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世界史的特征
欧亚世界史及全球世界史
所谓“欧亚”，即是欧洲及亚洲大陆的总和，近年来也有人将非洲加入后统称为“欧亚非”，或许后者的说法较全面也不一定。而曾红极一时的“旧世界”“旧大陆”等称谓渐渐没人使用。因为那带有某种刻板印象或价值观。不论是“欧亚”或“欧亚非”，都属较不带情绪而单调的说法，但前项称法的背景，的确是来自于“欧亚非自古以来即是人类史舞台”的这个想法。
转动地球仪，由于苏联解体后的变动，可以见到国界线频繁变化，诞生了新的国家。对从事与世界地图或是地球仪相关工作的人来说，或许被频繁改变的国界线搞得忙乱，但在本书的讨论中，倒是还没那么大的影响。
地球表面大多是海洋，单以太平洋，特别是南太平洋的规模来说就大得惊人，澳洲在其中不过是个小岛而已。陆地占地表约百分之二十九，主要分为欧亚非和南北美洲两大陆地板块。板块多分布于北半球，南半球恐怕该称为“水半球”才名副其实。总而言之，地球主要板块明显偏处于欧亚非洲，且多位于赤道以北，也就是欧亚及北非大陆。因此，北非及欧亚大陆能长时间成为对人类而言的主要“世界”，有相对的自然地理条件，无怪乎成为影响人类历史的最大框架。再说，欧亚非大陆板块的两侧、东西为太平洋及大西洋的两大海域，长时间限制了人类的迁移范围。假如偶然而无目的漂流，或小规模的航海活动不算在内的话，人类在远古时代实在没办法在海上大举移动。
因此，结构完整、具备在大海航行能力的船只问世，对人类史实在意义重大，全球性的“世界史”，就是在大型船只出现后的事。在那之前的海洋世界，不过是小型舢板等船只沿陆地近海或在内河航行尔尔。于是日本群岛长期被视为极东之地；相对地，不列颠群岛则处于极西。
那是一个很长的时代。亦即在人类历史中的“世界史”，有相对长的时间属于“欧亚世界史”。我们的世界进入“全球世界史”时代的时间，反而还不算太长。
“中央欧亚大陆”位于何处？
将焦点转回地球仪观之，欧亚大陆的北边为北极海，南方则为广大的印度洋。自古以来人类主要活动场域的欧亚大陆，即是位处于严寒和酷热海洋之间的广大土地。从北到南，气候依横向带状方式变化，由于地形差异的影响，气候变化并非全依这种单纯的条纹界线来划分，但人类的生活方式，基本都是依此变化形成。可以说在“经度”“纬度”等看不见的“人为折痕”中，纬度的作用较深。
欧亚大陆沿海及岛屿属于较湿润的区域，自日本群岛以降，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南部、东南亚及印度的大部分地域皆属湿润地带，再往西去，则仅有极小范围的沿海地域属于湿润地带。
日本拥有湿润的气候绝对是老天给的礼物。山脉罗列的地势及森林山川环绕的地理，干净冷冽、丰富的水源，更是不可或忘的恩赐。尤其四面环海使各地均有海港，这般海洋立国的有利条件促使日本成为近代产业国家，真是何其幸运呀！
从日本群岛到东南亚的众岛屿海域多绿意盎然，甚至可被称为“绿洲”。曾风靡一时的常绿阔叶林及其文化思想，具体展现海洋季风带来的翡翠绿丛林世界，和热带雨林这个世界共同语言的意象联动，非常漂亮。然整体观察欧亚大陆，可能发现称为翡翠绿丛林的区域，仅限于接近海洋的地带，由于湿润的空气无法深入陆地，越往内陆，气候越干燥。
若以削苹果皮的方式将欧亚大陆转圈削下，虽然有些微程度差异，大抵都以干燥气候居多，是一个以干燥为共通点的地区。虽然是大略而言，所谓的“中央欧亚大陆”，它与内陆亚洲及中亚等说法稍有差异，指称范围较大。干燥世界范围之广，不仅止于亚洲地区，亦扩及欧洲。
略过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区，而将此地带统合为一的原因在于它的风景几乎一致。顺着这条气候带，从北往南延伸，地图上几乎是森林，森林草原、草原、半沙漠、沙漠等气候颜色标示依序排列，亦可从气象卫星取得的数据获此明确佐证。
由于每个区域单位的自然条件规模都相当大，加上地形高低分布的变化，从森林到草原、沙漠等，可见起伏的山岳、山脉及溪谷交织，沿着山中及山麓的水源处有大大小小的绿洲散布其间，又因山脉兼具承载积雪及雨水的储水库，更显出地形变化对生活的影响。如狩猎、畜牧、游牧、农耕、工商业等人类生活方式依地形分布亦因而简单明了，而生活方式也成为人种、语言差异之外的重要区别指标。
