于我不再构成那么大的威胁了。
第二天早上，等到早餐时间结束，我就小心地推着轮椅去了主室。我从来没在新病人刚到医院的二十四小时内吃过早餐。整个情况都变得太微妙了。一般来说，我都需要一段时间来搜集高质量的可靠情报，用三天的时间观察，掌握他们足够多的弱点，即使是最坚不可摧的干扰者，也会被我从神坛上打落。而且，一想到要跟真实的人类进行一场毫无准备的对话，我就跟看见血一样惊慌失措。
初见波利娜的那个清晨，一个充盈着化学药水的大包就已经吊在她胳膊上。这些年来，这种场景对我而言已经见怪不怪，特别是患白血病的孩子。但不太适应的是，我了解到波利娜家族中的某人是个大毒桶。我记得，双眼从那个透明盐水袋移到她那垂直脊柱的棕色秀发上。它厚重浓密，波浪起伏接近鬈曲，几乎能透过它看出自己的模样。一个月后，它就会变成死尸头上稀疏的一小缕头发。两个月后，灰飞烟灭。
只要我开始监视一个新来的白血病小孩，就止不住幻想他没有头发的模样。除了享受挑战的乐趣，我发现这也让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毕竟这是白血病患者必然要公之于众的“下坡事故”。第一次观察白血病小孩掉光所有头发的时候，我才八岁。我唐突地向您介绍弗拉基米尔，一个十五岁的白血病小孩，他在病情愈加严重前拿起剃须刀，一齐结束了自己连带旁观者的痛苦。他对我说，我需要的不止是剃须刀，那感觉就像他每次看见我就不想吃卷心菜一样嫌恶。
一针见血，小弗。
但这次，也是第一次，我看着波利娜的盐水袋慢慢地输送化学用剂到她的血管，脑海竟然没有浮现头发掉光的白血病小孩的画面。或许，仅仅是因为我不想去幻想。也或许，因为那是被恐惧迷惑，颤抖中没注意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我只知道无论怎么努力想象波利娜光头的样子，那画面就是出不来。但想象不出她光头的样子并不算是麻烦。当我将视线缓缓从她的头移至她那双手，看到她在读《死魂灵》的时候，真是叫我肠子都搅成一团啦。读者，莫济里医院的病人绝不会读果戈里，除了一个叫伊万·伊萨恩科的。我又想了想，这个疗养院里也没有人拥有果戈里的作品，除了一个叫伊万·伊萨恩科的。也就是说，我不用当只有纳塔利娅赠予共鸣的孤独接收者了。
那天晚些的时候，我决定跟纳塔利娅谈谈那件事，我没有表现得非常急切，更多的是让她知道我纯属好奇。那时，她正在铲除从卫生间地砖上冒出的某些霉菌，我问她：“那个新来的女孩儿怎么拿到的《死魂灵》？”
“我怎么知道？可能她来的时候就带着了。”
“不可能。我见她进门的时候只带了一个笔记本和一些化妆品。”
“要不然你以后就对新来的别起这么多疑心了。”
“我对你起的疑心更多。”
“呃，我可是无辜的。我就给过你果戈里的书。”
这毫无疑问诱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火速推着轮椅回到房间，到了储物柜前，里面有我过去收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贡恰罗夫、莱蒙托夫等作家的书，当然还有高尔基的，但是没找到果戈里的作品。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我被抢劫啦！
这里呈现的是一个小说泥潭（可以这么说）。我被抢劫了，但不是你想的那种抢劫。不是那种让我受到惊吓的人身侵害感，尽管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我都会准备开始破口大骂。通常我在面对昆虫和新闻主持人的时候才会感受到这种忐忑不安的陌生感。她不属于“马克斯类”，也不是“亚历克斯类”，不是“丹尼斯类”，更不是任何一个两到三岁的“心洞小孩”。她是一个怪异的天才。她是这家医院的空白。她是人口统计数据的漏洞。她是天使和恶魔的迷人结合。她就是个孩子气的女神，渴望阅读合适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就从一个康复期病人那里偷拿过来看了。也即是说，她看到了我的真实，也将它投射给了我。她让我感到自己不止是一个游荡在走廊上的魂魄。我习惯了和怪物玩耍，而不是跟对等级别的人。更糟的是，她不是对等的人，她更高级。她不属于这儿。她是一个真正的干涉者。她完美，也完美地出着岔子。在某人的两人王国里，她注定是要当那位王后的。我对童话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果戈里和苯二氮平类药物的副作用。
时间流逝，徒增焦虑，我返回现实，推着轮椅回到主室，谨慎地检查周遭环境和自己的暴露程度，确保不存在任何被发现的危险，我想再看她一眼。我稍换方向，把自己推到离北墙几米远的地方，佯装看电视，再回过头看她，当然，只能用眼角的余光瞄她。现在，我的视线从她的双手离开，移到下方病号服中露出的双腿。它们柔软、陌生又充满戒备，而且我发现她用粉红袜子裹住小腿肚子的方式真是可爱极了。随后，我的视线又回到了她不露一点恐惧的脸上，但我敢肯定，当“化疗大队”开始向她肚中细胞挺近的时候，她肯定害怕或者反胃了。她只是平静专心地阅读，就像一个在大溪地海滩读书的人一样，从俗世挣脱。有一瞬间，她的脸平静得让我陷入恍惚，就像迷失在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根本忘记了正在盯着她看，或许还漏下一滴嘴角积聚的口水。她一定感受到我眼球释放的红外热量了，因为她的头从书上移开转向了我的脸。我，毫无防备，手足无措，解除了轮椅锁后立马调转轮椅，以最快的速度推走了。当然，我只有一只胳膊，所以也没那么快。
那天，我还看见过一次波利娜。在需要避匿时，我通常会选择回房闭门。但偶尔我是坐不住的，这种情况下，我选择在医院各厅游荡，直到耗尽精力，晕倒在某处。我喜欢听声音的余响，所以有时，我会推到楼梯井，只是有节奏地哼唱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那天早晨，我试着回房间，但脑子一团糟，静不下来。所以接下来，我花了几个小时到处游荡，找医院中那些不太使用的大厅。四小时后，我快推着奔过走廊，决定去楼梯井。我最钟爱二楼的楼梯井，多亏了某种物理法则，那层楼的回音听来就像身处一座十九世纪俄罗斯东正教堂。这次，当我打开门的时候，我听到楼下传来了低低的哭声。我当然听得出那是谁在哭。在这里，很少人的泪腺依旧正常工作，还能像她这么哭，至今为止，我能识别大多数护士的抽泣。也就是说，这个人只能是波利娜。我听了几分钟，思考着要跟她说的话。然后，我调转轮椅回房。
那天夜里，波利娜不再是干涉者。一个干涉者的状态应该跟机器人或者精神病患者一样。她已经猝不及防地降落在了一个还未命名的分类，而这个分类，比其他分类都让我感到惊慌。
“三月生”
在十七年的疗养院生涯中，我通过假装昏迷的手段收集到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里的孩子分为两类：“三月生”和“六月生”。这样取名是因为药剂不是开六个月的量，就是开三个月的量。因为六个月的量更便宜，同时更节省处方，所以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开的都是六个月的量。当然了，我们这群人都是“六月生”。然而，当医生认定一个小孩很难活过几个月的时候，他就会开出临终三月的剂量以便节省开支。在支离破碎的东欧联盟经济下，一分一毫都至关重要。
当你住在某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即使不正常的变化都是令人愉快的。因此，其中一个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猜那些“三月生”的临终日。少数令我值得骄傲的事中，就有这一件，我太会玩这个游戏了。事实上，直到一个月之前，我才叫对了过去十五个月中的每一个新来的“三月生”。
那些神神叨叨的护士说，辐射中毒赐予了我预见死亡的超能力。我拒不承认，因为这违背了“伊万主义三原则”（接着看下去）。观察了十七年小孩子的慢慢死去，一个简单的真相就是，我擅长接收所有揭露真相的信号。每种疾病，都有它独有的经典预兆，像是死者的一枚指纹。比如，这家疗养院里头号死亡杀手就是甲状腺癌。当甲状腺癌患儿还是“六月生”的时候，他看起来与其他癌症患者无异（例如，头发掉光、面色惨白、瘦骨嶙峋和上厕所时经常绊倒，有点儿迷糊——也被称为“化疗脑”）。但当他变成“三月生”的时候，你就能预感到一波更加有趣症状的冲击。在识别这些症状这方面，我太厉害了，有一次护士纳塔利娅让我做诊断评估文件，希望这能提高疗护效果，也让我感到自己有点儿用。以下就是一些范例页面（如你所见，下辈子我会是一名优秀的诊断专家）：
如果甲状腺癌患儿出现以下五种症状，他/她便是“三月生”：
（1）他/她的脖子肿到看起来像是吞了一只兔子那么大，那只兔子还开始在他/她脖子里暂居。
（2）他/她需要三十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来咽下一口食物。
（3）他/她开口要求注射帕洛诺司琼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声带跟苹果计算机式的发声器换了一样。
（4）他/她平时的呼吸声听上去就跟一个刚爬了十层楼梯的胖小孩的喘息声一样。
如果一个甲状腺癌患儿出现以下六种症状中的五种，他/她便是“三月生”：
（1）他/她的微笑看上去就像用铁丝网刷牙一般痛苦。
（2）他/她的每件医院标准T恤上都沾上了每天流的鼻血和眼睛渗出的血。
（3）他/她的骨头痛到走不动路。
（4）他/她开始与《大力水手》里面的奥利佛相似。
（5）他/她开始缺席早餐时间、午餐时间和晚餐时间。
（6）他/她开始在播放最喜欢的俄罗斯电视节目时睡着。
如果开始出现以下现象，马凡氏综合征患儿就成了“三月生”（更接近“三日生”）：
（1）他/她常停止心跳，他/她有过心肌梗塞，或者他/她的心脏以其他的方式爆炸。
（2）他/她失明了。
当出现以下症状时，肌萎缩侧索硬化症[11]患儿就成了“三月生”：
（1）他/她的脸开始耷拉得比我还严重。
（2）他/她很穷（由于某种原因，有钱的患儿能撑更久）。
当出现以下症状时，糖尿病患儿就成了“三月生”：
（1）他/她有两个或者更多的附属肢体被切除。
（2）他/她失明了。
以上这些，都还是有名可循的病症。还有一大把大摇大摆穿过我们医院大厅的痼疾，令医学专业最好的医生都一筹莫展。[12]当这些小家伙呈现“三月生”的状态时，我仍然能一眼看穿。一段时间过去，当某个小孩因为身体中的某些东西告诉大脑，不要再为活着做无谓的战斗而放弃治疗时，我都能察觉出。到了最后，辨识任何“三月生”能缩减到两个最明显的症状：
（1）一束光芒抽离出了他/她的双眼。
（2）他/她的体态看起来就像是某人偷掉了他/她一半骨头。
护士卡佳（不大机智）有次问我，等我自己成为“三月生”的时候，能不能辨别出来。我的本能反应是叫她滚开。我的第二反应是告诉她没等我成为“三月生”，她自己就会早早成为“三月生”，在莫济里医院度过孤寂的余生。护士卡佳（也不太聪明）也拿不出什么巧妙的话语回击我，但得意渐渐褪去，我真的开始思考，如果那个专属三月包袱也会掉在我自己面前，我能否预见是哪一天呢。而后惊觉，我绝不会让自己变成一名“三月生”。
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的工作人员
波利娜，我，还有其他格格不入的重病小孩由这家疗养院的四名护士负责照顾：柳德米拉、叶连娜、卡佳还有纳塔利娅。她们的工作是给我们量血压、换床单、洗衣服、打扫卫生间、抽血、换尿布、擦屁股、包扎伤口、送药、上菜、伪造处方（这里没有常驻医生）、打开电视机、取出温度计、诊断病毒或细菌感染好决定抗生素用量。
莫济里医院护士的职责，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优秀医护人员自主选择的品格，比如慈悲、人情味、诚实、尊敬、职业水准和人类尊严，并不是强制要求。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过去八年间，我会偷听每一次护士面试（至今只有两次），好让自己感觉也是招聘过程中的一名参与者。
当然了，护士纳塔利娅是个例外。一天，她正戴着亮闪闪的粉红橡胶手套刷洗我的卫生间，我问她：“我们能谈谈大家都避之不及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你想谈什么。这家医院里大家避之不及的东西太多了。”她说。
“没错。”我说。
“伊万，你想搅这趟浑水？”
“这水早就浑了。”
“确实，但我不会承认。”
“告诉我为什么我喜欢你，但讨厌她们。”
