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正得意,电话铃声响了,是北海的陈明翰团长打过来的,他报告说“曹长官,有十架日机偷袭了北海码头,炸毁了3号码头,我部的三连正在抢修码头”。我问“1号码头和2号码头呢”?陈明翰回答说“只炸了3号码头”。我心里觉得奇怪?日军怎么知道是3号码头的运粮船?我又问“我们的两艘运粮船呢”?陈明翰说“早就出发了,昨天回来加完油后,2艘运粮船就启航去越南的南部收购大米了”。我听完后就放下心来。我想:日本逼迫法国,但法国最终同意日军进入越南北部,连中部都不能进入,南部就更不可能进入了。我在想:以后每月达不到七次往返了,最多能达到五次往返,甚至会更少。我想:巴拉望还是太小了,只有台湾的一半大,人口也只有30多万,日本还拥有四千多万人口呢,我还不及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一,怎么也不敢去惹日本。只盼望日本按照原来的历史轨迹走,千万别进攻巴拉望。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又嫌弃菲律宾是个大包袱,想甩掉它,还逼迫菲律宾独立,到了那时条件才算成熟,我那时才宣布成立“巴拉望国”,菲律宾哪敢惹我呀?凭着我的三个飞行师,绝对拥有制空权,还不把菲律宾打得求饶吗?关键还是钱,没有钱哪来的军事实力?拿着步枪就是打不过冲锋枪嘛,冲锋枪可以连发射击,步枪打一发子弹,就得拉一次枪栓押子弹,还没等你押好子弹,就被人家给崩了。拿着冲锋枪就是打不过卡宾枪嘛,虽然两款枪都打连发,但是卡宾枪的射程要远50米,人家不等你进入射程内,就把你突突了。武器就是主要因素,什么精神都是胡扯蛋。我最得意的就是一次性地购买了1万支卡宾枪,那会让巴拉望军队变得很厉害。
诗雅进屋来说“你发什么呆啊?吃晚饭了”。我起身去院儿里,见又分成了两桌就餐,毕父和毕母已经回来了,毕父见到我后,自然又是嘻笑言开,他心里明白:又可以喝二两了。我见阿春拿来大半瓶酒,那丫头很有心机,每次都是七两酒,让毕父和我都喝个痛快。我给毕父倒满七钱盅,阿春给我倒满七钱盅,我和毕父就碰了下杯,正要喝,电话铃又响了,我进屋拿起耳机,是李师长打来的,他说“欣实啊,我师快要断顿了,你要快点儿发粮啊”。我知道:李师不缺粮,他已经囤粮百万吨了,他是想加1分钱卖给其它师,从中间弄些油水。我说“北海3号码头被日机炸了,正在抢修,不出三天就可以发粮”。李师长听了很吃惊,他问:“日军有进攻北海的意思吗”?我说“不象,派了一个大队的十架战机,只轰炸了3号码头,连1号和2号码头都不炸,然后就飞走了”。李师长说“大米要抓紧运来,日本陆军经已进入越南北部,目的不详”。我就不再说话了,听到李师长挂了,我才敢放下电话。
回到院里正要喝,门铃又响了,阿春开门后,汪处厚进来,他朝我喊“别喝了,我在馆子叫了菜,到我那儿去喝”。我对阿春说“拿外套”。跟着汪处厚进了院子,见高松年和程干事、范干事在坐、辛楣和淑贤在坐、加上老汪、阿玲和我,恰好是八人的标准桌。我和辛楣来一瓶,高松年和老汪、程干事来一瓶,淑贤和范干事喝红酒。一个七钱盅下肚,高松年就感叹说“时间真快呀,转眼1940年又快到头了,本人想找个由头儿再举行一次“联合抗曹”扑克牌比赛,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啊”?淑贤说“那还不容易吗?你只说庆祝长沙会战我军大获全胜不就行了吗”?众人听了自然赞同。我知道:长沙会战是拉锯战,先后打了三次,算时间才打完两次,第三次日军就占了上风。我可不敢说这话,就举起杯说“好,为了庆祝我军大获全胜,干杯”!然后一饮而尽。高松年又问“这个哲学系真不好对付,打同舟共济,哲学系不落下风。打联合抗曹,哲学系又是冠军。你们说是怎么回事儿”?辛楣说“我看就是判断力,主要在于要分”。淑贤白了下辛楣说“有好牌谁不要分高?我看在于抓牌”。高松年说“两个因素都有,27个队嘛,闯过三关就是冠军,苏纹纨就是有头脑,她要分也是很谨慎的”。我说“这种扑克牌要分也是学问,明明不想要,可看到某人想要,就加上5分,把分垫起来,促使对方打不成”。大家恍然大悟,都说“曹训导长不同凡响,不愧是联合抗曹玩儿法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