在这块无边无垠的地区中，若将干燥气候列为首要的共同项目，加上景观、地势、生活形态等较小范围条件差距，大抵上构成了此地区特征，范围虽广，但同构性相当高，这样的超广域生活圈在地球上亦属独一无二，广布于最大的陆地之内。
在其中营生的人群意识、价值观等，也很自然地超越各自中小规模地区差异，而在某方面有明确的共同色彩，且因此创造了在其他地区少见的几种人类类型。若以日本群岛的生活感来看，会令人觉得是“大陆”型的人群们，大多与此大范围地域具有共通点。且不评论这样的生活形态是好或坏，此地人群的形象，和西欧人或沿海地区、湿润地区的人们都不同。
后续将会说明这片由数个地区单位组成的广大范围内，超乎想象地与历史关系密切，且有许多密不可分的变动。因此，或许可更进一步地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世界。
此外，现代国家的架构虽然确分政治、行政等要件，但这些条件之外的深处，依然可见地区环境对历史上的影响，当情势、政治因突发事件有了转折时，这些沉在底部的因素就会浮上台面影响世局，若将目前世态看成历史上单一时期事件，整体改观之可能性亦深藏其中。
超越地域的联结
这片辽阔地带的历史，几乎不曾被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原因之一在它的范围过于广大，很难将它看成单一历史研究对象。一般而言，它与“丝路”的宣传印象相当接近，内陆地区自古以来多被视为“文明的十字路口”来思考。
所谓“文明的十字路口”，即是把它当作东西文化的交会：中国代表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则包括伊朗文化圈、中东或地中海地区等，依学者主张不同而有差异，但对东西方交流的定义则毋庸置疑。在此范围中的“文明小世界”绿洲区域也很重要，它们以点对点方式连接彼此成为“文明通道”，同时也是条贯串“不毛之地”的线。
无论是人、物，或事象，世间的关注总是往外部“文明区域”的观点倾斜，也就是“异邦人”的观点。内陆并不是“文明”地域，这种思考的根底，即是某种文明主义。被视作“文明”的，仅限于近现代世界中以如此观点所认识的地域中。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被当作“最后的世界分割”对象的内陆地域，在人们意识中，反而成了边境。
专栏
丝路的幻想
时间回溯到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1905年）在中国旅游，为了向德国政府提供情报，他勘查中国的土地、物产等。
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之最盛期，在列强中属较晚期的德国，极度希望知道该吞食中国的哪个部分，于是李希霍芬男爵接受委托展开相关调查。
李希霍芬男爵的动机的确不单纯，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两样。各种国籍、出身及隶属单位的人，几乎清一色是军人、间谍或相关人士，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李希霍芬男爵虽有任务在身，调查内容却相当详实，他将探查结果集结成一部名为《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ündeter Studien，原题英译为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的巨著。男爵是相当有名望的学者，此书不论在规模、重量抑或是内容等方面都超乎平常，若以轻忽的态度捧取，不仅会被其重量吓到，恐怕手也会受伤，是一本气势磅礡、令人惊艳的书籍，也是部绝伦的作品。
男爵还在这本巨著中写下“Seidenstraβe”，也就是“丝绸之路”，背后隐含的深义就是遥远时代西方罗马贵族穿戴在身上的中国特产丝绸。如它所象征的：从古早以前，东西方文明就被看不见的丝线系住。该书的英译本将它译为“丝路”（Silk Road或Silk Route，后者较多见），或许念起来顺口，该词广受欢迎，之后开始有人探索这条路径是否真实存在，现在更为旅游及出版业创造了庞大利润。或许男爵在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太多，但其弟子却已注意此关键，在老师去世后，将此书发扬光大，并成就《楼兰》等书。