她停止了刷洗，摘下粉红手套，我坐在轮椅里，所以她只能局促地抱抱我。这是我的第三个拥抱，也是护士纳塔利娅给我的第二个拥抱（第一个拥抱我的人是某部美国纪录片的配音员，几秒后他就把胳臂移开了）。
“你知道我丈夫去世了，是吗，伊万？”她问我。
“没有，你都没跟我讲过。没跟我讲我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你能看透所有事。”
“他什么时候去世的？”我问。
“十八年零九个月之前。”
“在我遇到你之前的那一年。”
“我们刚决定要孩子，他就去世了。”
“怎么去世的？”
“你猜。”
“某些不可控的细胞繁殖疾病？”
“是的。”
“显而易见。”
“他死后，我有过机会选择是坚贞不渝守着他度过余生，还是另找他人生个孩子。我试过再找一个，但我没法再碰触任何一个男人，所以我选择成为一名护士。现在，我有更多的小孩，比预期的还要多。”
像是揭秘了一个好玩的宇宙真相，我明白了，其他护士只是一帮板着脸的女人，而纳塔利娅却是一个真正的母亲。
“你开心吗？”
“开心。”
“但我们都大错特错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本该成为的那个样子。”
“难道她们连假装都做不到吗？”
“伊万，你也会对凉了的卷心菜感到厌倦。如果你也在这个地方，你会成为哪种护士？”
一针见血，纳塔利娅。
荣格原型
卡尔·荣格是位备受尊崇的心理学家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拥护者，他也是唯一替我解惑、给我传授知识的人。我读其他作家的每一本书，都会质疑每个观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很顽固。在他的《原型与集体无意识》（1969年版）一书中，荣格认为每个人都来源于一个原型或是某类原型的混合体，这个原型或是混合体是远存在于你我之前的宇宙角色。前五十页，我还能一句句拆析和推翻他。但到第一百页的时候，已无从辩驳。现如今，荣格的原型理论已经成为我理解那些居住在我世界周围人物的唯一途径，包括一些我最钟爱的原型人物：骗子（显然，这是我的优势），母亲（纳塔利娅），孩子（马克斯）还有女神（波利娜）。
其余的护士，也都有原型。护士叶连娜是酒精上瘾者。根据我至今为止的计数，遍布医院的碗柜和沙发里，藏着七瓶牌子各不相同的伏特加，明明疗养院的负责人和每名护士都心知肚明，我也就不清楚为何她还是要藏在这些地方了。所幸，酗酒是一种白俄罗斯广泛存在并被人们所接受的恶习。
护士卡佳是恶霸。她体形庞大，咄咄逼人，纯黑肤色。她拖着八个小孩和半个丈夫（真的是字面意思——他在一次工业事故中失去了双腿；我会知道，是因为每隔几个月他就会来医院排出残肢中的积液），也是个不幸的女人。用卡尔·荣格的理论分析，护士卡佳利用她的体形和异域外表去掌握那个经常让她情绪失控的世界。
护士柳德米拉的原型角色是缺乏安全感的悍妇（我更倾向于贪食奸妇，但荣格没创建这个原型名）。她还是执行者，严格、无条件恪守规则，即使在规则无关紧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此外，在莫济里医院所有拥有清楚或是模糊角色的护士中，她是唯一一位催生出我体内深度、恒久恐惧的人。因为，我敢肯定，她完全就是个反社会者，跟丹尼斯一样，她生来就缺少灵魂。即使忽略掉显而易见的上一点，她还跟负责人米哈伊尔·克鲁克有着一段漫长、令人作呕的婚外情。我知道这个，因为每个礼拜二和礼拜四早上，医院大厅就有一股上演情欲大戏的气息，也因为柳德米拉高潮时没能保持安静。可她作恶的范围，远超出了负责人的办公室。五年前，她之所以从某家心理疗养院调到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她的一个年迈病患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很显然，他正和其他几个病友玩俄罗斯轮盘。而且，在她任职期间，我目睹她偷过每位护士的钱，拿走亚历克斯的巧克力条，几秒钟后就丢进垃圾桶，还有将她藏在洗涤剂后面的一套厨用刀具有条不紊地夹在大腿内侧。
以前有个叫迪米特里的病患，我俩差不多聪明，所以几乎以朋友相称。但是护士柳德米拉施加的精神折磨最后逼得他逃离医院，连句再见也没说。
我的故事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角色：秘书克里斯蒂娜。她成天填写文件，然后机械地跟路过的护士和病人打招呼。她扮演的角色是顺从的仆人，尽管我更倾向于“针垫”。待在疗养院十七年，我只见过她服从指令。那个负责人和那帮护士咆哮，她则是行动。用卡尔·荣格的理论来分析，她早年经历的痛失生父和母亲阴郁致使她相信自己只有为别人服务的价值。我能了解到这点，是因为她的母亲正是护士叶连娜。
此时此刻，下午，时钟指向2:08。
我已经伏案写作超过十四个小时了。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三天。
今年是2005年。
直到护士纳塔利娅摇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睡着了。
“伊万。”她轻声唤我。
“干什么？”
她测试了一下我的呼吸，然后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我有个新消息。”
“什么消息？”
“将会举办一场葬礼。”
“什么？”
“是的。”
“传统的那种？”
“是的，东正教式的。”
“我觉得没资金了。”
“这座城市会为此埋单。”
“这座城市从来没有为某个人的葬礼埋过单。”
“在那种环境下，他们愿意为此破例。”
“什么情况？”
“她的青春。还有她死去的双亲。”
“你会为此埋单，不是吗？”
一阵沉默替我的问题作了答复。
“你没钱。”
“如果我没钱，就不会办葬礼，难道不是吗？但注定是要办葬礼的，所以我必须有钱。”
“你是在为我做这件事。”
“也是为了她。”
“我们都该被埋葬。”
“你是什么时候被道德争论感化的？”
“从现在起。”
“我要带你一起去。”
“不去。”
“去。”
“我不会去的。”
“他死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不会去。但我去了。”
“因为如果我不去，就像在他坟墓上扔了一堆粪。”
“我不会去。”
“你就别再这么说了。”
“她死了，意味着关于她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说完，我翻过身去。
她起身要离开。
“还剩三天，伊万。准备好。”
负责人：米哈伊尔·克鲁克医生
米哈伊尔·克鲁克的角色是完美结合体。他的首要角色，便是小偷。他的职责是接收东正教堂拨给治疗重病患儿的款项，但事实上，他用在治疗上的费用不到一半。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昏迷时，护士们怒气冲冲地抱怨要给他调整账单。
他还扮演了情圣卡萨诺瓦。两周一次，尽管有贤妻和三个孩子，他还是会和最年轻——通常胸部也最丰满——的值班护士来一次秘密的情色幽会。
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平庸的人，也是普通人这个角色得以成立的原因：他聪明，但也没那么聪明。他有非凡的领导力，但也仅够经营一家每况愈下的医院。他很肥，但也没有胖到让人咋舌的地步。他在所有方面都是平庸之辈。
十七年来，我跟负责人就说过两次话：一次是关于我的Hui，还有一次是偷喝他的伏特加。我在帘子后面观察了他十二年喝醉酒的时刻，带着好奇与害怕，终于决定偷嘬上一口。我潜进他的办公室，昨夜他还在这里跟最年轻、胸部最丰满的护士妮可幽会，然后拉开他经常取出酒瓶的抽屉。我拿开酒瓶，注意到下面有一张家庭照，一家人站在湖边，背景是连绵的群山和一棵棵常青树。总的来说，一家人其乐融融，米哈伊尔笑得很实诚。捎带一提，我能明白为什么米哈伊尔要跟妻子以外的女人媾和了。客观来说，她长得就像我有次在电视里看到的长鼻猴一样。
当你习惯每日进食淡而无味的卷心菜后，嘬一小口伏特加简直太刺激了，所以当然了，我第一口喷在了他的办公桌、皮椅和笔罐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用厕纸吸干了办公桌上的每一滴酒，包括他两支钢笔内部的。收拾完了残局，我激起体内的所有勇气，决定再嘬上一口，只是这次喝得太快，没时间吐出来。
我的第一想法是，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东西灌进体内？但等到初念闪过，乙醇冲破了我的血脑屏障[13]，顺势又冒出了第二个想法，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不每时每刻都喝它呢？所以我嘬了第三口，只感到体重约莫只有三公斤，而且身体零部件都消失了。我差不多喝了普通白俄罗斯人半品脱的量，世界和话语开始搅和在一起，旋转扬起一场宇宙之舞。然后，我很快把酒瓶拿开，又看到了米哈伊尔那张家庭旧照，这让我有点想了解他，况且时机真是完美，因为这时他就拧开门把手走了进来。在他打招呼前，我拿起那张照片朝他说，他有一个完满的家庭。随后，我吐遍了他的办公桌。接下来我记得的就是在床上醒过来，胸上放了一张便笺，上面写着：
就当这是最后一次。
——米哈伊尔
临床医学家兼医学博士阿尔卡季·雅科夫列夫医生
（为我提供过治疗的还包括哲学博士利昂蒂·伊万诺夫医生，文学博士兼哲学博士瓦莱里·拉古诺夫医生，文学博士罗玛·巴甫洛夫医生，理学博士维塔利·马克西莫夫医生，文学博士伊格尔·波尔津医生，文学博士莫西·索科洛夫医生，哲学博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夫医生，哲学博士拉扎尔·瓦西里耶夫医生，文学博士纳姆·贝基诺夫医生，文学博士丹尼尔·托洛茨基医生，理学博士爱丽莎·康斯坦蒂诺夫医生，哲学博士马伦·杜博夫医生以及文学博士提克·安德烈耶夫医生）
从白俄罗斯在1991年后宣布脱离苏联独立之后，白俄政府拨了更多的善款用于每月调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来疗养院医治我们的脑袋。在我十七年的疗养院生涯中，我共接受过十四名不同的心理健康专家对我进行医治。七岁时，我接受了利昂蒂·伊万诺夫医生（或简称利昂医生）给我做的第一次评估。我们的首次谈话如下：
利昂医生：早上好，伊万。我是利昂医生。很高兴见到你。今早感觉如何？
我：糟。
利昂医生：为什么糟，伊万？
我：因为我在医院里。因为我很丑，这里也没有人讲话。还有因为我没有双亲。
（我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利昂医生看上去从心底里为我担忧。）
我：你还好吗，利昂医生？
利昂医生：当然了，伊万。听了你说的，我能认为你糟糕的原因是感觉在这儿很孤单，是吗？
我：是的，还有刚刚说的那些原因。
利昂医生：孤独的滋味如何，伊万？
我：感觉很糟。就像我说的那样。
利昂医生：能再说详细些吗？
我：你有没有过糟糕的感觉？
利昂医生：当然了，伊万。每个人时不时都会感到糟糕。
我：好吧，那种感觉就是如此。只不过我是无时无刻。
利昂医生：哪里感觉糟？
我：脑袋里。实际上处处都很糟。
利昂医生：你感觉脚趾糟吗？
我：我没有脚趾。
利昂医生：当然。你这样多久了？
我：我一直都这样。
利昂医生：好吧，听起来不太妙。
我：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利昂医生？
利昂医生：当然，伊万，尽管问。
我：你看起来很老，为什么像第一天来医院工作？
接下来的两年，利昂医生担任我的临床医学家。每次会面谈话都类似于以上那段。利昂医生后，我又有了一个名叫拉古诺夫的女临床医学家。我们的首次谈话如下：
拉古诺夫医生：早上好，伊万。我是拉古诺夫医生。感觉如何？
我：我感觉糟糕。
拉古诺夫医生：哇，那可不好。为什么糟？
我：因为我在医院里。因为我很丑，这里也没有人讲话。还有因为我没有双亲。
拉古诺夫医生：这些会让你如何？
我：这让我感到糟糕。
拉古诺夫医生：哦，我明白了，伊万。让我看看……
（拉古诺夫医生开始在电脑上打字，面前摆的那台电脑，由最近一家叫“贝拉钮芙”的白俄罗斯本土科技公司捐赠。）
拉古诺夫医生：这么说，你也常感到愤怒吗？
我：是的。
拉古诺夫医生：你对热爱的事物失去兴趣了吗？
我：我热爱的事物不多。
拉古诺夫医生：并且你止不住糟糕的感觉。
我：是的，就像我说的，我感觉糟糕。
拉古诺夫医生：来，伊万，看看这个。
（拉古诺夫医生把显示器转到我的方向。）
