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自己的人脉资源，为了拓展自己的前进道路，一定要学会适时地给别人一个牢靠的肩膀，让别人能得到好处。这样做之后，你的声誉将不断增加，你的肩膀也将会有巨人肩膀的伟岸。
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贵人的相助，而在得到别人帮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给别人提供帮助。在人际交往中，互相帮助、提携和促进，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以互惠互利为原则的。互惠原则讲求的是一种利人利己、双赢的人际关系模式。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个人踩跷跷板一样，想和谐相处就要保持双方支出的平衡和对等。一旦彼此的交换不对等，那么就会像跷跷板一样失衡。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跷跷板定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如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而要高低交错，如此整个过程才好玩。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具备多种因素，除了自己的主观努力外，借助外力是最主要的因素。荀子说：借助于车马的人，不必自己跑得快，却能远行千里；借助于舟船的人，不必自己善水性，却能渡江河。君子的本性与别人无异，只是因为他善于借助和利用外物，所以就不同了。但是，借力的前提是先给别人好处，正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当一个人受到恩惠时，他就会感到有义务去回报。
曾国藩的成功借助了很多人的力量，他也从中看到了借力的重要性。曾国藩身居高位后，很多人投到了他门下。随着曾国藩的声名鹊起，这些幕僚也大多都得到了任用。而这些人得到好处后，对曾国藩自然感恩戴德、歌功颂德，从而使曾国藩的声名日隆。同时，这些人遍布四面八方，也帮助曾国藩打造了一个结实牢靠的湘军政治军事集团，成为曾国藩最大的政治资本。
曾国藩起初并不重视保举人才，他主张的是“不妄保举，不乱用钱”。他带兵打下武汉后，“仅保三百人”，而胡林翼一次就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众多。两相对比，很多人便纷纷选投胡林翼门下，一些原来跟随曾国藩的人也改换门庭。
曾国藩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也觉得如果有人跟着自己很多年，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和提升，自然心有不甘，这也是人之常情。对这个问题，曾国藩的一些贴身幕僚，像刘蓉、赵烈文等，也多次向他进言。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好士，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可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还是离开您了呢？以前的就不必说了，就说最近一段时间相继离开的那些人吧，是他们有负于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他们没有用而放弃了他们呢？都不是。来投奔您的人，除了少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大部分是为求利而来的。假如得不到发展的机会，那么他们将都会销声匿迹，又怎么会肯来为您所用呢？所以明智的用人者，一定要满足人才的欲望，这样千里马才会认为遇到了伯乐，才会竭尽才力来报答您。这样，您才能合众人之私，而成就一人之公，完成您所从事的事业。”
赵烈文的“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让曾国藩茅塞顿开，于是他从此改变作风，大力保举人才。1854年，湘军攻克武汉，这是清军从太平军手中所攻克的第一座省城，朝廷上下都十分振奋。曾国藩把握住这个机遇，开了一大堆名单，请求朝廷奖励。咸丰皇帝很高兴，批准了曾国藩的全部请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这些人由此崭露头角，这对于鼓励湘军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看到这样做原来这么有好处，于是以后凡是有重大战功，他都要保举一大批人。像安庆之战，他将功劳归于胡林翼；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他又将功劳归于将领们，在保单中开列的有功人员就有1000多名，参战部队的统领、分统、营官等几乎一个不落。据统计，曾国藩的幕僚有四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得到过他的保举。所以他的幕僚，即使不是实缺的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的名堂。这其中，有26人成为了督抚一级的大员，50人成为了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就数不胜数了。因此，可以说只要进入曾国藩幕府，就会有升迁的机会。这样，人们自然就拼命地前来投奔他。而曾国藩本人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他和他的人才之间，正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下属得到了提升，他的影响力自然就更大了。所以他后来感慨地总结道：“凡是遇到利益问题，要注意分配；凡是遇到名声问题，要注意分享，这样才能成大事。”
虽说自私是人的本性，但这样的本性对成就大业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久而久之，交往的人将会越来越少。而如果把利益和别人来分享，就能赢得更多人的青睐，就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机会。所以，为了增加自己的人脉资源，为了拓展自己的前进道路，一定要学会适时地给别人一个牢靠的肩膀，让别人能得到好处。这样做之后，你的声誉将不断增加，你的肩膀也将会有巨人肩膀的伟岸。
把功劳多让点给别人
只盯着功劳，甚至据为己有，就会大失人心，乃至众叛亲离，有损自己的声誉，看似得到了，其实是失去了。相反，如果能够把功劳让给别人，就不仅得到了美名，还会得到别人的真心拥戴和真情回报。
社会是一个金字塔，越往高处走越艰难，机会越少，竞争却越激烈。所以，当人们都卯足了劲儿往上爬的时候，常会把别人的所得看成是自己的失去，进而产生争名夺利的心理。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不是得不偿失，就是两败俱伤。因为只盯着功劳，甚至据为己有，就会大失人心，乃至众叛亲离，有损自己的声誉，看似得到了，其实是失去了。相反，如果能够把功劳让给别人，就不仅得到了美名，还会得到别人的真心拥戴和真情回报。
儒家提出了“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立人，就是培养锻炼人才，使其成材；达人，就是帮助人才去功成名就。曾国藩非常推崇这一点，他把是否施于人的问题当作识量大小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孟子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都是“恕”“仁”。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就能说明这个人见识广博胸襟广阔，否则就是见识短浅肚量狭隘。他还认为：“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把成名、成功的机会和功劳让给别人，这就是曾国藩对“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一种具体应用和实践。
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时，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会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往往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而曾国藩提到的这些人，每一个都对曾国藩的成功出力不少。
在对待官文的事情上，曾国藩将这一理念实行得尤其出色。
官文对湘军成见很大，但是他一边暗地里给湘军使绊子，一边表面上又表现得很友好，甚至恭恭敬敬。事实上，因为湘军的胜利，他也因此沾了不少的光，被封为了一等伯爵。对官文的所作所为，曾国藩心知肚明，但他更深知，得罪这样的人就等于为湘军多树了一个敌人，这不利于湘军的发展。据他观察，官文此人很贪图利益，只要能得到好处，就马上会说你的好话。曾国藩利用这一点，给了官文一个大大的好处。他上书朝廷，建议军队改制后长江水师的统领让官文来做，大家全都做他的副手。这样一来，官文自然会站在湘军的一边，还帮着曾国藩的湘军做事。于是，曾国藩不但消除了一个很大的阻碍，还为湘军带来了切实的好处。后来的事实证明，推一个满人出来做领导的做法是极为明智的。这体现了曾国藩的“推功让贤”和“与人为善”的思想是何等的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