“丝路”从诞生开始即融合传说和易于朗朗上口两点特色，历久不衰。“文明”置于陆块东西两侧，中间广阔的土地成为点和线链接的通道，这点亦未曾改变，然“丝路”一词作为叙述用语，或许相当方便，但19世纪的思考模式背后隐含的误解，却不能忽视。
不过，近年来对丝路的幻想渐渐暗淡，一方面过去被视为具相当难度，以用当地语言撰写的书籍及出土资料为基础的研究随时间有了阶段性进展（和先前相比则是极度进步）。日本为这研究领域贡献不少。作为其结果，也有人尝试将内陆地带视为一个整体，由于之前多是个别分散的区域阐述，而今可连贯这些具有共通要素及历史等渊源的学说，因此新研究甚至可说替中央欧亚的学科复权。
概观近年来尝试将欧亚大陆视为整体的国内外研究论点，可发现有个几乎一致的见解：简单明了地将其区分为“草原”及“绿洲”的二分法。
“草原”及“绿洲”，亦有多种二分法：首先是“面”与“点”，或许可说是会动和不会动的东西；“游牧”及“农耕”，两种相对的生活方式；还有“游牧民”和“城市民”之分，也象征军事和经济力量，或代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以上是几种基本的分类范畴。
借由两种概念组合，暗示了彼此对立及抗衡，两种体系亦有共存共生之处。若说两者最深处的共通点，毫无疑问就是“干燥”。
虽然使用“草原”这个称呼，但并不局限于被草皮完全覆盖之草地（蒙古高原的大草原就是个例外，甚至可说几乎没有像草原之处）。从远处观之，该地附近似乎绿意盎然；靠近来看，眼见所及几乎都是土壤或岩石之裸土——虽称为草原——也只是到处有块小绿地的荒地，但即使如此还是被称为草原。
既然草原、荒野、半沙漠都是缺水地域，无怪乎汉字中用“沙”或“漠”表现，不过“沙漠”和“砂漠”的意义又不同。
在前近代亚洲，与汉语同样历史悠久的波斯语中，水的发音为“a—b”，“bi—a—ba—n”是指没有水的地方，相反地，“a—ba—d”是指有水之处。草原、荒野及沙漠就是“bi—a—ba—n”，农耕地、绿地及聚落就是“a—ba—d”。例如Islamabad（伊斯兰堡）就是由“Islam”及“a—ba—d”组成，亦即“伊斯兰之城”之意，是个适合穆斯林建国的巴基斯坦（此为意指“干净之地”的波斯语，就是指穆斯林之地）首都之名。
所有的土地都以有没有水源区分，这是干燥地区特有的二分法，汉字的“沙”及“漠”也有某些共通处。欧亚或包括北非地域的“欧亚非”，都有广大的“沙”“漠”及“bi—a—ba—n”，在中央欧亚，更是以其为主要中心，沙砾的砂漠比较少见。
虽说是草原、荒野及沙漠，却无法在字面上表达缺水程度或草皮苔原植被密度的细微差异，稍微有点绿意就称为草原，稀疏的就是荒野或沙漠，其中差异程度并非像字面显示（尤其因常用汉字的表义思考惯性使然，光以字面臆测，可能导致不切实际联想）。
想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地区，即使广义的绿洲，也不过是从山麓的地下水、泉源地、山间的溪谷或河川陡流到平地的涓涓滴水，土地中的盐分都还没被完全稀释，人类在这样干燥的环境安居乐业相当困难，不仅农耕不易，连定居型的畜牧都相当艰辛。
然而却有人在此无垠辽阔的地带生活、畜牧移动——就是所谓的游牧民——借逐水草而居的方式在既广且燥的“荒凉不毛地”生存繁衍而不辞劳苦，实在意义非凡。
游牧民的移动，串联起点状的大小绿洲，不仅如此，一般当作“文明圈”指标的北耕地带，也因此而免于互相孤立。或可大胆地说，欧亚中间的大陆块是借游牧民所串联的点连成线、扩及面而成为一个整体“世界”。
在以西欧国家观点为中心的现在，不施农耕、不住在城市还居无定所的游牧民，其地位极被忽视，因此游牧民及他们创建的国家在历史上也很容易被边缘化、矮小化。
但若没有游牧民，人类的世界及历史发展应该和现在完全不同吧？
在涵盖欧亚及北非的“陆地世界”里，要是没有以游牧民为中心的中央欧亚，就没有内部联结。于是，要描述“欧亚世界史”的全貌，不能避谈欧亚中间的“联结点”，不仅如此，对全球性的“世界史”来说，它应该也是极重要的部分吧？这归因于“世界史”的设定应该蕴藏超越地区，而以整体来解释的宏观视角，才符合深入研究根本问题的敏锐度。
专栏
不安定的干地农耕