拉古诺夫医生：伊万，这是互联网。我们能从这上头学习很多东西。根据这个网站，它显示你患了忧郁症。
我：这不就单单意味着我感觉糟糕吗？
他们都忽视了唯一一件我一直渴望的事情——有个人能让我暂时忘却正在和精神科医生谈论关于沦陷在医院的时光。直到第十五位临床医学家波尔津医生，我才决定自己能做得比他们好。所以我开始向护士纳塔利娅（她总是能让我忘记自己是在跟一名护士说话）要她能找到的所有临床心理学的书籍。现在，我认为自己在治疗过程方面至少和我所有的临床医学家旗鼓相当。另外，当我回顾装疯卖傻的精神病医生吐出的长长台词，我基本可以确定十四个医生里面至少有十个，受的精神创伤比莫济里医院中的任何一人都要深。我一直坚信，大多数临床医学家踏进这片领域是想疗愈自己，完成后再转换角色去疗愈他人。接触至我的第六位临床医学家的时候，治疗的意义便是为他们提供一次大公无私的治疗服务。
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文学博士莫西·索科洛夫医生。当我第一次凝视索科洛夫医生的双眼时，我注意到她活在它们大概三英寸之后的地方。她双肩向前耸起，我从一本关于亚历山大技巧[14]的书中学到，这意味着她很顺从。她还穿得像牧师的妻子，语速极快，几乎从不跟我对视，而且在每个疗程结束后都不是快快走出房门，后来我发现她是想点根烟。她吸一口烟的猛烈方式让我想起被母亲饿了一整天的小孩的状态。
总而言之，索科洛夫医生需要一些救助。在某疗程中，她话说到一半，类似：“那么，伊万，我们来看看至今你的交流方式有没有进步（一通废话）……（一通废话）……心理呓语……（一通废话）”直到我打断她：“我让你不适了吗，索科洛夫医生？”
“哦，不，伊万，当然没有。你怎么会这么问？”她用标志性的嗓音轻声说道。
“我注意到你从不看我的眼睛。卡尔·罗杰斯[15]不是说在治疗过程中，眼神交流是建立信任和关系的关键吗？”
“每次见面我都跟你有持续的眼神交流，伊万。”
“看，刚刚你才尝试跟我进行眼神交流，随后眼睛就偏离到你自己的手上了。我让你不适了，别怕承认。你自己说过，我们需要相信彼此。”
“伊万，我保证——”
“你有想过为什么吗？”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让你不舒服。”
“伊万，这是我的工作，我保证——”
她停了下来，然后呷了口茶，这给了我再次打断她的机会。“我让你感觉不舒服，因为你想跟我发生性关系。”
索科洛夫医生喷了口茶，我则继续说下去：“我不是在对你评头论足，索科洛夫医生。一点也没有。我敢肯定，对残疾人的性欲倒错的关注，你有很多说得过去的理由。”
“伊万——”
她绝望地想夺回这场对话的控制权，但我继续说道：“我猜你在孩童时期十分朴素，要不然就是丑陋。你感到疏离和孤寂。我猜测，你的父亲在感情上虐待你，从而加深了你欲求不满的情绪。”
事实上，我只对我说的60%有把握。
“伊万，这不合适，这是——错的。让我们把谈话拉回到你身上。”
即使在生气的时候，她也只是发出愠怒的耳语声。
“索科洛夫医生，如果不首先处理好隐藏在互动下的浓情感受，我们还怎么继续建立互惠互利的医患治疗关系呢？我几乎都能看到你下半身熊熊燃烧的欲火了。”
我巧妙地提及了她的私密部位。
“要么你闭嘴，要么我离开。”她威胁道。
“这座城市已经为你来这儿的一个小时付了账。我们最好还是纵情享受它。另外，这很关键。正如我所说，你欲求不满的情绪在青春期尤为明显，就在那时你开始迷恋上了残疾人，因为在你脑海里自己就是一个残缺的人。”
“住嘴，伊万。”
她再想要轻声说话的时候，几乎是尖叫了。
“不用担心，索科洛夫医生。这是一个相当正常和说得通的反应。我一直都会这样。我们也没那么不同。”
“我们截然不同。”
“你不是毕业于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吗？你本可以选择欧洲任何一所医院。相反，你却拾起这份薪资微薄的工作，来到莫济里这座城市，治疗像我这样的小孩。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为什么？”
“我弟弟跟你病得一样重。”
她开始收拾笔记本和文件。
“想我的时候，你自慰过几次，索科洛夫医生？”
“你真恶心。”
“我可不是那个有恋物癖的人。”
“我再也不会为你工作了。”
“最好也是。在紧张拉扯的情欲中，工作也不会有效果的。”
这是我跟索科洛夫医生最后的约会。显而易见，我被下了圈套。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我利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让康斯坦蒂诺夫医生相信他得了无法治愈的广泛性焦虑障碍，让安德烈耶夫医生相信自己处于压抑的同性恋倾向折磨中，让雅科夫列夫医生相信自己得了分裂情感性人格障碍，让奥肯医生相信自己患了孟乔森综合征。唯一一位我无法撬开的临床医学家就是波尔津医生，但仅仅是因为他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两年前他被莫济里当局逮捕，原因是在明斯克某个墓地中挖出一堆死尸白骨后，他把它们雕刻成了俄罗斯套娃。
我的母亲
亲爱的读者，你将会是第一个知晓的人。甚至都早于护士纳塔利娅或者波利娜。先让你知晓更好办些，因为我真的不清楚，也不会清楚你是谁。我有过母亲，我俩非常亲密。事实上，我几乎每天都能见着她。但并不发生在午夜。在某个时刻，我不再指责她将我交付出去，然后像撒哈拉沙漠里的一场小雨似的蒸发不见。我承认或许存在一连串事件能证明她并非恶魔。也许，我妈在生下我之后便已时日无多，生命垂危。也许，情形还要危急，她生我的时候便死了。也许，她就是生下伊万·伊萨恩科这场特殊灾难的受害者，清楚自己做不到正常照料我。也许，她离开我是去人世间寻找治疗我身体出错的良方。这些可能性事件中，哪怕存在一件，都让我恨不起她来。所以，在对幽灵母亲的厌恶磨灭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真挚的渴望，我想知道她是谁，她的模样和她双手摸上去的感觉。
之前，我从未问过医院里的人关于她的事。很久以前，我对她抱有的假想和为她做的辩护就混合而成她的肖像，好让我能更具体地憎恨她。在某个时间点，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公平，所以我决定问问护士纳塔利娅她的事，那时她正在大冷柜整理一包包的血袋。
“跟我谈谈我妈吧。”
她一边继续来回晃动那些血袋，一边酝酿回答。
“这么多年过去，你怎么现在来问我？”她回答道，“我一直以为你不想知道。”
“对，过去我是不想知道。但现在我想。”
“伊万，亲爱的，对不起，但没人知道你母亲的一丁点儿事情。”
“我才不信你。”我说。
护士纳塔利娅的脸不自觉地扭曲起来，一半震惊，一半失望。
“相信你愿意相信的吧，伊万。”她说。
“什么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追问。
“真的什么都没有，伊万。”
“那我是怎么到这儿的？”
“某天，一辆救护车送你到这儿来的。你身上没有纸条，身旁也没有母亲。”
“没人觉得奇怪吗？”
“是啊，当然了，伊万，但瞧瞧你身边，这儿的每件事物都很奇怪。”
“那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怎么来的？”
“在这家医院，所有没名字的小孩取名都用老办法——男孩儿名字首字母是‘I’，女孩儿则是‘K’。”
“那我的姓呢？”
“还是那套方法。”
“我不相信你。”
“那我还能怎么办？”
这是个反问句，所以我没有再搭腔。
尽管提出了种种指控，但一部分的我确实信她。护士纳塔利娅，除了会做人以外，也从没做过任何让我质疑的事。但另一部分的我担心她自认为需要庇护我免受某些东西的伤害。所以我想到，最符合逻辑的途径就是打电话给白俄罗斯所有叫伊萨恩科的人。唯一的阻碍便是，由于我跟外部世界的所有人都没有联系，所以我从没用过手机。因此，我与护士纳塔利娅展开了以下对话：
我：我能给你打一次电话吗？
护士纳塔利娅：哈，伊万，打我电话？做什么？我们每天都交流，面对面，人与人就应该这样交流。
我：你认为这理所当然，不是吗？
（没什么能代替体能歧视的罪行。）
护士纳塔利娅：我到底认为什么理所当然了，伊万？
我：一些小事，像在电话上跟人交谈。你每天都会讲电话，我却没拨过一个号码。对我来说，它很神奇。
护士纳塔利娅：我跟你打包票这没那么令人兴奋。
我：你就教我怎么跟你打电话吧，今晚我就打给你。我们聊上一分钟，然后挂掉。
（一个狐疑的停顿。）
护士纳塔利娅：好吧。
我早知道她会做些象征性的抵抗。我也清楚她最后会服软，然后从总台后面取出那台1952年版老式标准旋转号盘电话机，并且教我怎么拨号。不知怎的，她还设法让护士卡佳（她那晚值夜班）表现得跟个帮凶似的。晚上九点，一个照例缺乏幽默感的卡佳出现在我的房间，然后对我说：
“你不是有个电话要打吗，伊万？”
所以，我推着轮椅出了房门来到总台前，开始在旋转号盘上拨护士纳塔利娅的号码。拨完后，它开始作响，响了一声半后，一个听上去有点像护士纳塔利娅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了过来。
那声音：嗨，伊万。
我：你好。那头是纳塔利娅吗？
那声音：不然是谁呀？
我：你好吗？
那声音：我很好。实际上有点疲惫。
我：是啊，今天是漫长的一天。
那声音：今晚医院如何？
我：静悄悄。没人哀号。
那声音：好吧，或许你该去床上了。
我：我知道。
那声音：晚安，伊万。
我：晚安。
挂电话后，我注意到柜台下面的一个架子上躺着那本三公斤重的号码簿。它解决了我要去哪里找白俄罗斯所有伊萨恩科的电话号码这个问题。接下来亟待处理的夜班护士问题也迎刃而解了，因为我记起来护士叶连娜要值三天夜班，而她因为贪饮伏特加，通常到午夜便会在主室醉晕过去。
所以，三天后中午12:02，我推到总台后面拉出那本电话簿。在拨旋转号盘前，我把白俄罗斯所有伊萨恩科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列了出来，边上还留了点空间填写跟调查相关的笔记。列表上共有869名伊萨恩科，接下来的七天，从前一天中午12:01至第二天凌晨5:59，我全打了个遍。
拨好第一个电话号码后，我慌了，因为不知道要讲什么，而且都忘记了那时是午夜。但在我掐掉电话前，伊万娜·伊萨恩科的声音传了过来：“这个点打来电话，你最好要么是总理，要么是圣灵。”
“不，我是伊万。”我回答道。
随后，我便挂掉了电话。
这一幕又连续发生了三次，直到我决定设计一段脚本，注入一些合理性。在做了些修补添删的尝试后，我写下了这样的对话：
我：你好，能把电话交给伊萨恩科先生/女士吗？
伊萨恩科先生/女士：我就是。
我：哦，你好，伊萨恩科先生/女士。这里有些好消息和一些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伊萨恩科先生/女士：请先说坏消息。
我：坏消息是，你的儿子伊万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晕过去了。好消息是，伊万是个天才。在他死之前，他研发了一些如今价值三百万卢比的计算机专利。他已立下遗愿，去世之后把这笔资金留给亲生父母。
这个脚本在展开一段严肃对话上简直有奇效。以下是869通电话的结果汇总：
● 506个伊萨恩科表示同情，但声称自己没有一个叫伊万的儿子。
● 这506个伊萨恩科中有68个表示希望伊万是他们的儿子。
● 57个伊萨恩科说我听上去像是喝醉了，但我跟他们保证我的嗓音本就如此。
● 196个伊萨恩科挂断电话。
● 212个伊萨恩科说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伊萨恩科。
● 27个伊萨恩科叫我滚蛋。
● 45个伊萨恩科的电话一直占线。
● 38个伊萨恩科的电话没接通。
● 7个伊萨恩科去世了。
● 13个伊萨恩科有个叫伊万的儿子，但说他正在床上睡得安适。
● 8个伊萨恩科有个叫伊万的儿子，在莫济里郊区有妻子和若干儿女，活得好好的。
● 5个伊萨恩科宣称他们有个儿子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但深度盘问后承认自己在撒谎，因为他们需要钱。
● 0个伊萨恩科真的跟我有血缘关系。
除此之外，十七名伊萨恩科是长途号码，总共花了医院470卢比，这显然得到了负责人的注意，他首先责怪了护士叶连娜，护士叶连娜经过一些调查后，发现那些号码的共同主线都显示了我的姓。因此，我再也不被允许接近任何一台电话机。
