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地进难免会冒进，一味地退则会变得胆怯、懦弱。一个识时务者懂得何时进退，也懂得抓住时机，不该出手时收敛锋芒，低调行事；该出手时则果断出手，直指要害。
唐朝的魏徵是直谏名臣，为唐初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敬重。魏徵病逝后，唐太宗悲伤地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与不对。现在魏徵死了，我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面镜子。”
对曾国藩来说，一心为国尽忠的他作为臣子也希望能为晚清的危局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相较于唐太宗的英明神武，无论是道光、咸丰，还是慈禧、同治，都相去甚远。如果说魏徵的犯颜直谏是一种忠心和胆量，那曾国藩面对昏庸君主的直陈时弊，甚至是指出君主的失当之处，就不仅仅需要忠心和胆量，更需要智慧和长远的眼光。
晚清的政局岌岌可危，内忧外患，人人难以自保。身在官场，大多人都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行事原则，只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保自身”。这种政治风气，自道光以后更加盛行，这当然和执政者的好恶有很大关系，比如：道光朝的大学士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却能平步青云、长盛不衰。《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而据《瞑庵杂识》记载：“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这样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就是这样的一个混沌时局，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直言劝谏，而且明确指出要改变当前的政治风气全在皇帝的态度，可谓忠心可鉴、勇气可嘉。
咸丰年间，曾国藩对时局已经有了深切的认识，于是，在他升任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正好皇帝下诏求言，他针对政情弊端、官场风习、民生疾苦，勇敢地上了几道直陈时务的奏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851年4月间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地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这样的直言，恐怕魏徵都得掂量掂量，但是曾国藩以大无畏的精神，矛头直指皇帝，是冒着杀头的危险的。这与曾国藩一向的为人处事小心谨慎、低调圆融的作风判若两人。因为他深知，一味地进难免会冒进，一味地退则会变得胆怯、懦弱。一个识时务者懂得何时进退，也懂得抓住时机，不该出手时收敛锋芒，低调行事；该出手时则果断出手，直指要害。
虽说“忠言顺耳更容易听”，但很多时候，光敲边鼓，无异于隔靴搔痒，触不到真正的痛处。这时候，就有必要来个当面锣对面鼓，打开天窗说亮话。
由这件事情也可看出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因此，后世有人形容他有古大臣的“亢直之风”。
咸丰皇帝看到这样的奏折自然十分生气，甚至是震怒。他将奏折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衅和侮辱，因此欲除之而后快。幸好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从中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对曾国藩的敢言不仅不加以治罪，还下旨褒奖，并命其兼任刑部侍郎。这等于是又升了官。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此也有记录：“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曾国藩的直言让咸丰皇帝看到了一个敢于担当、能够被委以重任的优秀人才，这正是混乱时局最需要的。曾国藩的这一举动无疑体现了大智慧和政治远见，也为自己后来的官场升迁奠定了基础。
人都有从众心理，随大流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随波逐流，慢慢地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锐气和执著，没有了对未来的长远打算，变得过一天算一天。而能够不被大流同化和裹挟的人，才可能坚持和执著于自己的未来，才可能脱颖而出，成为自己的主人，做最出色的自己。
少看别人脸色，求救不如自救
求救是被动的，还可能白等一场；自救是最管用的，无论是什么时候，自救都能够让自己掌握主动权，不在关键时刻抓瞎。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谁都想能有一副结实的肩膀，可以让自己稍作喘息，调整心情迎接下一个挑战。但是，事情并不会像想像中那么美好，越是在关键的进退之际越不能轻信别人，而要把机会和主动权操控在自己手中。这个时候，惟一靠得住的人只有自己，绝不能再有丝毫的自卑和胆怯，要勇敢地将平时积蓄的能量释放出来，为自己的命运搏一下。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的感慨，源自一次惨痛的经历。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在雨花台扎营后，就和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人在太平军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地形。结果让他很是沮丧，甚至有些灰心丧气，因为南京城高池深，城围辽远，以他的区区2万人马想要攻下来，实属异想天开。因此，他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更担忧的是如果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联合起来，将对自己形成合围之势。所以，他一面督促军士在雨花台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一面派人送信，催促各路人马尽快赶来增援。
很多天过去了，曾国荃也没有等到一支人马，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然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急忙回家奔丧，他的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挡在了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遭遇太平军的杨辅清等部，双方展开了血战，也很难到达南京。此时，能够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了。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送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后，急速命令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准备出发，但突然按兵不动了，并且拒绝奔赴南京。曾国藩知道军情紧急，就再三恳请多隆阿前去支援，但是多隆阿就是丝毫不为所动。恰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进入陕西，多隆阿的部将雷正绾已经开进陕西去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上奏朝廷请令自己率军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正好借此机会不赴南京去支援曾国荃。
曾国藩得知多隆阿西进陕西后，非常惊慌，赶紧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向来和曾氏兄弟不和，这次乐得看湘军的笑话，对曾国藩的信根本不理会，最终使曾国荃之师成了孤军。
这件事情给曾国藩很深刻的教训，他更加坚定了“危急之时要靠自己”的道理。他知道，要想真正渡过难关，只有靠自己挺过去了。于是，他决定不再坐等别人的帮助，要自己先行动起来，主动出击。
曾国藩组织队伍训练，加强思想建设，看到内湖水师缺乏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他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并不断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此外，他还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
另一方面，曾国藩也密切关注战事，不久他就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他还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南京城内讧的消息。
从一开始的四处求救，到积极自救，再到南京城内的内讧，终于让曾国藩度过了危机。当然，内讧的确是加速了事情向着好的方向转变罢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回过头来我们发现，曾国藩的自救是最得力的措施，我们可以假设南京城并没有内讧，那么若真的打起来，曾国藩的自救也就派上了用场。求救是被动的，还可能白等一场；自救是最管用的，无论是什么时候，自救都能够让自己掌握主动权，不在关键时刻抓瞎。
危机随时会有，所以要居安思危。而居安思危不是光想，还要有实际的行动。如何行动？首先要有信心，其次要冷静镇定，最后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来，防患于未然。因此，我们需要平时多加强锻炼和学习，提升自己的应变能力，不断积蓄自己的实力。唯有如此，在危急时刻，才能靠自己渡过难关，而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明辨形势，自消羽翼
正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由于形势的千变万化，一味地保是保不住的，说不定还会因此招来祸端。最好的办法则是在明辨形势的前提下，选择是保还是不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