农耕对于人类史的意义相当重大，但就算被称为农耕，不论是点或面，都有其必须条件，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土地都适合作物生长，还必须考虑所谓的干地农耕，就是旱魃、惔焚、灼烈等伺伏的自然灾害超过预期。
这种现象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华北、印度文明的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及古代埃及文明的尼罗河流域，都有同样的情况。原本就一般而言，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关于此点的定义另当别论）“发源地”之处皆是干燥农耕的世界，此点就相当有趣。
虽然平时就处于干燥状态，但当严重干旱来临时，生活几近毁灭。古代中国认为干旱是由名为“魃”的恶神带来的，因此在“魃”字加上意义为“干渴”的“旱”字而成“旱魃”，起源可追溯自《诗经》。“旱”字是指“干”的意思，也可以说“乾”。
旱灾是恶魔的降临，而且相当频繁。农业生产匮乏时，饥荒便应运而来，农民自然开始离开居住的地方另寻生路，而原本稳定的社会因歉收又多了别的区域迁徙来的灾民，便容易引起动乱，甚可能导致王朝被推翻。
在干地光靠农耕生活是相当有风险的，即使盖了储水池等设施，但因干燥程度过于严重，储水效果也有限，若用日本的“常识”联想，是相当没有危机意识的，或许“农耕”两字导致字面上的自给自足想象，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有安定的生活。
游牧民世界的起源
何谓游牧民
若就历史上实际发展的意义来说，或许可说农耕与游牧是两个体系对等并立。关于这点，对于人类及中央欧亚大陆来说，狩猎虽不可忽视，但若与农耕及游牧相比，仍相对逊色。
“游牧”是汉文名词，在中国，大约是于明代开始出现。英文的“Nomadism”也经常翻译为“游牧”，但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所谓“Nomadism”，原本指反复地变换居住场所的人，并非专指畜牧的游牧，例如因采集狩猎或较少见的农耕迁徙（虽然就字面意义看来有些矛盾，但在历史上确曾有几个例子存在，如古代的日耳曼等）等都可以使用。相对地，英文的“Pastoral Nomads”是指“带着牲口放牧移动的群众”，与“游牧民”的意义及语感几乎相同，就用语而言，或许后者较为正确。
游牧，仅是畜牧生活的一种形态，其中“迁徙”是此种畜牧生活的重点，特别是指随着牲口追逐水草生长的足迹而将整个家搬来搬去的形态。关于游牧的起源，没有固定明确的说法，有由农耕分离而成、人类主动靠近有蹄动物群居等说法，但不论哪一种皆是推测。
或许这样的生活形态很多地方都有，但“在中央欧亚某处曾经出现过”的观点，是无庸置疑的。至于何时开始，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10000年前左右，目前还没办法追溯更久远，不能确知具体细节。
游牧生活的形态，可根据干燥度不同或地势高低等条件，有各种不同的变化。简略地说，就是一边管理饲育羊、山羊、牛、马及骆驼等家畜，一边视草粮被动物吃得差不多时另觅草地、水源的居无定所生活，但并非毫无目的到处流浪，是确实地配合季节移动。
在夏天，家族群体依赖散布在宽阔山麓或平原的草地生活；到了冬天，为了躲避严寒或积雪，就会群体举家搬迁到山麓南面或山谷之间。在此提到的“群体”，指游牧民社会的基本单位——相当于过去曾经被使用的“氏族”（这也是概念用语，类似英文“Clan”，但若光靠对于词语的想象来思考现实，可能会有偏差）。
专栏
艰苦的游牧民
“游牧民”这个词汇，不知为何总有偏离世俗常识的味道，或许也有人觉得浪漫，但游牧民实际上是相当辛苦的。
“游”这个字也许让人产生误解，它不只是无所事事地游荡生活，还有“外出”的意思（例：“出游”“游学”等），因此“游”是指迁移，“牧”则是畜牧，也就是“迁移畜牧”的意思；“牧民”中文的发音为“mu-min”，微妙地具有悠闲、可爱的音律。
夏季的草原是美好的，天气既高朗又清澈，凉风缓缓吹过绿色大地，驾马奔驰而过，天地及自身仿佛合而为一，这样的世界就如天国般，当寒冷降临时，却变成了地狱，牧民只能忍耐度过，绝对不浪漫。
游牧民无法悠哉轻松过生活，绝对是以体能实力求生存。