此次实验让我弄清了自己的选择——我要去创造我的母亲。即使只存在于我的脑海，我也要把她化成具体存在。她头发是深色的，还没变灰。这是因为我一直感觉深发色女人比浅发色女人要强壮，既然拥有随心所欲幻想母亲的自由，我就要赋予她我心目中坚强女性的所有特质。
她有很重的波兰口音，实话说，听来有些像护士纳塔利娅的声音，只不过没有她的高嗓门。
她的眼周包围着鱼尾纹，但还不至于显得老气，正合适了她的年华。
她闻起来像紫丁香。
她强壮，同时又十分柔软。
一旦开始组装她的形象，我注意到，保持客观太难了。起初，她头上顺垂下来的秀发不断地被某股想象的风吹起，这明显是看太多俄罗斯电视的副作用。后来，那头长长的秀发被保留，但省略了特效。
她的外表营造了一种舒服和安全的感觉，但这也只是我刻画出来的母亲形象，帮助我获得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人带给我的被爱感觉。她温暖又慈爱。她能抱着我挺过所有难关。但她也会惩罚我。她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哪种思想有毒害，哪种思想会让我膨胀。
最重要的是，她懂我。我赐予她一个不大公平的技能——能看透、听清我脑袋里酝酿和冒出的每个想法。这意味着，世上没人能像她那般理解我双耳之间的那团乱麻。
举一个例子。曾有段时间，我决定听取护士纳塔利娅的建议，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只不过，后来渐渐写成了一本“反日记”笔记，这本笔记是想记录如果我生来是正常人，从未踏进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会有一段怎样的生命旅程。我会是一个住在布拉格的青少年。我会刚从中学毕业，即将启程去柏林念大学。面临着离开我的高中甜心女友，前往一个新城市开启一段激动人心的新生活之类的这些普遍困境。在这个平行世界中，我小心翼翼地透析出所有我可能会有的焦虑。然后，深深着迷于那里的所有麻烦（只要人们清楚他们的麻烦多么让人愉悦）。
当然，如果我需要一个择其寻求良策的知己，那只有将我笔下的母亲拉到现实中才能算合适人选。我写满了那些让她成真的稿纸，刻画出了一切关于她的细节，创造出了一个有活力的智慧生物，她目送我离家前往柏林，让我运用合适的工具去把握生活和放弃恋情。
唯一的问题是，她太了解我们了。她了解故事中的那个我，但她也清楚写下故事的这个我。霎时，当意识到那两页手写稿纸不自觉就填满了关于严厉、强悍又坚贞的爱的长篇大论，我突然感觉肚子翻腾上来一阵恶心。
伊万，在我的平行世界里，她大声朝我嚷，你在做什么？要是那帮护士读到这些该怎么办？或许她们已经读过了，这些烦人的老巫婆。生活叫人无法忍受，但保持本真还是有好处的。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本书放进厨房烤箱里烧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陪着我，尤其是在那些生命中最沉重抑或最轻松的时刻。在我开始质疑自己活着是否还有意义的时候，她在我耳边轻轻解释了所有我之所以糟糕透顶的脱俗理由。不幸的是，自从波利娜死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早些时候
与我相同，波利娜也是个病态型孤独患者。在那些影印般的日子里，我们间或在彼此的生命中交织而后分离。在饭厅时，也在主室时；在穿过走廊时，也在电视前相隔几米远时，但我们从没开口跟彼此说话。至少，她是在竭力保持社交礼仪的基本规则。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我们视线无意间交会，她会微笑然后点点头，像是在承认我的存在。我没有回应她的礼仪，而是在短裤里漏了几滴尿，推着轮椅离开了。
不在楼梯井时，波利娜活得很优雅。某天，我计算出，在一天60%的时间内，她的脸上总挂着“几分之几微笑”。早上，她走进饭厅去领凉掉的卷心菜和过期面包，挂着的是一抹“四分之一微笑”。躺在主室的吊床上看电影的时候，她脸上挂着的是一抹“二分之一微笑”。甚至，当她坐在化疗椅上，手边翻着英国小报的时候，脸上还是挂着一抹“八分之一微笑”。显然，她拥有一些我未曾拥有的东西，一些能让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挤出微笑的东西，我运用了所有的聪明才智为她的这种行为解释：
解释1：波利娜过去是一个天生丽质、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所以当然，她笑起来比我容易得多。
解释2：波利娜有过父母。即便她失去了双亲，他们也给她营造过我不曾拥有的欢乐。所以当然，她笑起来比我容易得多。
解释3：波利娜才开始在地狱生活。我都在这儿十七年了。所以当然，她笑起来比我容易得多。
但我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想出每一种对她笑起来更容易的解释，我还能挖掘出另一面，用来解释她实则悲惨的经历：
反面解释1：是的，波利娜曾是一个天生丽质、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但是她也一定对这一切的转瞬即逝感到震惊。
反面解释2：是的，波利娜有过父母，但如今，在她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双双荒唐离世。
反面解释3：是的，波利娜才刚开始在地狱中生活，但我生活了十七年，早已习惯。
到最后，所有的合理化解释都让我不好受，这让我感到好奇，为何它对波利娜来说是一个如此普遍的防御机制。
波利娜的化疗轮椅
只消三周的化疗，她那头完美的棕色长发上便被凿出了第一条裂痕，闪现出惨白头皮的光芒。那天，我也看到了她优雅姿态上裂开的第一条缝隙，而这，并非巧合。
我猜她能感受到我观测她发量流逝时所有细微的眼神，因为她不自觉地慌忙用手指梳理发丝，右手积攒了一团逐渐胀大的毛球。她立马大声喊叫离她最近的护士，不巧就是护士柳德米拉。波利娜给她看了看那个毛球，然后在她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护士柳德米拉带走了那颗毛球，与此同时，波利娜的双眼也流释出两条小溪，苦闷涌向她的脸颊。我想对她说，她应该只同护士纳塔利娅分享那些灾难性健康滑坡的状况，但身在她周围的我兀自张不开嘴巴。我想劝慰她情况会好转，但成百上千个理由使得我无法让这些特殊话语付诸现实。首先，我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很蠢，但我不蠢，而且我也不想让她认为我就是很蠢。其次，我之前从没跟人讲过安慰的话，而且也不知道哪些话能宽慰人。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切本就开始朝糟糕的方向迈进，而我只是一个可怖的骗子而已。所以，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她一边看书，一边拭去还未成型的泪珠；另一边的我，一边等待着护士纳塔利娅，一边尴尬地装作不在意，实则盯着波利娜。
终于，护士纳塔利娅接班了。在她脱下外套前，我便开口说道：
“我把笔掉床下了，够不着。帮帮我。”
“我知道你是白俄罗斯人，伊万，但也不代表你就不用说‘请’了。”
“劳驾。”我说。
“我这就去。”
几分钟后，护士纳塔利娅进来我的房间，开始挪床。我叫她停下，跟她说了波利娜开始掉发，可能需要一顶假发。
“伊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干涉者掉头发了？”她问道。
“波利娜不是一个干涉者。你到现在都不理解我的划分系统吗？况且这又有什么问题啊？她只是需要一顶假发。”
“今天我就让她挑一顶。”
任何时候，医院的绿色房间里，总有三到四顶假发可供挑选，里面放着医院大部分亚麻布和罩衫，还有癌症病患的头发。隔天，波利娜的头发更薄了，但头上没戴假发。那天之后，她白色头皮的补丁愈来愈明显，但仍旧没戴假发。那天之后，我能看到波利娜想亲手处理这个麻烦，她自己剪了短发，让脱发看起来不那么明显，虽然已经看上去不一样了。那天之后，波利娜的头发有一次又回到了纤长、光亮和浓密的状态，尽管每日的毒性化学用剂仍是蜿蜒渗进她的血管。有段时间，那令我痴狂的优雅、姿态和自信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她看上去有种脆弱的开心。我也莫名为她感到开心，尽管自己的血液仍是浓醇糖浆的熟悉感觉。
我的Hui
不首先提下我的Hui，那对波利娜生命的记录便是不完整的。我第一次勃起是在十岁。从那时起，我就跟我的Hui维持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以下这些便是我们羁绊之爱的缘由：
原因1：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完全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它突然就在那儿，没有预警，也没有书本能解释它。在孤绝隔离的状态中，我缺乏获取任何关于Hui信息的日常资源。主室中那台电视里，充斥着适合莫斯科主教殿下以及所有“Rus[16]”的节目，所以我几乎没有机会从这些节目里搞清楚该怎么对待我的“尿尿杆”。唯一关于性的信息是我偷听来的，从中我学习到，Hui的大小很重要，跟使用频率一样重要。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那帮护士看上去可以分成“更愿见到丈夫Hui的”和“更不愿见到丈夫Hui的”。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满足于体验丈夫Hui的现状。尽管如此，在学习了这些对话之后，我还是没法决断该如何对待自己的Hui。
我的直觉，便是在下次妈妈出现在我头脑中时问她。一些天过去，在她终于出现的时候，我们寒暄了一会儿，然后我说道：“妈妈，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了。尽管问，伊万。”她回道。
“你能跟我多谈谈我的Hui吗？”
“哦，伊万，以圣彼得之名，这是一个该问你妈的问题吗？”说完她便从我脑海的视线中消失了。这时，我就意识到了虚构自己母亲的局限性——她只能帮忙解决自己已经知晓答案的事情。这个局面留给我两个选择：向虔诚的护士纳塔利娅求得一本书，或接近看似不缺乏Hui使用经验的医院负责人。尽管我残缺躯体的每个细胞都提心吊胆，我还是将问他视作最好的开局。这个决定或许还跟一个事实相关：他是这家医院里唯一一个口水不沿着下巴流下来的男性。
找到一个负责人不处于坏心情的时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或是在打电话，或是在一个紧闭的门后，或是在与一名（或更多）护士进行一些不合时宜的活动。我整整等了三个煎熬难挨的礼拜才等到合适的时机，我便推着轮椅来到他的房门前，敲了敲门。
“好的，伊萨克，请进。”他头也不抬，双眼盯着办公桌上的文件，如是说道。
“我是伊万。”
“当然了。有什么是护士帮不了你而我能做到的吗？”
“是的，先生。我有肿胀的感觉。就在这儿。”我说着指了指两腿之间。即使只有十岁，我也记得自己目睹了这让负责人多么不适的场景。
“这叫勃起，伊万。这对你这个年龄的男孩来说是正常的。”
“我该怎么对待它？”
“什么都别做，伊万。什么都别做。不要碰它。可能会有不良后果。”
“什么不良后果？”我问道。
“这个嘛，有视觉障碍的可能。还跟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紧密相关。还会上瘾和依赖。更不用说你可能会在正常性交的时候无法达到高潮。”
“你怎么知道的？你会碰你的Hui吗？”我问他。
“不，当然不会。而且它也不是你叫的那个名字，伊万。它叫……”
那时，我就没再听了。我太小，还看不透那个负责人根本不值得信赖。
一周（即三次勃起）后，我去找了护士纳塔利娅。我发现她正帮丹尼斯静脉注射，随后我问她：
“你弄完后，能不能去我房间见我？”
她转过头，用慈爱而关切的双眼看看我，然后回答道：“当然了，伊万。两分钟之内我就会到。”
一分钟后，她出现在我房间。
“怎么了，伊万？”她问我，几近忧虑。“一切都还好吗？”
“不，一切都不好，”我说，“我有过勃起，然而我不知道怎么去对待它。”
