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胡萝卜时，就给足够的胡萝卜；该打大棒时，就公正地打够。只有胡萝卜加大棒，赏罚分明，才能恩威并施，使部下既爱戴你，又敬畏你。从而令行禁止，使团队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一个好的领导懂得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挖掘其潜能，让人才在合适的位置上尽展所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合理的褒奖和严惩机制。赏罚分明历来是治军严谨的统帅必须具备的一大能力。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其中说到的赏罚是否分明，构成了一支军队是否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变法令下达后，商鞅将三丈之木放置在国都南门，发出通告说，如果有人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但是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做到了，马上获得五十金。他以此来成功地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问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的罪。商鞅变法能成功推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仅做到了令行禁止，还做到了赏罚分明。所以《战国策》评价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曾国藩同样深谙此道。在他组建湘军起初就认识到，清政府的军队之所以军心涣散、战斗力很差，徒有良好的装备却在“乌合之众”太平军面前不堪一击，原因就在于管理上很松散、混乱，这才导致了将领平日骄奢淫逸，兵士缺乏斗志、贪生怕死。所以曾国藩就把赏罚分明、严肃军纪放在第一位，要求各部精诚团结、形如一体。
曾国藩说：“吾辈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人才，若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也。”意思是：合适的奖励可以促进人才成长，如果一味批评、责备，人才也会变成蠢材！
雷嘉澍是一个不知名的小知县，由于太平军进击，他戍守不当而失去了这个县，因此被免职。雷嘉澍是一个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人，赏罚分明，人又极其公正。离职以后，有一天一支太平军又打到了他原来所在的德兴，这时雷嘉澍组织当地的百姓一同抗击，并且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因此不计他以前的失误，觉得这个人应该继续保荐，于是奖赏了他，还把雷嘉澍纳到了自己的军营听差。
赏要赏得痛快，罚自然也要罚得分明。该给胡萝卜时，就给足够的胡萝卜；该打大棒时，就公正地打够。只有胡萝卜加大棒，赏罚分明，才能恩威并施，使部下既爱戴你，又敬畏你。从而令行禁止，使团队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所谓“军中无戏言”，曾国藩对部属的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那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他经常引用孙武演兵杀宠姬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孙武演兵杀宠姬之事，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的是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阖闾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杀一儆百，训练女兵的故事。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弹劾，体现了自己赏罚分明的治军原则。
李元度和曾国藩的关系非常之亲密，从曾国藩组建湘军以来，李元度几乎不离左右，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一再得到过李元度的有力支持，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李元度是“辛苦久从之将”，而且自称与其“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就是这样的一位亲密战友，在丢掉徽州以后，曾国藩还是坚决地将其弹劾离职了。
1860年，太平军攻打徽州。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为慎重起见，曾国藩怕他有闪失，就一再告诫他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并特地与他约法五章。
当太平军将领李世贤率领部队到达徽州后，李元度觉得自己能够打赢，于是率军同李世贤接战了，没想到大败而归，并导致徽州失守。
曾国藩得知后非常痛惜，他意识到李元度固然是自己的爱将，又是贴身知己，但他失去徽州绝对是因为没有服从军令之故，按理按情都应该弹劾。所以，曾国藩决定弹劾李元度。很多人纷纷站出来为李元度说情，有的人甚至指责他忘恩负义，有失恢弘之气。李鸿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争”，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最后，曾国藩顶住压力弹劾成功。
曾国藩的做法真正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令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军法的无情。
赏罚分明，体现了褒扬贬抑，指示了人们行动的方向，强化正义的进取，弱化错误的选择。赏罚分明，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或抑制，它通过奖赏，肯定了人的劳动价值乃至人生价值；通过惩罚则否定了一些错误行为和消极因素。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团队将缺乏战斗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奖赏，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将很难调动起来。所以，赏罚分明非常重要。赏，既要有实惠的物质奖励，也要有精神褒奖，重赏之下，才必有勇夫。现代心理学表明，精神奖励必不可少，很多时候甚至比物质奖励更能激励一个人。“士为知己者死”就是很好的例证。