首先，一定要学会骑马；对气候、自然现象必须有敏锐警觉；还必须深切关注家族、牲口并奉献心力，最要紧的是必须能够艰忍耐久、依计行事，兼具瞬间的果决判断。
团体的归属感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乍看之下是矛盾的两个特质，却必须同时具备。农作虽然辛苦，游牧更加艰巨，“要不要试着游牧看看呢？”这样的心态是不行的，游牧可不是闹着玩的职业。
夏驻扎地与冬驻扎地间的移动路线几乎是固定的，交通要冲设有井，牧草地则散落其间。游牧的生活相当有系统，在迁徙和扎营间持续重复，以规律的原则管理家畜，尤其是羊群，春季出生、夏日茁壮、秋冬宰杀（以小公羊为例）和配种培育等，在广大无边的大地无尽地循环。
相对于四季的自然规律，游牧生活极端不稳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类，草地瞬间荒芜；情况最糟时若遇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袭，险境环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群体灭绝。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农业生产工具及各式战斗工具，亦常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综观以上，游牧实在不是容易生存的经济活动。
由于都市和聚落是经济活动必要的联系，游牧必须与绿洲共存共荣，在大草原逐水草为生的游牧民族，需要带着收成定期朝“点”状的绿洲城市聚集。城市，既是人与物的交会处，也是集合生产、交易、移动、信息及文化的重要汇集点。从欧亚中间地带人与物的流动来看，可见城市发挥了该具备的机能，更何况，人与人之间本能地相互需要，对住在人烟稀少之地的游牧者来说，城市的意义实在重大。
若将游牧当作生活的必然结果来看，游牧及游牧社会造就了几个明显的性格：机动迁徙、群居，还善于射御之术。生活和环境的训练让游牧者的危机应对极为优异，还能灵活自信统御团队。且不论骑马射箭是门高段的技术，马匹也很重要，不论古代或现代，尤其在欧亚，战斗用的大型马是相当贵重的财产，但对游牧民来说，善骑的人与良驹都很普遍。
在近代枪火弹药等武器从根本改变战争类型以前，游牧民一向是世界上最优良、强悍的机动部队，他们在世界史中的影响，多数都归因于优越的军事。
一般认为游牧骑兵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约西周宣王时期）出现，直到17、18世纪中期左右为止，游牧军团的时代约长达2500年。他们以军力所获的区域纳入版图，其实不论绿洲大小，在版图内的区域都该定义为“国家”，须特别留意的是，这些国家都不是由单一游牧民形成，是跨越“民族”局限的。
专栏
骑兵的威力
骑马射箭技艺绝伦的战士和疾速奔驰、善战的马匹，若以近代的战争武器来比喻这两乘相加的人马组合，便如同技术精良的飞行员配备高性能的超音速战斗机，同样都具有昂贵、稀少、超凡、精锐及显著的破坏力等特性。
早期的单骑即使只有一人一马，也相当有威力，若扩及动员百骑、千骑、万骑，更是百万雄兵，步兵根本不是对手。
我一位敬重的友人，钻研东洋史研究的美国学者史乐民（Paul JakovSmith）在其大作《征税于天府之国：1074年—1224年马匹、官僚和四川茶业的衰落》（Taxing Heaven's Storehouse: Horses, Bureaucrats,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Tea Industry, 1074—1224）》（哈佛大学1992年出版）中，以12世纪初发生的一件小事为例，将中国宋代时对购马如何重视当作主题，从基础史料分析到综合研究其如何产生财政经济的庞大负担。
北宋联合新兴势力的女真族（金朝）合攻宿敌契丹（辽国）之后， 17个由骑兵组成的金朝讲和使节团为了回国述职，急速往河北北方奔返，在途中遭到北宋当地军事指挥官率领的2000步兵袭击，宋人希望借由此取得战功。
但具精良武装战力的骑兵队立即依惯例分为左、中、右三翼，中翼约有7名骑兵，左右两翼各5，三翼小队借由星散驰奔、乱箭四放，又纵马敌营之中使之疲于应付，2000人的军队被操弄得狼狈不堪、毫无成果地溃散奔走，17名骑兵则毫发无伤。这是北宋记录的史实。