沉默了几秒后，她摆出的那副表情是在说，是你选择跟我谈论这个话题的咯，伊万？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几乎算是你老妈。在这地方，你周围就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上一堂性教育课程吗？哦，等等，也没有其他人了。我是唯一一个能帮你的人。好吧，伊万，我会对这次对话守口如瓶。这是个承诺。
她思考完这些想法后，现实中吐出的话语是：“好吧，伊万，我能理解你的疑虑。我帮你找本书。”
隔天，她回来的时候带了两本书。一本叫《调情指南》[17]，另一本叫《自慰的艺术》[18]。我不在房间的时候，它们就安安静静躺在床上，而对护士纳塔利娅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寻常的惯例（她常想就当前床上的载货量发表看法，但总找不好时机）。
当然，探索过这些书后，我对性交（我只觉得这一过程令人沮丧，因为我也没有机会把Hui放进某人体内）和自慰都有了个基本认知。这也给我和Hui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第二个理由：在探索过《自慰的艺术》后，我立即坚信身体根本没做好取悦自己的准备。在用左手列出所有日常活动之后，我便笃信，如果自己生来就有一双手，那我肯定是右撇子。之所以得出以上的结论，是因为我用左手做出的所有动作都是笨拙的，并且需要竭尽全力才能做到。而且，通过我在自慰研究中了解到的，自慰并不应该是筋疲力尽的。
这并不能阻止我的尝试。准确来说，我花了1小时37分钟便读完了《自慰的艺术》。在我为数不多、速战速决的事情中，阅读就占了一席——此事实混杂了我对这一话题的独特动机，我占领这本216页的书的时间比坐着看一场《天鹅湖》还短。我放下书本的时候，确切地说是上午11:18。我能准确说出时间，是因为我被一种认知缠住，它告诉我再有十个小时和四十八分钟便会到晚上10:00的熄灯时间，更准确地说，那时候我就能确信，余下的夜晚不会再受任何护士的叨扰，专心做着不被打扰的试验。读者，如你所想，在自慰过程中被当场逮住相当可怕，一部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尴尬，另一部分是因为护士会影响我的试验。
于是，日子向前行进着，裹挟着愈来愈多折磨人的时间碎块。只要能反复查看时钟，我就甘愿等待，只感觉一小时如同十一分钟。我常在疑惑，是否倒数每个人的初次高潮便是伴随着满盈的预想焦虑。无论如何，那个关于时间的令人欣慰的真相便是，无论时间看上去过得多慢，它终究还是会过去，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待在房间里，时钟显示的时间是晚上10:03。
接下来的困境集中在如何给我的初体验适当的刺激。那本《自慰的艺术》充分运用了色情图推进自慰进程。看了以上，读者，我肯定你也不会对莫济里医院里限制供应的色情资料大惊小怪（我搜刮了这个建筑里的每一个碗柜、抽屉和办公室——包括负责人的——除了一本某家芬兰公司的销售目录外一无所获，这本目录倒是从记录装置到沙滩服饰应有尽有）。尽管不理想，但鉴于体内涌动着对女性形态的自学欲望，我决定用那套推销夏日洗浴套装的图做第一次尝试。当然了，它们需要保持低调，所以我将其藏在了床垫角边割出的一个小口子里面。时机成熟，我便拉出这些图片，它们皱成一团，而且早已开始褪色，但即便在这种条件下，我依旧感到Hui开始向上翘。这个信号让我拉下短裤，开始遵照《自慰的艺术》中列举的技巧行事，后来情势渐颓，因为我发现三根手指根本无法取悦自己。我的力气和协调性跟婴儿无异，这个现状意味着第一次尝试就是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虚惊罢了。我都不需要详细介绍我的怪异动作（我想你很了解这些动作会是多么可笑）。每次我感觉快到巅峰的时候，我的手就丢掉了冲到最后的节奏和激烈。最后，手由于疲惫不堪而停下动作，而我则需要从头再来。在一阵自我厌恶中，我放弃了第一夜尝试。
隔天夜里，我再次做出尝试。然而，这次我对自己许下一个神圣的诺言，无论花多久，我会到达顶点。不用说，头两个小时的练习依旧严重影响了我的力量和协调，十分钟后，一股强烈冲动在我Hui的底部积聚，随后便向床单、地板和三面墙释放出我积攒了十一年的精液。在它发生的八九秒里，我只觉得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到整场爆裂结束前，我便忆起，这种释放以前在梦里也出现过几回。但这次，到第三秒的时候，这种释放强劲到几乎要我放弃任务。带着对初次高潮无可否认的失望，我在自我斗争中睡着了，讨论着这整个经历是不是对得起自己投入的时间、精力和战略计划。尽管带着多愁善感的思绪，我发现自己隔天夜里，再隔一天的夜里，仍旧还是一样，对着自己的Hui猛拽一番。据当前统计，过去六年中，我没漏掉过一个晚上。日常练习帮助我增强了协调性，而且现在，我左手的肌肉比几年前大了两倍。欲望贪念和身体限制之间的矛盾，仍旧形成了我处处都能启动，且时长从三十分钟至六小时不等的自慰进程。对我而言，这是便利的，因为在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里，从来就不缺时间。
但是，这也有负面后果。每次和我的那些芬兰模特约完会后，一些证据不可避免地被留了下来。我打开房门，发现了所有塞在床底的床单，床垫上涂的都是一圈圈黄棕色的痕迹，类似于淘气的维恩图解，那个时候，我已经对自己的Hui进行了为期一整年的“攻击”。
那边还有张便笺：
亲爱的伊万，
看样子你要需要换一块新床垫。
我知道那本书起作用了。
我还留了些纸巾在你衣柜里。
谨上，
纳塔利娅
我还没读完信，护士纳塔利娅和护士卡佳扛着一块新床垫闯了进来。看着她们整装好我的床，我度过了煎熬的三分钟。随后我开口道：
“这是因为我很无聊。”
“不需要解释。”护士纳塔利娅回答。
我向你坦白，读者，其实无聊并不是我触碰Hui上瘾到无可救药的唯一原因。还有更加隐秘深层的理由。在即将往床上喷射出我虚弱的“幼苗”时所形成的压力下，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碎片，让我感觉完满、完整并且顽强。正当高潮发生，它又消失殆尽化成一种愧疚和自卑的混合情感。但那个万事万物都很完美的小小时光碎片，不知怎的补偿了所有的歉疚。
那副石棺
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隐瞒了一些事。
不在墙垣之内，而在它的名字里。
追溯回忆，十七年来，我就哭过两回。在大部分生命中，我对情绪的控制可谓登峰造极。这是因为我是白俄罗斯人。我们以较俄罗斯母亲更加坚硬的心脏、更厚的皮肤和更重的睾丸闻名（或至少是这样，我是听护士卡佳说的，她喜欢大骂白俄罗斯人牲畜，我怪异地联想到她自己是非洲人的后代）。简明扼要地说，眼泪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接线”中。偶有渗出眼泪的时刻，不用怀疑，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化学和基因硬件暂时性失灵了而已。
正是因为有这副基因硬件，才不会让我在这场发现自己只有一半躯体的生命逆旅中精神崩溃。在那个时刻，我提起了所有的错愕和幻灭，将它们化成一泡冰冷、刺鼻的尿，谁靠太近，我就浇谁身上。所有招致后果的决定完全地植根于DNA编码的本能中。没有哪个决定是刻意而为之。我也不曾受过任何环境的影响，缓解这个局面。这就是我生命头几年的平衡状态。
随后的一场地震，唤醒了我胸口正中央的那个部位，一切天翻地覆。它持续了约两分半钟，来临时毫无预警。在我读过的每本书中，主角的情绪转换往往很迟缓。你能通过好几章感知情绪的来袭酝酿和成形壮大。在暴风雨前的宁静中，你能感觉到暗潮汹涌。乌云涌出，一切不似从前。对十一岁的伊万来说，也是如此。我坐在早餐桌前，一勺接一勺往嘴巴里灌那些冰冷的“塑料”，无精打采地从一缕思绪跳转到另一缕，每个清晨，大致如此。然后，没任何预警，我猛地一动，吐出了口中的塑料，从一只或是两只眼睛里蹦出了“射击中的盐水枪”。这时，所有喂着重病小孩的护士吓得掉落了原本拿在手中的勺子，转而望向我，每一道目光都充斥着惊异。我也丢掉了勺子，掉转轮椅，推出饭厅进了走廊，继续释放剩余的“子弹”。护士纳塔利娅花了大约二十秒赶到了现场，张开她的“蝙蝠双翼”将我包裹（我将能从腋窝叉起人，且有肥肉耷拉下来的双手称为“蝙蝠双翼”）。大约过了二十秒或者更多，她意识到这场暴风雨并没有平息的势头，随后，在我倾倒每一个角落中不曾意识到的悲伤之时，将我安稳地降落在她天鹅绒般柔软的大胸部上。随后，暴风雨结束了。有那么几分钟，护士纳塔利娅继续抱着我。当完全从悲伤中抽离出来时，我都能看清她一直跟我一同流泪。
她只是说着“哭不打紧”。
之后，她推着我回了房间，从轮椅中捧出了我小小的身体，放在床上。
“我应该对上帝发火吗？”我问她。
“不。这不是上帝做的，伊万。”
“那是谁？”
“你会找出是谁的，伊万，世上最邪恶的事情都是那些冥顽不灵，固执于自己想法的人干出来的。”
看得出来我对护士纳塔利娅这个回答并不买账，而且那时，我并不理解她说的。说实话，至今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真的理解。如同让某人在生命中终于顿悟的那些话语，她说的话击中了我，所以我一直将这段话置于脑后，等待那个茅塞顿开的时刻。与此同时，我坚定地扼杀各种萌生那些邪恶想法的心理胚芽。
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讨论了。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怀疑她的沉默是否就是一种对我失望或是歉疚的表达，她组织不好合适的话语来将一切变好。答案在六个月后我回房间照例睡觉的时候显现。那晚，我没睡觉，而是花了数小时翻看一本躺在我卧室地板中央的剪贴簿。剪贴簿上没附便笺。没有姓名，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是谁剪贴的，或是为何要将它放于我的床边。
第一页只有一张照片：一幢标准的工业建筑，烟囱、钢筋和密集支架邋遢地相互依偎。
第二页同样是一张具有复杂组合的建筑，中间有个大坑。第三页有好几张照片，上面是几个看起来很不吉利的小孩，像是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的常住居民。其中的一个男孩有一双扭曲的长腿，就跟动画片中的角色似的。还有个女孩鼓出双眼，还有一条肥肥的舌头。还有一帮巨头小孩，让我想起了亚历克斯。
文字出现在第四页。一页连着一页满是文字。那晚我没办法让自己清醒过来去阅读那些句子。我只能浏览，注意到一些经常出现的词语，比如苏联、辐射、野生族群、核心、核反应堆、道德和破产。我突然惊醒，护士纳塔利娅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所以她挑选了这些合适的图片，并让一些国际新闻记者和科学家替她讲述。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我一动不动坐在床上。
苏联工程师尝试着解决如何阻止四号核反应堆泄漏大量辐射物质的问题，他们决定建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围场，以此来切断周边的辐射。他们亲昵地将这个构造取名为“石棺”。不消多久我就理解了它的象征意义。那不仅是一副石棺。从来都不止一副石棺。这家医院也是一副石棺。在外面，或许还有成百上千的石棺，装着很多具马克斯、丹尼斯和“心洞小孩”的尸体。
对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来说，这无伤大雅。
此时此刻，午夜，时钟指向11:50。
我已经埋头写作二十四个小时。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三天。
今年是2005年。
刚刚，我晃了晃扁酒瓶，发觉酒只有一半了，但对我而言已经足够。十个残疾人里有八个人都会同意：对酒精的极度敏感是拥有半副肉体的少数特权之一。或许，也只有这项特权。
几分钟前，护士纳塔利娅来过。她发现先前放在床尾的干净换洗衣物仍旧在那，而我则漠然冷淡，像个精神病患者似的潦草迸出几个词语时，脸上一丝笑意都没了。
“你让我给你两个小时，伊万。我给了足足六个小时，”她说，“现在换掉它们。”
“你不能在这个房间。”
“可你证明了我不在的时候并不会换衣服，你已经失去了隐私权。”
她用这样的爱对我咆哮道。
“转过去。”我说，护士纳塔利娅照做了。