与此相反，没有人愿意受罚，但是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团体的规则，这样才能保证团体的有序运转，否则团体就形不成凝聚力，自然也就没有战斗力了。
同时，赏罚分明更好地起到的是榜样的作用，好的榜样和坏的榜样都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但是只要很好地把握住界限，进行区别对待，就能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总之，赏罚分明，胡萝卜和大棒一个都不能少，都要熟练地运用之，才能使团队充满战斗力，成就一番伟业。
人才不仅要用，还要教
用人不光要“用”，还要“教”，也就是要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人才是锻炼出来的，所以领导者不要眼光太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
建立良好的培训机制是现代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显然，任何企业都希望能吸引来更多更好的人才。但是，企业若想不断地发展，光把人才吸引来了还不够，还得让人才不断成长，做出更多、更大的创新，而这就离不开对人才的不断培训了。人才接受培训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通过学习人才就能不断进行知识的更新和储备。企业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对人才进行培训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良好途径。
在今天成为企业共识的人才培训，其实曾国藩早就实行过了，而且效果很不错。
曾国藩在用人上提出了几个原则，其中有一点是“勤教”。也就是说，用人不光要“用”，还要“教”，也就是要注重对人才的培养。
曾国藩曾明确地提出过“人才由陶冶而成”的主张。他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勉励磨炼而出耳。”他认为人才是锻炼出来的，所以领导者不要眼光太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他引用《淮南子》论说：“功劳可通过努力来建立，名声可通过努力来获取。”董仲舒说：“努力地做学问，知识就会广博；努力按理行事，道德修养会天天进步。”《中庸》里所说的“别人花一分功夫，你要花上百分，别人花十分功夫，你要花上千分”的话，就是要人多努力付出。曾国藩的这一主张在他的用人中有着明确的体现。
在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他就很重视下属们的思想教育和学习。因为他知道，要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湘军捏合成一个整体，具备很强的战斗力，打败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就必须有严格的思想教育，来统一他们的认识。
为了让知识程度很低的湘军能够遵守军纪，曾国藩写了《爱民歌》《保守平安歌》，透过浅显易懂的军歌，去教育湘军要善待各地的民众，不要横行霸道，以免造成居民的反感。
此外，每个月固定的全军操练日，曾国藩还不厌其烦地亲临训话。训话的内容涵盖了严禁扰民、作战不怕死等军纪。为强化10多万湘军的共识，曾国藩还把《四书》《孝经》等书籍，下发到每一个士兵手中，把部队变成学习型组织，把湘军塑造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战斗部队。
对一些幕僚，他采取的是潜移默化、循循善诱的教导方法。对在身边的幕僚，他通过谈心、定期考核等方式加以调教，对于不在身边的，则以写信、批牍或定期接见的办法，加以开导启迪，正如薛福成所言：“有师弟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每逢“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教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划。别后则驰书告诫。”
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肯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于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对于幕僚相似。曾国藩在“书札”与“批札”中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还有一些值得借鉴之处。比如，他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除了一些直接破格提升委以重任者外，其余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的经常性训话、交谈和约束。通过这样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描述幕府：“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
曾国藩还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渭、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和陶冶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奏折上。早年的新科翰林李鸿章来拜访曾国藩，等得走后，曾国藩便对夫人说道：“李安部郎的世兄，我瞧他非但声朗气清，且是鹤形，异日的名位，必定在我之上。”后来他多次考察李鸿章，折服他的傲气，李鸿章大彻大悟，遂脱颖而出，成为清政府一代名臣。
对领导者来说，即使手下的人才都是精英，也会随时间的推移出现懒惰、散漫、狂妄、迷忙等现象，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产生一些新问题，这就要通过经常性的培训学习和系统的讨论研究来明确目标、改正观念、端正态度、丰富知识和提高技能，使人才们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尽其职责，实现决策者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