“什么”超越“民族”？
一般使用“游牧民族”或是“游牧骑兵民族”来定义游牧族群，有时称“游牧民族国家”或“游牧骑兵民族国家”，这是耳熟能详的普遍用语。
但真的是那样吗？若说“游牧民”尚可理解，但说“游牧民族”或“游牧骑兵民族”时所使用的“（单一）民族”，真的存在吗？真有“民族”这个群体吗？或“游牧民族国家”“游牧骑兵民族国家”中定义的“民族国家”真有这回事？后者或许不是将它当作“（单一）民族国家”的意思，而是单纯地指“游牧种族”或“游牧骑兵群众”所建立的国家，但即便如此，由“民族”及“国家”两个词汇联结所产生的误解，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日本大众所使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具有强烈刻板的语意印象，那是以距今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为契机，根基于近代西欧所创的架构及价值观中的。
所谓“Nation”这个人群的“实体”，是被视作超越地位或身份、财富或阶级而存在的，而国家则是被定义为以之为基础的人工产物。这其实是某种“神话”。如果不这么做，就算有波旁王朝，“法兰西”也不曾存在。这种论述获得普遍认同，德国及意大利的统一，都是利用此种趋势应运而生。
19世纪是西欧最辉煌的年代，世界在其手中分割、支配。它的价值观、国家观及文明观更是至高无上的标准，今日学问、学术上的“知识框架”，几乎都与之同时形成。
以“Nation”为基础的“State”，像是“Nation State”，更被视为历史的当然产物。在许多地方，人们为了追求那个“理想”而努力，流血流汗。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称为“Nation State”的国家接连建立，其中相当多数在实际上成为“区域国家”，而以特定族群为政治核心的“Nation State”，其“国内”的对立，则是从一开始就结构性地存在。不过就一般而言，最大冲击的还是在苏联解体前后开始的一连串转变。
最初东欧有民主运动，也有许多人提倡西欧式民主的胜利，然而那都是短暂的黄花，“民族自立”“民族纷争”及“民族纯化”几乎同时在各地频繁发生、激变，多数人感到困惑，甚至彷徨不安。在“民族”“国家”“国界”及“社会”等既成概念传遍各地前，近代西欧式的文明与思考模式便急速地褪色。
更直接地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吧！只能说这种想法是一直以来都太不了解，或太不关注欧亚内陆的现实，或是欧亚世界史的实际状态了。真是有点过于轻率的想法。
“回顾人类历史诸多事象，西欧型‘民族’‘国家’的概念，虽然很完备，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模式的一种尔尔。若能不要只将西欧文明作绝对、神圣观，能够更平易地重新检视人类一路走来的步伐，就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点。”
对于那些将“Nation State”视作前提的美好故事，若是冷静地观察或可发现，大多数的事例都是先有“State”后才出现“Nation”。先有“国家建设”，才有“国民建设”，西欧的例子即是如此。
日本的历史及风土环境非常容易引起西欧型的“Nation”及“State”概念。不论“民族”“种族”“国家”“领域”“社会”及“文明”等方面，日本的传统及环境都异常地与西欧相似，因此容易被连结（当然，若严格来说是不同）。西欧型的“Nation State”过度适合于日本，甚至超越其本来意义。
而更加促成了这种近乎于无意识的意识者，即是翻译用语。将“Nation”翻译为“民族”或“国民”，将“State”解释为“国家”，也因此不得不将“Nation State”解释为“民族国家”或是“国民国家”这类汉字，这样的译法是否妥当？还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就不在此深入说明。