褪去衣服缓慢而费劲，主要是因为我还沉浸在红牌伏特加里。我反复错过了衬衫上那个本该套进手臂的洞。度过一分零五秒的不适挣扎后，我请求援助。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自己穿衣服了？”护士纳塔利娅说。
“从某人把一个扁酒瓶放在我桌上开始。”
我的皮肤挂在骨头上，我的身体则歇斯底里地沉醉在欢愉中，她转过身来，将我的胳臂丢进正确的袖口。然后，她从我的下体拉下了内裤，一看到这幕我便笑得更加欢畅。我知道她喜欢看我笑，即使我疯疯癫癫。随后，护士纳塔利娅几乎将她的鼻子全都放进我的嘴巴。
“你臭气熏天，伊万。”她反复念叨。
“抱歉。”我敷衍地回答她。
伊万主义
护士纳塔利娅发觉书本能够让我给这家医院留下更多奇思妙想，大多时候她给我看的书并不是用来给我灌输某种思维。她熟知我执拗又敏感的情感，已经到了无须提出正式请求的地步。十三岁时，我曾乞求护士纳塔利娅给我一本《旧约》。
“我想要《圣经》。”那时，我对她说。
她看上去满意，但又惊喜，问我：“为了拿来当制门器？”
“为了我的生命。”我说。
过了不久，一本俄语版《圣经》出现在了床边的桌上。遗憾的是，这本被我当作镇静剂的《圣经》一个礼拜便没了效果。开诚布公地说，我尝试过了。我尽一个十五岁男孩的全力试了，妄图从一本晦涩且编辑拙劣的书中得出什么大道理。毕竟，我之前读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最后，那些给自己绑紧绞绳的先知给了我启示。我早就知晓了板块构造学和侵蚀速率，对《创世记》完全不屑一顾。《出埃及记》则如同主室中那台电视机闪现的史诗传奇般散发着性感的魅力。不巧，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感到疏离。《利未记》则列了一通永远都跟我在莫济里医院的生活沾不上边的古代条例。此外，此卷还暗指这个世界“十分美好”且只会通过“原罪与脏污”受到邪恶的控制，但在有机会脏污任何事物前，我早已沦为罪恶的受害者。《民数记》让我乐不可支，直到看到民众质疑自己取胜迦南之战的能力，上帝便支配他亲爱的民众迎来迷失于荒野，继而饿死的结局——这不是我期待的慈父形象。我对《申命记》抱有很高的期待，但看到摩西咆哮了十多页之后，我放弃了。
所以我继而转向印度教，希望在里面找到我的神。相反，我发现了成百上千个神，他们全身上下都装点着八只到二十只不等的手臂。我只有一只手臂，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能当我的神。随后，我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中继续找寻他的身影，但这些神比那帮护士还偏狭。随后，我试着在伊斯兰教里找他，直到我听说这个神就是《旧约》里那个易怒的上帝才放弃。最终，我放下了所有书，感叹道：“神啊，你能清楚看到我一直在努力。你能过来跟我说说话吗？我再也不在书里找你了，我保证。”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仔细聆听着一切，但什么也没听到。所以，我又说道：“拜托，神呐，什么都可以。给我些神迹，此生我便忠诚于你。”我带着一张皱起的愁苦面容再次聆听了三十分钟。依然什么也没发生。没有轰隆作响的声音。没有烧起来的灌木丛。甚至都没有一张画从墙上掉下来。
逻辑指引我下一步通过我自己的才智找到神。所以我尽自己所能，精心打磨出了每一个证明他存在的心理论证。在向圣托马斯·阿奎那提出诉求之后，我发觉自己偶然间重建了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点和存在论论点，它们过去分别由苏格拉底和坎特伯雷的安塞姆创立。两人的论点都不能让我信服。到了最后，它们也不过是语言，当我望向它们的内核，仍旧没有上帝。
最终，我喝了很多护士叶连娜藏在盥洗室的那瓶“白鲸”[19]，喝到停止思考。当所有事物一一闪回，有个地方开始冒出一串疑问。像是：是谁将他化为人形，而后又将其手臂和手指砍掉的呢？谁费心创造了永不能交配继而延续基因的东西呢？当然，还有，上帝他自个儿是不是在酩酊大醉期间创造的我？我心知肚明，自己这些疑惑收到的肯定都不会是好回答，所以我扯出一张空白纸，写下自己确定的那些事。完成后，我收获了三条原则，后来被称为“伊万主义三原则”：
（1）世上没有造物者，至少没有我们期望的那种造物者。
（2）世上不存在宿命与命数，事件的发生也没有预先写好进程。
（3）宇宙中唯一的真理就是物理定律——除此之外，宇宙无关道德，混乱无序。
对于伊万主义，我产生了两个合理的反应。反应1大抵如此：太棒了，哇哦，干得漂亮，伊万！这是唯一合理的结论。如果这也是你的反应，那我只能算是白费口舌。反应1听上去更像：我拒绝听信这种言论。上帝当然存在。如果不存在，那万事万物又是谁创造的？再说了，我需要信仰一个神。我需要将这种意义全权交付于某人身上。如果你的反应是这种，那我说什么也没法改变你的想法了。
此时此刻，午夜，时钟指向12:03。
我已经埋头写作超过三十六个小时了。
这是十二月的第四天。
今年是2005年。
护士纳塔利娅刚刚进来。
她说她做了一个梦。
你整夜没睡吗？她问我。
差不多。
你需要什么？
伏特加。
除了那个。
都挺好的。
我能读吗？
不。
我也睡不着。我做了一个关于你的梦。
梦到什么了？
你是一名大学生。
我看见你走在街上，
然后我拦下你。
你像是不认识我一般看着我。
然后你便走开了。
我有双腿吗？
有。
你觉得这个梦意味着什么？
我还没揣摩出来。
波利娜的日记
要说波利娜的嗜好，那一定就是在一本饱经风霜的小小笔记本上写东西。有时，她写作的手平静沉稳而一丝不苟，而有时又处于猛烈的顶峰。有时，她在句子之间流连忘返，而有时她的脸整整一小时都埋在那页里。有时，她只是在电视时间抱着它，用左手轻抚它的封面。有时，她会挂着“几分之几微笑”朗读几页往日的记录，继而触发了浅浅的酒窝。有时，则只用那双盛着蓝度变幻的大海的眼去读往日记录。我不知廉耻地告诉你，读者，我想读那本书里的每一个私密和浪荡的想法。可惜，这几乎没可能，因为她到哪都带着它。她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它去吃早饭。她带着它去化疗，冒出的冷汗让它变得咸湿。她带着它去卫生间，洗过手后的潮湿让它渐渐起伏不平。她带着它去吃午餐，然后吃晚餐，未知动物的油脂渐渐在它身上留下污迹。
作为一个这辈子都在某残疾儿童疗养院中度过的十七岁男孩，我没有多少聪明才智，但你最终肯定会对耐心的优势提炼出某种深刻见解。因为这是我等她失手的唯一优势（这也是我唯一的选择）。每个女孩都有在自我世界无助迷失的时刻，代价则是现实世界中相应的内容。
六个礼拜加三天的坚忍等待终于迎来了那次正中下怀的糟糕失误。某个礼拜三的午餐过后，那天她面容异常阴郁，带着日记走进卫生间，出来却没带它。我等待了几分钟，确信这真是个被我逮到的好机会。我离卫生间的门有四米远，没瞧见护士，房间里还有像老爷钟一样来回摆动的丹尼斯，还有那对沉浸在激烈棋局中的姜黄发色双胞胎，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对我构成显而易见的威胁。一些烦躁不安的时间又溜掉了，我意识到一切就是如此简单，那本书定能被我取走。所以我推到卫生间门口，由于加速的心跳和汗湿的手掌，推进卫生间门时轮椅磕了好几次金属门框。进去之后，背后是紧闭的门，我发现它无辜地躺在马桶边的地板上。所以我小心将尴尬的屁股放在马桶瓷座上，用“左兄”向下够她的本子，立马，我本就颤抖的手开始振动起来。
我的本能反应就是从后往前快速翻阅日记，为的是筛选出任何类似我名字的字句。随后我突然惊醒，两个月过去了，她不知道我的名字也是完全有可能。所以我翻到最后一页，这是她今天早上（那时候，我对她来医院前的记述还不太感兴趣）刚写的，然后饶有兴致地读了下去。读了两句后，我意识到两件事：第一，波利娜已经连续吐了五顿饭；第二，我忘记锁门了。我知道后者是因为门开了，波利娜看着我，我在自己的宝座上回看她，捧着承载了她大部分私密想法的日记本，与此同时，我的Hui还悬垂在那个“瓷碗”上。
我知道自己不能做那个先开口的人。相反，我就挂着那张耷拉下来的脸，坐在马桶上，心中期盼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的脸能看上去没那么无精打采，然后等着她来扇我巴掌，或通知护士；或是更糟，通知负责人；或者还要糟，说些叫人难以忍受的话，这意味着我将花费接下来的一年来重组我破碎的灵魂。恰恰都没有，她开口说：
“为什么你不直接开口向我要？”
当然，我大吃一惊，因为她脸上的那副特殊表情让我觉得她完全有可能是在设陷阱。
“我能读你的日记吗？”我乖乖问道。
她回复道：“首先，我得要知道你的名字。”
我耷拉着脸回她：“我叫伊万。”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问？”
“因为人人都是这么办事的。在被偷日记前，他们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是的，你可以带走它。但晚餐前必须还回来。”
我没说什么，应该点了点头。
她对我说：“你违背了小偷的首要规则：看上去容易偷的，往往并不简单。”
我回她：“谢谢你的睿智提醒。”
她朝我说道：“我要走了。你要我锁门吗？”
我又点点头。随后她锁上门离开了，然后我仍旧待在马桶上，安稳地读到晚餐时间。
首先，我注意到她是用俄语写的，不是白俄罗斯语，而且她的笔迹和语法都无懈可击，当然，读者，以至今了解我的程度，你一定知道我无地自容。
首先，我要出具一份免责声明。出于对她的尊重，我拒绝分享任何她后来不是冲着我的脸说出的内容。我相信，我可以安心跟你分享那些从她口中释出的事情。以下就是那些事：
我读到，波利娜跟我一样是个孤儿。但是，跟我不同，直到三个月前她都还是有父母的，她在一场事故中同时失去了双亲，由于司机醉酒寻死，也不管是否会伤及他人，所以他开着载有波利娜父母的公交车从某座桥一齐投入普里皮亚季河。我读到，当时她也在那辆公交车上，而且是其中两个没被淹死的生还者之一。我读到，要不是去敖德萨给波利娜看病，他们也不会坐上那辆返程的公交车。一个月前，波利娜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而他们寻访的医生，正是治疗白血病方面的实验专家。我读到，她责怪自己。我读到，她希望那辆公交车上仅有的两名生还者的其中一个名额不要浪费给她，因为她早晚都会死掉。我读到，她有一个名叫“谢尔盖”的男朋友，自从她跟他说患白血病之后就没再联系了。我读到，她喜欢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摇滚乐，包括以地理位置命名的乐队，像是“亚洲”乐队、“欧洲”乐队、“波士顿”乐队和“堪萨斯”乐队。我读到，这是一种对她父亲的温和型反叛，坠河之前他管理着利沃夫爱乐管弦乐团。我读到，她是一个优等生，但也有点流氓。我读到，她《死魂灵》的恶作剧不是一种偶然，倒像一种生活方式。我读到，从八岁到十五岁，她一直在偷东西，任何东西，并不因为她需要它们，而是她父母将她挤压进一个“需要喂养双生女妖的撒拉弗[20]式理想模型”。（插一句，揭露她的邪恶面只加深了我正经受的焦灼欲望。）我读到，她也和我一样厌恶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并想过种种逃跑的方法。我读到，化疗的两个小时是她一天最孤独的时刻。我读到孤寂和反胃的协同作用。我读到，她想念她的双亲。我读到，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讨厌鬼，特别是：“那个雌雄莫辨的男孩看来十二岁到十六岁都有可能的样子，盯了我这么久还觉得我没注意到他。”我读到，她从前爱跳芭蕾，曾在《吉赛尔》的独舞中收到过观众的起身欢呼。我读到，她的初吻发生在十四岁，而且她不理解人们为何大肆宣扬初吻的美好，因为“既没有烟火，而且它尝起来就跟凉凉的芥末一样”（我之前可是看了很多让我心生向往的资料）。我读到，她恐惧死亡，几乎每分每秒都在思考死亡。我读到，她是骨髓捐赠名单列表上的第555名，这个数字相当于骨髓捐赠术语中的“绝不”。我读到，自从来到这家医院后，她就没再做过梦了，但生病前她一直都会做梦。我读到，她还是个处女，而且很高兴没有将自己的贞操浪费给“卑鄙小人谢尔盖”。我读到了所有她迷恋的名人，有伊利亚·库里克、安东·尤金，还有维塔斯[21]（现在这些人我都暗中了解过了，当然也没那么偷偷摸摸）。我读到，她爱母亲，但惧怕父亲，可如今他已去世，她甚至都想不起为何会惧怕他。我读到，我们藏着很多相同的想法。我读到，她也不再相信上帝了。我读到，她最喜欢的颜色是矢车菊蓝，跟我一样，据统计，还要更亮眼些。我读到，在其他方面我们截然不同。我读到，她过去喜爱花样滑冰，而我则是讨厌。我读到，尽管她不再信仰上帝，有时还是会向他恳求。我读到，她认为自己别无选择。我读到，她拒绝死在这儿。然后，没字读了，因为我看完了最后一页，但一想到，现在自己应该出于人道对她说些什么，我就满脸焦虑。除了简陋的握手社交礼仪，我懂一个人将日记本交给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里塞满了可触及的绝望。当她让那个“整天盯着我的讨厌残疾人”坐在马桶上一一筛选她大部分的私人想法时，我简直能感同身受那场席卷过波利娜身体的风暴。经过两个月反胃和脱发的孤寂时光，她需要被某个人看见。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对她说不出任何话，因为我完全组织不好语言。
