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游侠》在武当的剧情已经拍摄完毕，大部分人当天晚上或第二天就会离开武当。虽然大家来自天南海北，但多日的相处，彼此之间也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刘华琳与周茵彤更是难分难舍，整个下午都在宾馆房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彭巳丁这段时间以来，跟随郭道长学习，后又蒙玄机道长“醐醍灌顶”似的传授，难得有个空闲，独自一人在宾馆回忆所学。
正在想得酣畅的时候，彭巳丁的手机响了。一接，居然是李昭利打来的，说就在门外，过来找彭巳丁聊聊事。彭巳丁把门打开，果然李昭利站在门边，急忙请进屋。
经过彭巳丁上次的治疗和调理，李昭利看上去精神很好。只见他笑呵呵的说道：
“上次你辛辛苦苦深更半夜给我治病，真的是太感谢了！另外听你讲星象学，感觉很有趣，这次过来再聊聊，顺便也请教一些问题。不知星象学有哪些种类，我们国家有没有星象学？”
彭巳丁整理了下思绪，介绍道：
“星占学在古代影响到文化的诸多方面，根据它与古代文化不同方面的结合情况，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型。但是占绝对主流地位的星占学类型只有两种。
第一种类型是专门根据星象来预卜各种军国大事，诸如战争胜负、年成丰歉、水旱灾害、帝王安危等。这种星占学不涉及一般人的个人命运。当然帝王及后妃、重臣除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命运也关系到军国大事。
被这类星占学用作占卜对象的天象范围很广，除了恒星、行星之外，还包括日、月运行及其交蚀，以及彗星；我国古代更将流星、陨星、云气乃至风霜雨雪、雷电冰雹等大气现象也包括在内。
这一类型的星占学西方称为‘军国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我们直接称呼‘观天象’，我国古代学者有的还演绎为‘太乙’等术数。
另外像姜子牙的《乾坤万年歌》，诸葛亮的《马前课》，李淳风的《藏头诗》，袁天罡的《推背图》、裴休记录成书的《黄櫱禅师诗》、邵康杰的《梅花诗》，刘伯温的《烧饼歌》、高静涵的《步虚大师预言》等也是这些易学天文大家根据星象推演出来预测军国大事的奇书。”
李昭利一听，似乎恍然大悟，说道：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些是星象学。不过这些军国大事，我们不关心，即便关心，也是无能为力。我想了解一些推测个人命运的星象学。”
彭巳丁接过李昭利的话题接着说：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种类型，即专门根据一个人出生时刻或用受孕时刻的天象来预言其人一生命运的星占学。这一类型涉及的天象较少，仅限于黄道十二宫和五大行星及日、月。这种星占学称为‘生辰星占学’（horoscope astrology）。
很多西方学者或不熟悉本国文化的我国学者，认为我国没有生辰星占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国不仅有，而且还自成体系，比之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甚至更加优秀，比如像‘紫微斗数’就是优秀的生辰星占学。
此外还有较为次要类型的星象学，通常被称为‘星占医学’（astrologic medicine），它将对人体的诊断、施治乃至草药的采集、备制等与天象联系起来。
以上我说的星占学类型，主要是根据它们不同的文化功能来划分的。至于依据所占天象的不同而将星占学又可细分为‘行星星占学’、‘恒星星占学’等。
在西方，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都以同一个古老的哲学观念作为基础。这个观念认为：人世间万事的发展是前定的，或者通俗的说就是‘命中注定’，也即西方所谓的‘历史有个秘密计划’，而借助于对天象的观察和研究，人类有可能窥破这个万古大计划中的若干部分或细节，从而使自己获益。
对此波普尔（K.R.Popper）有过很好的论述：这些观念表达了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之一，即预言的梦想，也即我们能知道将来我们会遭遇些什么，我们能据此调整我们的政策因而从这种知识得益。这个古老的观念得到关于日食和行星运动的预言获得成功这一事实的支持。历史主义学说和天文学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占星术的理论和实践中清楚地显现出来。
至于星占医学，则基于一种‘大宇宙——小宇宙’类比的理论，即认为人体是天地星辰这个大宇宙的一种袖珍翻版，是一个小宇宙。这种观念源远流长，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在帕拉塞尔苏斯（T.Paracelsus）及其追随者那里得到很大发展。
在我国，情况却颇有不同。我国古代人固然也有通过星占学仰窥天意的思想，但在我国星占学家心目中，历史即使有一个‘秘密计划’，这个计划无论如何也不是前定并一成不变的。
换句话说，天象虽能反映天命或天意，但这个天命或天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存在一个万古长存、而且被不折不扣地执行着的计划。而在古代西方，笃信星占学的人们相信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秘密计划，它通常被认为是由神制订的。甚而至于，某些西方科学家认为，即便‘科学’也是神赐予的，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就曾花去不少光阴证明‘上帝是存在的’。
我国星占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天命或天意随时都可能改变，改变的依据则是帝王在人间所施行的统治是否‘有德’。因此，我国古代的星占学和星占学家都明显地是非宿命论的，星占学家仰观天象，是为了向帝王预告或解释天命或天意，使帝王知道上天对他在人间统治的满意程度。
而贤明的帝王则时时以‘有德’深自约束，不敢胡作非为；万一发现有过失而招致上天不满，则立即战战兢兢采取措施以求‘回转天心’。这些措施《史记》是这样写的：‘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修德修政是指约束自身和调整政策，务使归于‘有德’的境界；修救修禳是指举行各种禳祈仪式以求感动上天。如果什么也不做，‘正下无之’，那就坐等灭亡，天命很快就会转而眷顾别人。
就这样，一幅天人互动、交相作用的生动图景就出来了，我国古代人称之为‘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在这幅图景里，人不仅可以通过星占学去了解天意，人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天意。
而且，在‘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这样的表述中，中医中类似西方的‘大宇宙——小宇宙’类比观念也被包容在内了，这种‘星占医学’思想大量贯穿于中医、道医典籍。”
李昭利一听，不由好奇的问：
“那这么说，我国的星占学明显优越与西方，那西方和我国的星象学谁更早呢？”
彭巳丁回答道：
“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在西方世界，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年代最早的军国星占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830～前1531年，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有星占预言。
而到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1530～前612 年，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称为《征兆结集》的大型星占文献。
生辰星占学出现得稍晚一些，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公元前539～前331 年，已见使用，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即公元前611 ～前540 年，后来以‘迦勒底星占学’（Chaldaean astrology ）之名盛称于世，以至于在西方语言中，‘迦勒底人’成了‘星占家’、‘预言者’、‘先知’的代名词。
接着，这两种星占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向周围扩散开来。
另外，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的远征（公元前334 年）之前，军国星占学就传入了埃及。随后，波斯本土、巴比伦、埃及等地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开始了‘希腊化时代’。
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了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现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包括算命天宫图，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希腊化时代’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腊。这种‘迦勒底星占学’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Berossus）的人在公元前280 年前后引入希腊的，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经过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直至文艺复兴，一直盛行不衰。
我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我国古代的星占学历史很早，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了，比西方早多了，但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就几乎不再变化。
而庞大完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我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对古代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
由于我国古代禁止在民间研究学习星占，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的生辰星占学，只有演变为由八字算命来完成。其实紫微斗数等生辰星象学与八字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而且一些门派的四柱八字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星象学概念。”
李昭利一听彭巳丁细细阐述东西方星占学，似乎茅塞顿开，猛一拍大腿，说道：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可不可以用东方的星占学给我推推运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