汉字这种象形文字，远较英文字母等拼音文字刺激心理产生想象。或许因为日本有前述的特殊相关背景，至少在日本，“民族”这个汉字词汇很容易被当作与“种族”“人种”的类近词意使用，这也是因为汉字文字组合本身容易让人产生类似联想。不像“Nation”与“Race（种族）”有明显差异，更进一步地说，若将英文“People”审度其意而翻译为“民族”，就越加背离原意了。
此外，“国家”这个汉字词汇，原本与日文用法的“朝家（译注：皇室）”“公家（译注：贵族）”意义相同（最初是指春秋时代诸侯的“国”及其下之卿大夫的“家”），若将其改用现代日文解释，大概就是朝廷、王朝、甚至是天子的意思，假如不用汉字，或许接近原本就具有此种意涵的和文“おかみ（译注：御上，指天皇）”语感。
在明治时期，日本人与中国人曾就“国家论”相互争辩，但不管怎么讨论就是无法取得共识。后来仔细考虑，才知道是彼此对“国家”这个词汇的认知不同，据说中国人的认知是“朝廷、王朝”，就是当时的统治王朝。
“国民”这个词汇，是从“民族”及“国家”各取一字而来。第一个字是“国”，可推测是先有“国家”才有“国民”，若真是如此，就不是“Nation State”这个理念，反而是这里所说的“国民”较切实际。
务必牢牢记住：绝不可轻忽文字和词汇、翻译用语产生的误判。“Nation”及“State”这两个词汇，在日本翻译成“民族”“国民”“国家”这类汉字，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思考时，脑中总是会浮现与该汉字相关的印象。
话说回来，以“游牧民族”或“游牧民族国家”这样的词汇形容，可能有点言不及义。作者观察世界史过程发现，数个创建堪称“游牧民国家”的案例几乎没有纯粹仅由游牧民建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混合状态，属于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
作为国家核心的游牧民集团，原本即是以集聚了各个团体、种族及势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团”或“政治联盟”为一般形态。当它发展成类似“帝国”（在此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用此惯用语）的统御广阔疆域政治权力时，已可说是由多元种族或文化、社会并存一同混合而成的复合体。
不只在欧亚中间地带，甚至以较宽松标准来看，这些曾于整体欧亚大陆的历史中兴起灭亡、生存毁灭的政治集团、王朝或国家权力，若以近代西欧型的国家观为基准来看，都具有暧昧松散，轮廓与内容都不甚鲜明清晰的特质。不过，即便如此，那也是国家，也是政权。那是在悠长历史中大致上的现实样态。
若以近代西欧式的价值观判断裁定“这不是国家”，最后到底会剩下多少“国家”呢？反而可见近代西欧文明所描绘的国家样貌，并不符合人类历史的普遍性且嫌偏颇。观察近代许多造成影响的“民族纷争”可发现，西欧的“Nation State”观念助长了“民族问题”，甚至让问题更加显著。（有一阵子，此用语被转换为“地域”纷争，应该是对“民族”这个词汇语意困惑的缘故。）
因此，除了应该将历史与现实确实厘清，更要避免被特定的价值观局限，换句话说，不是以身体去将就衣服，而是让衣服合于身体。
欧亚历史之于世界历史，等于是构成了这个“身体”的大部分。尤其是联结欧亚东西，成为历史大幅开展中之主角的欧亚中间地带游牧民及其政治集团，正超越了“民族”的观念。不论褒贬，他们都充分展现人类世界中“国家”的角色，至于这个超越“民族”的东西究竟为何，就是本书接下来要探讨的。
可见于史料或只字未提的文明
然而，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在已知的史料当中，其实不太见得到游牧民的姿态。一直以来，历史之所以以西欧为首的文明圈为主体，也有其莫可奈何之处。
就如先前叙述的，游牧民及其社会、与以其为核心建构的国家在历史中的影响，都没有以他们为叙述主体的叙述评价，不仅如此，反而常被片段归类于负面形象，受到“野蛮”“破坏者”及“不文明”等贬词称呼，若论对错，常归咎于游牧民。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游牧民为主体作史的记录极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农耕或城市之民载记而成，因此总有些许漏失，且记录的书写方式也因立场不同而多有误解或扭曲；即使确知来龙去脉，有时会以对记录者有利的角度撰写，甚至有时会颠倒是非。