如果我是你，读者，我会奋力问出这个问题：可是，伊万，这即是你想要的。你想要她。你想要任何人。你想要一张走出孤寂的单程票。你想要一个朋友。你想要真实。那你这又是搞的哪一出？读者，问题合理，所以我尝试用以下三个简短的理由做一番解释。
理由1：当和护士、医生和心理医生（或是每天我可能接触到的人）交流的时候，我完全是一个混蛋。无论对护士说什么，我都知道她们会回来，不为别的，就为还想在这不景气的后苏联经济中谋一份工作（我读过新闻），她们就必须回来找我。就这样，我做了十七年当个彻头彻尾混蛋的练习，但没练习过与人和善、风趣幽默或是自然随性。由于各种捏造的典型心理问题，当个混蛋简单多了，对我反倒更自然。这就是我害怕在她面前开口的原因——总不能一面当混蛋，一面扮可爱。
理由2：这些年来，我学到，人在对异性交谈时，有一种被编程的深深恐惧，我相信这种恐惧比上帝的历史更久远。关于这种现象，我的最佳解释便是，在远古部族村庄眼中，被认知的世界里仅有三个左右的潜在配偶可供选择，如果你接近他们其中一人时说了不该说的话，你便沦为这个部落的“无性次品”，亲手葬送实现人生宏伟演化目标的机会。那些最谨小慎微的呆瓜（黑猩猩）严格遵循方法，小丑反倒漫不经心，汲汲于举行求偶仪式或是说些不讨巧的话，就如同，人们常常倾向于毛躁行事，最后沉了他们自己的船。因此，那些谨小慎微的人胜出，明智地诞下谨小慎微的小孩，如今，我们都是那些谨小慎微小孩的后代。
到了最后，村庄变成了城市，无论你是不是谨小慎微都没关系了，因为你可以对着一百万个潜在伴侣喷吐任何胡言乱语，隔壁还有百来头“小母牛”[22]，谁还会在乎这头“小母牛”大嘴巴。但基因仍旧是永不停止给予的真正宝贵的礼物。读者，讽刺的是我又回到了那个部落村庄，只不过我的村庄是这家治疗重病患儿的莫济里医院，我们属于残疾儿童部落，而且只有一个可能的配偶。在这种情势下，人怎能不崩溃？如果我搞砸了这场特殊游戏，我的种子将永远困于体内，我便注定成了一个孤寂的存在。无论所有的社会规范怎样暗示我应该感激她赤诚地将自己的整个灵魂交付于我这个怪异的陌生人，我还是觉得跟波利娜交流的风险太高了。
注意：当然了，我没怀过任何在波利娜体内播撒种子的妄想，因为我的生理结构是场灾难；也因为波利娜正敲击着死神的门。不过，在我史前就被编好的电路中，还是无意间爆发过一场斗争。现在，接着说：
理由3：我说话时看起来很奇怪。
亏得脑袋里有这么多担忧翻滚，我才能毫无歉疚地度过晚餐时间。早些时候，我推着轮椅，把日记本放在她的老位置上，没对她说一个字，或许余生都不会向她开口。
事实上，我的心却几乎没那样平静过，很快，另一个选项开始具象成形。从你手中的宣言便可看出，比起跟人大声讲话，我写起文章来反而更好。我决定在她日记的最后一页留张小纸条，这能让我化解所有悬而未决的事项。唯一剩下的问题便是攫取合适的字句。接下来整整三个小时，我望着天花板幻想每一个聊天话题（倭黑猩猩的交配习惯、花样滑冰、护士柳德米拉隐秘的厌食症问题），每个风趣的笑话（问：在俄罗斯人使用蜡烛前，他们用什么给家里照明？答：电），还有每个启发性的提问（为什么每个女孩都为维塔斯疯狂？）。最后，我确定了内容：
波利娜，谢谢你让我读你的日记。
——伊万
两分钟前，我起意离开，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我没留下任何刺激她继续对话的东西，没问题，没请求。所以，我用最潦草的笔记快速写下了脑海中对她最好奇的事，即：请完整且详细地叙述开启你犯罪生涯的一系列事件和境况的细节。另外，我又立即添上一笔，你觉得黑洞里会发生什么？
当波利娜到了晚餐桌前，发现自己的本子被小心翼翼放在她的老位子上，我能看到她的微笑从百分之二十五逐渐升级到了百分之六十。当然了，我是从余光观测到的，我避免与她进行任何眼神交流。熟知正常社交礼仪的波利娜显然正在翻找着更多的东西。我都能感觉到每一口食物间她投过来的炙热目光，扫描、搜寻着一丝如今褪去阴影，被人注意的存在感。当看到我的餐盘几乎见底了都还没回看她，她百分之六十的微笑扭转成愠怒，让我想起午夜后我旁观护士柳德米拉离开负责人办公室的脸色。
在我无视了四十三分钟后，她将日记本抱于胸前并起身离开。再看见波利娜，她正坐在电视时间的主室，一只手臂插了化疗的静脉注射，另一只则忙着在她日记本一块固定位置上一笔一顿地记录。我将轮椅停在离她恰好的距离，佯装看《兔子，等着瞧！》，实则摄取着波利娜暴露给我的所有细节，不再担心自己被当成鬼鬼祟祟的残疾人。她肢体语言的每个细枝末节都在宣告，我已失去她，或者说，当她决定让我参观她脑袋里的东西时，我曾拥有她。
随后，正当沉浸于脑袋迸出到指尖的某句话或是某个辞藻之时，波利娜的嘴巴忽地吐出了一场璀璨的超新星风暴，星星散落在她的衣服、轮椅、针头和她做着热忱记录的那页纸上，遂慢悠悠坠滴于油毡地之上，聚积成一汪旋涡池塘。这种反胃，是那种无法遏制呕吐冲动的特殊反胃，它降临的时候便已经走到半程，你能做的便是，在眼泪掉落和逃离房间前，等那些靠清理呕吐物卫生的人来清理异物，熬过一段震惊又尴尬的时光。可是这次，波利娜被一袋盐水困住，就是说她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在自己的胃液中耐心等待。
我可没失去一点点绅士风度，一想到要是其他护士发现她置身于一片呕吐物中，她的境遇便会愈加糟糕，我立即呼叫了护士纳塔利娅。三秒短促的铃声后，她便赶到现场，走向波利娜和盐水袋，她每次离开的时候会嘟囔着类似于“哦，可怜的孩子”和“没事，亲爱的”的话。在所有的纷扰喧嚣中，波利娜仍不忘设法抓着那本如今涂上一层明亮胃酸的日记本。
三天了，我都没再见过波利娜，我推测，这段时间对她拾起再次露面的勇气来说仍旧太短。再次出现时，她本能地坐回主室的老旧沙发，掏出她的日记本，扯下两页纸，涂涂写写又撕下两张，把日记本藏在沙发垫下，然后离开了房间，甚至都没有往我的方向看一眼。显然，波利娜处在称之为“消极对抗”的阶段，所以我推着轮椅到沙发边上，看看她给我留了什么。不巧，与此同时，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的屁股扑通一声落在沙发上，开始玩某种荒谬的拍手游戏。由于挪走她俩需要动用上帝的力量，我被迫等待并观战。两个小时十七分钟后，她俩玩腻了，蹦跳着同步离开了，就在这时，我拿起沙发垫，抽出那本仍旧散发着波利娜刺鼻胃酸的日记本翻至最后一页。它是这么写的（我能记起是因为我现在就拿着它）：
亲爱的伊万，
首先，我很乐意告知你，你是一个糟糕的人。大部分的日子里我觉得你让人反感。让你读我日记本的唯一原因就是，你是我唯一的选择。但事态真要这么发展下去，我就只有独自游戏了。你知道我太多的事，而我却对你一无所知。所以，如要继续对话（或是任何我们现在的交流方式），就回答以下问题：
（1）你来这儿多久了？
（2）你为什么来这儿？
（3）你怎么忍受过来的？
无礼的，
波利娜
PS——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偷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只叫安纳托利的猫。它当了我七个小时最好的朋友，直到我父亲从我手里把它要了回去。
PPS——因黑洞永恒存在，所以它里面的恰克恰克[23]也是永生连绵。
PPPS——将这个本子放回你发现的沙发垫下面。
我抓紧时间制作了一封有力的回信，然后在午餐前将日记本塞回了沙发垫里。上面是这么写的：
亲爱的波利娜，
感谢你的回信。以下是就你的问题给出的回答：
（1）我一直都在这儿。
（2）我在这儿是因为我永远都在这儿。还有一个原因，跟你一样，我也没父母。
（3）我把一切都看成一场游戏。
充满敬意的，
伊万
一小时后我回来，它已经消失，也就是又回到了波利娜的手上。那天，我又检查了十二遍还是十八遍，但那个沙发仍旧是空的。然后，我想到自己又忘记像普通人一样继续话题了，觉得自己几乎毁掉了我俩刚刚萌芽的关系。
隔天清晨，我比以往早起了一小时，推轮椅去主室再次检查沙发，挺像美国电影里的小孩子在圣诞夜凌晨三点查看圣诞树。我大吃一惊，这次日记本被放在那儿。上面写道：
我有个游戏。过去，父亲开长途的时候，我会跟他一起玩这个游戏。晚餐后的电视时间，跟我在主室碰头。
——波利娜
好的，波利娜，我会的是我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便是这并不代表我会跟你有眼神交流。我就在日记本上潦草地这样写：
好的，波利娜，我会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会跟你有眼神交流。
我本能地望了望主室墙上挂的钟，它显示现在是上午9:47，也就是说，离晚餐时间还有八小时十三分钟，离电视时间还有九小时十三分钟，也意味着我还要经受八小时十三分钟的“卡夫卡式恐惧”。
但有个让人宽心的关于时间的真相——且众生皆允——便是世无定事，经过八个小时神风队式的思考和一百次指甲的啃咬，时间到了晚上7:00，回过神来便发觉自己已将轮椅停在了离波利娜八英尺的安全距离，那台大电视机正在放《情迷彼得堡》[24]。当我遵守诺言，拒绝看她的双眼时，我还是能通过视野边缘得知今晚波利娜没有选择戴假发。她的脸苍白无力、瘦削憔悴，几乎跟我一般透明。她看起来疲惫不堪又有点没有精神，但她把这一切都掩藏在一抹百分之四十五的微笑后面。尽管病情恶化，但她还是莫名让我的心奏起《性感疗伤》的旋律，一首由晚期灵魂乐歌手马文·盖伊谱写的歌曲。
波利娜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话后传给我。上面写道：
我在思考一个人。“他”或“她”都有可能。这个人可能是虚构或真实，死去或活着。你能问十二道是非题来猜这个人是谁。或许你觉得要问二十个问题才可以，但我个人记录是十二个。如果你能在十二个问题内猜中我想的那个人，我必须诚实回答你问我的任意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那么你就要回答我任意提出的一个问题。你同意此项合约的条款吗？
我从口袋掏出铅笔，回复道：我同意你的条款。这个人是女性吗？
我快速递给她，她潦草地写道：是的，还剩十一个。随后又递回给我。
提问：这个人是虚拟的吗？
回答：不，还剩十个。
提问：她是某个我们在电视时间看到过的人吗？
回答：不，还有九个。
提问：她是某本书中的角色吗？
回答：不，还剩八个。
提问：她是历史人物吗？
回答：是的，还剩七个。
提问：《圣经》里的？
回答：是的，还剩六个。
提问：站在上帝边上？
回答：不，还剩五个。
提问：她死的时候是被流浪狗活活啃食的吗？
回答：是的，还剩四个。
答案：耶洗别[25]。
波利娜笑了，吓坏我了，没人因为我做的事情哈哈大笑，我也从没想过逗笑别人。然后她草草写下几个字，又递给我。
我恨你，伊万。
为什么？
因为才九个问题。
这太简单了。她就是你的第二自我。
换你问问题。
她把日记本丢回我的大腿上，我静坐着想了好几分钟，成百上千个问题涌进脑海，所有的问题都是深层次和存在主义类型的问题，不可避免将迎来一个油毡地上的漫漫长夜（注意：我从没在油毡地上熬过一整夜）。这些问题包括：你觉得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人类必须进化到一夫一妻制婚姻吗？为何倭黑猩猩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性交频率高？宇宙是否有边界？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如果一个独臂男人抢银行，你要怎样把他铐起来？如果吸血鬼看不见自己的容貌，那他们怎么会有如此完美的发型？晚上可能会做白日梦吗？当然还有，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把我当成异性对待？
