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风波恶，官场如战场。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处处都有陷阱，时时都有危机。要想安全地走好每一步，甚至善始善终，就很有必要学学曾国藩的“稳慎”之道。只有稳打稳扎，谨言慎行，经常警醒自己，才是永久长盛的正确选择。小心谨慎，可成大事，这是无数前人用血与泪换来的真理。
耐烦是人生第一要义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才能产生智慧，方能处变不惊，也才能安稳如山。
浮躁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常态，一种可怕的常态，由此也滋生了不满、牢骚、冲动、愤懑、躁动、急功近利、半途而废等等情绪和行为的出现。
在先进的教学制度和公司管理制度下，唯成绩论、工作绩效制、末位淘汰制教会了人们用成绩说话、用结果说话。尽管也不断有人站出来呼吁“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要享受过程”，可是当过程太过漫长或是不一定会有结果的时候，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潜下心来去品味过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变得看重结果，甚至只看结果。而判断一件事是否值得去做的标准也变成了“有没有结果”，或者“能不能尽快看到结果”。如果不能，便选择放弃。因而，浮躁便成了必然。
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从过程到结果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在这段路程中，要经受挫折困境的磨炼；忍受孤独寂寞的煎熬；接受风霜雨雪的考验；承受世俗冷漠的非议，更重要的是要说服自己的心，能够以平常心来对待这横在面前的一切，只有这样，才能在经历挫折后看到奋斗的结果。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平常心，其实前人早就提出来了，比如“宁静致远，淡泊明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等，而对身处危局的曾国藩来说，要想在世事纷乱、时局动荡的官场成就一番大事，没有耐烦的修养和精神是做不到的。
曾国藩认为：做事须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他说：“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也。”他认为，为官之道，首在耐烦，也就是要忍别人所不能忍。他说的耐烦，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遇事冷静，不可急躁行事。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对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才能产生智慧，方能处变不惊，也才能安稳如山。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够做到耐烦，这主要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他还引用庄子的话“美成在久”（意思是“美名成功在于时间的积累”）来教导身边的人。
他对大家说：“骤然为人信服的人，他所得到的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因为一个人如果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力；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运转的，让人们不知不觉，但他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却由于花果的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靠时间积累出来的美名是最结实、最吸引人的，但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不耐烦的人是做不到的。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耐”；我曾说做到了“贞”，就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将这些修养运用于官场中，获益良多。
曾国藩的仕途固然有过连续跳级的辉煌，同样也有过受人排挤、被人责骂、让人冷落的挫败，还有来自朝廷的猜疑和同僚的攻击。在湘军和太平军作战初期，湘军败多胜少，他面对着地方官员的不支持、同行的讥讽、粮饷要自筹等问题；因失败的自杀，为他带来了湖南军政各方的讥讽，甚至遭遇在长沙城外被闭门不纳的羞辱；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的低迷，更使他遭遇到了地方政府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等种种磨难，在走投无路之下，他再一次投水自杀，幸未遂，然而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
在他的仕途中，不顺心的事比顺心的事多得多，虽然他曾有过自杀的举动，但历经磨炼后终于还是跨过了这些障碍，将自己的人生境界进一步提升。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很难，但只要走过去了，就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所以，他的耐烦和坚持，让他不断拓展着自己人生的高度和广度，最终收获了人生的品位和事业的大成。
曾国藩认为，历来古之英雄豪杰最忌“难禁风浪”，因此他在官场生涯中，随时提醒自己要有耐烦的功夫，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因为这对身体非常有害。”
曾国藩晚年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路时曾感慨道：“天下绝对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大致上，出来为官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受到人们的称赞，而没有被某些人所诋毁的，或者只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抱怨的。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从‘耐烦’两个字上痛下工夫。”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冷板凳坐得时间久了，这其中的寂寞、孤独和平淡一般人都难以忍受，多半中途放弃，所以最后能做到坚持本心的也就少之又少了。因此，能耐住寂寞安心坐住冷板凳的人最终都能有所成就。
实际上，“耐烦”更是一种可贵的意志和精神。正如宋代大文豪苏轼所说：“古之成大事者不乏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能够“耐烦”的人，都是能够安心于己的人；都是淡定自若、脚踏实地的人；都是能用心尽力地做好眼前之事的人；都是对事业有着执著追求的人。只有能够“耐烦”，才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真正做到忘怀得失，淡泊名利。
绝不越雷池半步
不越雷池半步是一种恪守本分，是一种人生智慧，更是一种做人的操守。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懂得遵守一定的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相对于很多形成条文的规章制度，那些全凭人们自觉和修养来遵守的规范，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
忠诚是现代职场不可或缺的品质之一。其实，历来人们都很看重“忠”。“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
曾国藩曾经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曾经有被黄袍加身的可能，但这些都被他巧妙地化解了。或许会有人说他傻，错过了如此的大好良机，一腔鸿志也失去了最大的施展空间。但对曾国藩来说，这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在他心中，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才是根深蒂固的，而他也一直极力推崇“忠义”二字。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
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
由此可以清晰看出，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他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于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受命到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进犯。从此，他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曾国藩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正是靠着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走向了权利的顶峰，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也一点不为过。曾国藩能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更重要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地让他去担当剿灭太平军的重任。
他还要求身边的人也要为国尽忠。在写给子侄的家书中，他更是屡次强调，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地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
曾国藩显赫的战功带给他的不仅是声望，还有同行的嫉妒。但他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他在给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的信中说：
吾两家门第太盛，人嫉鬼瞅，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亦别无保家之法。
有这样的想法，才会有后来曾氏兄弟满门封侯，大功告成后，在当时风行一时的“劝进”浪潮中，曾国藩岿然不为所动，既保护了自己和家人、朋友、部下，也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名节。
曾国藩的一位朱姓幕府记录了一则南京城攻破后的湘军秘闻：
南京破城，太平天国覆亡后，曾国藩亲审李秀成，那天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他进入卧室小憩，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云集大厅，请见大帅。曾国藩并不说话，等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的九弟曾国荃来到后，曾国藩态度很严肃地令大家就座，也不问众将来意，命随员去拿纸笔，然后在最好的大红纸上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后，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看后，表情不一。
可见，曾国藩是知道众将的来意的，但是这可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并且和自己尽忠报国的主张相悖，所以用对联点破，并不明言。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卖力的是王闿运、郭嵩焘、李元度。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审慎的记载。
李元度的贺联被斥责，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合曾国藩的心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上，上书：
天子预开麟阁待；
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王闿运与曾国藩及湘军将领过从甚密，他曾三次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都被曾国藩巧妙化解。于是，他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闿运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对曾国藩恪守名分、不越雷池半步的行为赞叹不已。
不越雷池半步是一种恪守本分，是一种人生智慧，更是一种做人的操守。如今，有些人动不动便钻政策的漏洞、法律的空子，还自诩为聪明。殊不知，一个连最起码的做人操守都缺乏的人，走的每一步前面都有可能是万丈深渊，稍有忘形就可能没有机会再爬起来。相反，一个恪守操守的人，则可以安顿心神，培养自己的刚强之气，交到真心的朋友，得到真诚的相助，从而会多了一份专注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进而无坚不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