虽然记录者将自己当作“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应该不会局限于特定的狭隘价值观之内，但很可惜并非如此。不论古今，确实有时很难将自认是“文明人”的人与“偏见”“自傲”“自恋”等划清界线。
遭受游牧民攻击、支配时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观意识左右；而在承平时期或自己发动攻击时期的史料，又会透露过度的优越感或轻视。总之，从历史记载可以发现，混合了骄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视等预设情绪以致下笔偏颇。
也许记录或报道原本就难以做到中立，这一点从古至今都未曾改变。
书写是可虚构的，或许也不该尽信书。因此，调查或研究历史，会受限于既有的文献，甚至更糟地刻意略过某些事件而不记录，以其主观武断评论或自我膨胀。
留下记录的史料与真实存在的史实之间，两者的距离相当大，书写者才是赢家。能留在史册的是幸运，没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后世妄下不合理的论断。然而，是否要留下记录事实上是根植于其生活中的某种价值观。
那是只要生存就会有的“形态”，也可说是“文明”的“形态”。至于留或不留下记录，这件事本身就不是决定个人或人类集团之优劣的因素。
由于研究游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讨它所建构的欧亚史时，需要确实交叉比对原典及史籍之后还原史实，要达到此标准即具相当难度，因此必须从各类范畴和既存的众多语言文献中挖掘，遗迹、古文物这类线索也不可放过。
这样的研究不论在日本国内外，都刻不容缓地持续进行，只是距离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庆幸的是，原本进入苏联境内研究会遭遇的困难随着苏联解体而相继消失，中央欧亚的历史研究，或许正迎向崭新的光明远景。
至少，遗迹、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献等的“原物”史料，让研究视野有翻转的机会，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锁解除后，或许可重新检阅根源、平反及更新定义。历史研究与政治并非毫无瓜葛，反而有根基的关联或影响，一个自由的历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发想或空间？即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否自由。
本书所要做的是，立足于以主要文献为中心的知见，处理这段虽然或多或少有些新发现，但在根本上可能无法改变什么的中央欧亚的历史洪流。若要谈到这对世界史有什么重要性，我想关键就在它本身与其他“文明圈”历史，在层次上有所不同。
这个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间，都在奉近代西欧型文明为至上的价值观中发展过来。然西欧文明仅是一种“文明形态”，观察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发现，有各式各样“文明形态”存在，价值体系也同样有多样性。
现在，以近代西欧型文明为极致而形成的“神话”，于现实上已面临崩解的状态，我们正站在文明史的转换点，支撑近代西欧文明架构的“民族”“民族国家”及“国民国家”的思想，及其关连密切的“国界”概念，也该从基础层重新检视。
在这样的架构下，本书以从古早之前就已存在的游牧民及以其为核心的国家为中心，试着概括地讨论其兴衰及转变。究竟是什么超越了“民族”与“国界”的牢固框架？是什么串联起人类及地域而构成了“世界史”？本书希望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发掘，冀求可以补充些许被遗漏的历史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