最后，我决定还是多留下几次问她的机会。所以，我写道：今晚我能带走这本日记吗？
对此，她回道：只要你不介意我的呕吐物。
对此，我回道：在这家医院里，我闻过很多呕吐物的味道，你的还不是最糟糕的。
看到这个，她笑了（两次）然后回复我：晚安，讨厌鬼。
我希望她说的“晚安”也是句玩笑话。
然后，我推着轮椅回房去了，老妈在等我，嘴巴明显已经准备好向我炮轰一通慈爱关切的问候。
“那么，第一次约会如何？”
“约会无非就是谈话，妈。”
“我向你递交一个抱孙子的请求。”
“你怎么了？”
“你又怎么了？”
“第一，我生来不只是为了繁衍后代。”
“马克斯·莫约维奇。经历二战的四肢瘫痪者。他儿子现在是雅库茨克市长。你比他还多条胳膊。”
“第二，在受精卵长到一枚十卢布硬币这么大的时候，她就会死掉。”
“你没看过最新的恒温箱吗？”
“晚安，老妈。”
我读了整晚的经典文学，好让脑袋不再冒出关于波利娜的疑问。在某个时刻，我又忽觉无问题可提。我早就领教过那些盘踞她世界的恶魔的名号和嘴脸。她用语言粉饰它们的嘴脸。像是我也应以此礼相待才公平似的。
写完《伊万·伊萨恩科的追忆日记》后已是清晨，时钟指向6:53。我前所未有地诚实。我尽我所能地诚实。这段未删减的历史盛满了我的瘫痪恐惧症、那些病态游戏和一本塞满了专属词汇的字典。还有些未能分享。比如，上瘾的自慰习惯。
落笔之后，我沉沉睡去，梦到波利娜和我走在街边，看似一点也不像在东欧某处。路望不到头，天空灰蒙蒙的，街道雾茫茫的，除了道路两旁的树木，整个场景几乎是黑白的色调。那些树上正绽满似紫糖碎粒般的小花，它们飘落下来，铺满了整条黑白街道。
我转头问波利娜：“这些是什么树？”
“蓝花楹。”她回答。
她声音中的什么让我意识到自己处于梦境，但不知怎的就是没醒。相反，我开始好奇自己怎么会在梦里知道现实中不知道的东西。可我没太执着于这个悖论，任它溜掉了，并选择尽可能长地享受这个正上演的梦境。我们继续同行，沉默不语，直到走在某棵树下，视野中清晰可见一副死寂的肉体摊在散落的紫色糖果中。随着脚步声愈来愈近，通过撕裂的牛仔裤和T恤衫，最终能辨认出那就是两个月前来医院的那个波利娜。我蹲下来摇晃她，但这副躯壳早已杳无人迹。我再望向左边，那个跟我同行的波利娜也不见了。像只气球似的，场景爆裂了，我发觉自己躺在床上，放于上身的《伊万·伊萨恩科的追忆日记》随着逐渐急促的呼吸有节奏地摆动着。我弹起来，匆匆解决早上的例行公事（尿尿和穿衣）后赶着去吃早餐。但今天早上，波利娜不会看我日记了。这个清晨，无非是在地狱醒来的另一天，无非经受孱弱孤独和我心碎日记的夹击，无非那些不间断的思维洪流倾泻而出，像个忠贞的小奴仆妄图追寻力所不能及的意义似的，无非这些那些，可我从没感觉这般伤心。
此时此刻，晚上，时钟指向7:47。
我已经埋头写作四十四个小时了。
今天是十二月的第四天。
今年是2005年。
纳塔利娅再次敲门。
我让她进门。
葬礼在后天。
（沉默。）
九点我来接你。
我不会去。
我不同意。
海洛因事件
之前我说，自从发明那个猜“三月生”的游戏之后，我就能百分百猜中每一个“三月生”，其实并不是实话。不久前，我错过一次。我承认错误，因为矢口否认自己的过错无异于早恋对象是丰腴的情妇。在十一月某个极冷的礼拜三清晨，等我坐上餐桌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在吃了，其中也包括我几近无耻地竭力与之避免眼神交流的波利娜。计划照例是囫囵吞吃凉掉的塑料早餐，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差把自己的日记本留给波利娜，最后像只两条腿的美洲狮似的推走。
礼拜三也是医疗日。若医疗器械顺利抵达，每个礼拜三的早餐时间便会发放出去。由于以上这些明显的原因，在这个特殊的礼拜三，我竟然忘记了这日子。在看到护士纳塔利娅用她棕黄色的双臂捧着一个装了许多塑料袋的大盒子走近餐桌的时候，我本能地开始猜测这周的分配。那对姜黄发色双胞胎、亚历克斯、丹尼斯，还有所有心上破洞的患儿照例都拿到的是普通六月医疗包。我还猜对过自闭症早衰患儿安东会收到一个三月医疗包。但就在今天，我第一次猜错了。在十一月的这个周三，护士纳塔利娅在波利娜前面扔了一个明显小于平时的医疗包。
我很惊奇，在时机正巧的情况下，一秒钟能让如此多缕思绪接踵而至。第一缕思绪像是如此：少思考，多用身体体悟这一自然而然的破败过程。第二缕思绪：波利娜才来不久，还没病态到拥有充足的好奇心来了解医院里的这两种病人。在这儿，也没有完善的沟通系统帮助她理解收到缩减医疗包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波利娜都不知道自己最多只有三个月的生命。这也意味着只有我和护士纳塔利娅两人，还有任何决定波利娜死期的强大力量知晓这件事。第三缕思绪：每个人都有权利知晓自己时日无多的事实。第四缕思绪：第三缕思绪大错特错。要不是恐惧，死亡只是一个词语而已，我永远不跟她讲，她就不会害怕。第五缕思绪：第四缕思绪大错特错。知晓自己时日无多，能帮助一个人明智规划并度过最后那些日子。第六缕思绪：必须有人告诉她。第七缕思绪：那个人是我或是护士纳塔利娅。我都不能正眼瞧她，所以那个人一定是护士纳塔利娅。第八缕思绪：我得去告诉护士纳塔利娅。
就在一口食物从嘴巴掉落下来的时候，这些想法如此纷至沓来。我希望即使波利娜没注意到，护士卡佳也会注意到吧。遗憾的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我能感受到波利娜清晰的嫌恶眼神灼烧我的皮肤，可护士卡佳却兀自漠然派发着她的药包。我决定，或许拿把钝黄油刀在大腿内侧的残肢处奋力割上一刀，流出一条鲜血汩汩的壮丽河流，更能吸引她的注意。这个计划的实施引起了那些心洞患儿适时的哭闹骚动，亚历克斯爆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巧克力”抗议，丹尼斯进行着他奥林匹克式的摇晃，吵到护士纳塔利娅终于忍不住放下她的医疗盒子，尖叫道：“天哪，伊万！看在圣阿奎那的份上！”
即使是自己的血，这画面还是让我昏了过去，餐盘里的卷心菜渐渐模糊，我的脸直直地倒在那片残羹冷炙里。醒来的时候，我已身处白色房间。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护士纳塔利娅的棕黄色手臂正来回拍打着我松弛的脸颊。
“我醒了，我醒了。”我说。
她又更重地拍了我两下，以此作为回复。我尝到了一点鲜血的味道，几乎又要让我昏过去了。
“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
“你担心我吗？”我问她。
“一点也不。但现在医院里乱成一锅粥，我要拖干净一品脱的血。你都不想想我还要换你伤口上的包扎。”她说着，示意了一下那片包扎于残肢之上，早已浸透了血的纱布。
“我能处理好。”我说。
“你到底怎么了？”
“我需要帮忙。”
“是的，我也需要帮助。我需要有个人来帮我把地板上的血拖干净。”
“你帮我一个忙，我就帮你拖地。”
“被闪电击中的概率都比这大，孩子。”
“你不用帮我。你得去告诉波利娜她快死了。”
“她知道她快死了。”她说着，往拖把桶里倒了一桶水。
“我要你去告诉她，她还有不到三个月就要死了。”
“我怎么知道她什么时候死？”
“你知道她是‘三月生’吧？”
“伊万，‘三月生’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那些拿到小医疗包的孩子。”
“这不是我的工作，伊万。”
“那这是谁的工作？”
“反正不是我的。”
“这工作有人做吗？”
“没有。”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永远都有人死去的地方，没有人负责告知这些人即将死去？”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她回答道，与她的水桶和拖把一同离开了白色房间。
我给自己六十秒，让自己振奋起来。六十，五十九，五十八……
五十，四十九……我从轮椅上掉了下去。
四十三，四十二……双眼噙着的泪水想夺眶而出。
十五，十四……我成功收回了大部分眼泪。
一……我坐回了轮椅上。
零，我发疯一般推着轮椅去找护士纳塔利娅，只有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从蓝色房间（洗衣房）开始找，然后红色房间，接着黄色房间，但她都不在。我推去前台，发现克里斯蒂娜小姐正啃着一根早已被啃烂的笔。
“纳塔利娅在哪里？”我问她。
“她今天不在这儿。”她回我。
“那她去哪里了？”
“去参加侄女的受洗仪式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你必须给她打电话。”
“伊万，我不——”
“不，你可以。我来拨号。”
“她在做弥撒。”
“你难道不知道受洗仪式不在早上八点开始的吗？事实上，你不知道，因为你是个白痴。”
“你真刻薄。”
“这是事实。”
“我不让你打电话，是有一个理由的。你想知道吗？”
“并不是很想。”
“我不会再让你用电话，因为有次你一个晚上打了一百通长途电话。”
“首先，这是三年前的事了；其次，有人快死了。”
她警觉地向下望了望我那浸透了血的纱布。
“是你吗？”她问。
“是的，我需要纳塔利娅。”
“我觉得我们应该打给其余的某位护士让她过来。其他人——”
“我不跟她们说话。”
她回复给我的那张嘴脸像是在说，我完全理解你说的……
她把听筒拉到我的耳朵边上，问道：“你要她电话号码吗？”
“不用，我记得。”我回答道。
“快一点。”
笨拙的食指耗费了将近二十七秒才拨完这串电话号码。现在是上午八点，我希望她醒着，如果醒着，就希望她不在做祷告。我早就知道，希望，就跟祈祷一样，几乎从来就没用。只有希望做个讨厌鬼才会真的有用。电话铃响了十七声，没有人接。所以，我挂了电话重新开始，这遭到了克里斯小姐的种种抗议，但都被我敏捷地避开了。
八声铃响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一声“伊万？”
我被她吓到了，但回答道：“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十分钟之内到。”然后她挂断了电话。
九分钟后，她挤过了那扇双开门，穿着沉沉的黑色外套，而不是护士制服。十七年来，我都不确定是否见过她不穿护士服的样子。她胖嘟嘟的手指立即将我接管过来，并把手放到了轮椅把手上，推着我去了三楼一个静悄悄的楼梯井。然后她搂着我，开始啜泣。
“伊万，我的宝贝，我知道你在玩‘亲爱的日记’这个游戏。”她在泪水中坦白。她哭得我都落泪了。
然后，我说：“对不起，打搅了你参加受洗仪式。”
“哦，别说了！”
我们又哭了一阵，哭完了之后，她把我们脸上的眼泪擦干，然后把我推回了房间，就在那时，我问她：“你能跟她说吗？”
“除了她还有谁？”她回答道，既知是反问句，我也就没再回答。
她离开后，我决定那天余下的时间都躲在房间里，换着翻翻各种医学书，然后做了终究失败的自慰尝试。
隔天早上，我们全员又齐聚于餐桌上，精确到人物和布局都分毫无差，但这次，波利娜和我都知道她即将死去的消息了。我能做的，也就是越过餐桌给她传递一抹勉强的笑容（至少是我耷拉着双颊能够牵引出的最大笑脸）。就当前局面而言，我都被她立即回复的笑脸吓到了。我承认这是个礼貌性微笑，不要怀疑。这抹微笑说，“我虚弱、疲惫并且正在消亡，你是个怪胎，尽管这些事实不假，社会礼仪规定我必须回报你一个善意的微笑。”或许，真的只是或许，某种程度上她也被我的微笑迷住了。
那时，我就决定将早餐桌当成自己的训练场地。我将运用微笑和瞥看的策略慢慢融化我俩之间的坚冰，降低自己对她的敏感度。每天早上，等她坐上餐桌的老位置，我便开始用一系列积累的技巧来锻炼自己的脸颊肌肉，提炼微笑。每天早上，每当她姗姗来迟终于坐上餐桌的时候，我会耐心等她的眼神无意间流转到我的方向，双眼交会时我会投掷出最好的一球。每天早上，她都会回应我的微笑。
终于，我不用再等她的目光无意间与我交会。她会主动迎上我的目光，收下我的微笑，或许还有些享受，以至于每每她落座时，第一个冲动就是看向我这边，接收微笑。很快的，每顿饭我都能跟她对望上几眼，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的脱敏疆界，也旁敲侧击，搜寻着任何证明她能看见我某些不能言说之美的理由。
我觉得自己至少还得耗费三年，才能获取跟波利娜开口交流的自在和自信，从而完成系统脱敏大业。但是，整个宇宙都知晓，我们连三个月都不到。其实，我们只有三个礼拜，这让我记起马克斯威尔·马尔茨1960年出版的《心理控制论》里面提到，二十一天就能建立一个新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