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看来，牢骚太甚的人后来一定抑塞。他们总是把自己所谓的不平发泄给别人，因为无缘无故而怨天，天也不会答应；无缘无故而尤人，人也不会服。因此，他告诫说，凡遇到牢骚要发的时候，就反躬自思，自己有哪些不足，而若积蓄了不平之气，则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后通过内省改变自己，提高自己，决然去掉动不动就发牢骚的毛病。这样不仅能平心谦抑，可以早点儿得科名，也能养和气，可以稍微减少身体上的病痛。
一个动不动就发牢骚的人，他的心胸是狭窄的。也因此，心中常会产生不平之气，也就不能用平和的态度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他们自己，不能用平和的态度来看待周围的事情，也就常常给自己人为地制造很多的障碍，从而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曾国藩常以心胸“平淡无所求”来教导子弟，让他们知道“牢骚太多”，无法“反躬自省”的坏处。曾国藩一生宦海沉浮，遭遇不平之事何止几件，但是他总能平淡处之，认为心胸狭隘是变化气质的阻碍，所以应保持心胸浩大通畅。而要养成浩大的心胸，应注重“平淡”二字，“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所以他认为心胸浩大平淡无求，对富贵功名看得淡泊，便不会招致纷争和妒忌，这是人生中受用最大的观念。
曾国藩认为胸生郁闷，怨恨便出，心绪受影响而变得喜怒无常，在与人交际及处理事物上，便不会被人所认同。曾国藩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反省，以远离“怨”的陷阱。《礼记》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牢骚不发，“反躬自省”则心平气和，可以远离怨气，“礼乐”自然而出，礼乐既出，怨怼调和，对世事的浮名利禄便视为粪土，豁达冲融的心便自然而然。
曾国藩用自己的行动印证了这一点。
面对当时清政府的岌岌可危，咸丰皇帝曾有过明确表示：“攻下金陵者王之”。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荃攻下南京城，太平天国覆灭，解除了清政府的心头大患，但是清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这导致湘军上下愤愤难平，甚至发出“弓藏兔烹”的哀叹。而且，就连一些满清的权贵们也认为朝廷的做法欠妥，不合罪罚功赏的本义。曾国荃更是牢骚频发，结果导致郁结成疾。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曾国藩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借曾国荃生日之际，给他赠诗数首，表明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其中一首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曾国藩清醒、淡定，他认为：“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之必缺。”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地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天地之大而吾所历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其雄守其雌，不争不伐，为儒道所共推崇。曾国藩的认识真可谓高人一等。
事实上，一个人之所以会发牢骚，会心胸狭窄，缺乏浩然之气，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将自己拘囿在狭小的空间内，被俗事搅扰得心绪难平，所以很容易产生怨气，并将怨气发泄到别人头上。有过旅游经历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看到辽阔的大海、巍峨的群山、璀璨的星空，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会感到心胸突然像打开了大门一般。这就是更广阔的空间带给人们的全新感受。
真正的成功人士很少发牢骚，甚至不发牢骚，因为他们往往都是目光长远、立足现实、踏实做事的人。由此，我们更能感受到毛主席这句诗中蕴含的力量和远见卓识——“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培养浩然之气，方能处变不惊
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
“浩然之气”一般用来形容一种刚正宏大的精神，这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创造的一个词语，它对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的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浩然之气，简言之就是刚正之气，就是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造就的一身正气，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道德精神。有了这种道德精神，就可以无所畏惧，能屈能伸，进可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退可以保持气节。
孟子认为，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这也就是孟子曾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由此可见，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其所谓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大丈夫”、仁人志士们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而对深受儒学影响的曾国藩来说，这自然也是他修养和提升自己的目标之一。
曾国藩有着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一再发出派遣留学生等倡议，主张学习西洋科学技术，这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自然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排挤，甚至是打击，但他不顾个人成败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众议，坚持己见，并亲自参与。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而这种勇气就源于他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有着强烈追求的理想人格。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为了曾氏家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其子孙后代们爱国主义思想的铸就。
然而，品性的培养是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成大事者都非常注意品性的锤炼，以此筑牢成功的基石。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在他看来，做大事必须要有良好的品性，而要想具备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那么，如何来养这种“浩然之气”呢？曾国藩给我们的答案是：通过读书来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曾国藩有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远大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他培养了毕生坚持不懈地读书的习惯。他自幼励志学习，广泛阅读，而且勤做笔记，即便到自己官运亨通、地位显赫时也未曾停止过。读书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如此勤奋研读古代书籍，如此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他能博览群书，遨游于书海之中，并能源源不断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获取历代圣贤的灵气，融合自己颇有见地的思考，从而化为具有他自己独立人格品位的人文思想体系。
此外，在接受了唐鉴、倭仁两位理学大师的教导后，他的内省功夫，更是难有人匹敌；他不但提出了很多修养主张，更是力求亲身实践，以身作则，首先正己然后正人……在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方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力称赞了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工夫的。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曾国藩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儒家提倡的理想人格来要求自己的，这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和信念。一个人能用自己的一生去追求一种信念，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对现代人来说，诱惑何其多？如何做到洁身自爱、洁身自好，成就自己的事业，都有必要学习先贤的精神，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因为，无论处在什么时代，品德都是立身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