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读书随笔(5)
张居正三题
之一：张居正与考成法及其启示
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几次重大改革相比，我个人认为，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变法，是改革范围最广，收效最好的一次，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张居正首先进行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为以后实行一条鞭法等经济改革提供了组织保障。张居正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考成法。
万历元年六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实行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加大对官员的监管力度，督促一切政务的进行。具体方案是在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是底册，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把其中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剔除之后，其余项目再列成两本同样的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定期检查，如果有积压未按时完成的，就由各科上奏候旨；另一本送到内阁备查。为使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张居正在明朝祖制六科控制六部的基础上，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样内阁—六科—六部，由内阁出政策，六部抓落实，六科抓监督，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管理体系，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在完善政治体制方面的一大创举。
张居正之所以选择考成法作为他一系列改革的突破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在成也。”“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
在张居正看来，朝廷颁发的法令、章程，案牍劳神，不可谓不多；“置邮而传之四方”，不可谓不及时，但效果如何？大小官员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看过之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后，便进入另一衙门归档。在这种情况下，你提出再好的改革方案，又有何用？
在这种官场积习之下，考成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呢？我们不妨以万历三年整顿驿递为例，看一下考成法的作用。太祖时代，非有军国大事，谁都没有使用驿递的权力，即使是公、侯、附马、都督奉命出差的时候，也只许随带从人一名。以后的条例，逐渐宽大。太祖时代，给驿条例只有6条，嘉靖三十七年，增到51条。兵部可以填发勘合（相当于今天的护照）送人，各省也可填发勘合送人。领用勘合的人，没有缴还的限期，一张勘合成为终身的护照，自己不用，还可转赠别人。不少官员到了驿站之后，百般索取，要粮食，要柴炭，要酒席，要蔬菜，要夫，要马，大大加重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张居正则明确规定：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其实嘉靖、隆庆年间，也都做出过一些限制，但最后都变成废纸一张。为什么呢？没抓落实。张居正首先从自己做起。他的儿子回江陵应试，自己雇车；他的父亲过生日，他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去祝寿；万历八年，他的次弟张居敬病重，回家乡调理，保定巡抚张卤发出勘合，居正给退了回去；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行驰驿，被言官弹劾，其子的官荫被革去。考成法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在财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绩最为显著。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所以它像一根鞭子，督促各级官员不得不为开源节流方面狠下工夫。根据隆庆二三年间（1568—1569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250万两，支出400多万两，财政赤字150万两；在考成法实施三年之后，库存银达703万两，每年正常开支390余万两，尚有盈余300万两，京师地区的存粮可支七八年，这是怎样辉煌的成就！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张居正的考成法，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漏洞，比如，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那么谁控制内阁？大约应该是皇帝。谁控制皇帝呢？没人控制皇帝。这是人治不可避免的漏洞。今天我们提出依法治国，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也看到，虽然法令、法规制定了不少，但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法不依，是权大于法；虽然制定了不少决策、决议，但往往只落实在会议室里，落实到了纸上，而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结果上。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强决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落实，抓执法。而这些，都离不开有一套廉洁高效、相互制衡的管理体制作为保障。“政以人举”，这就是张居正和他的考成法给予我们的启示。
原载《杂文报》2003年2月25日
之二：改革者的背影
在中国，改革者的事业是显赫的，但改革者的背影往往是悲凉的。“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历史中得来的智慧。想想也是，从管仲、子产、商鞅、桑弘羊到王叔文、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结局都不怎么美妙。以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为例，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秦惠王追杀，并遭车裂之刑；王安石得遇天纵英断的宋神宗，断断续续居相位九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南宋时的人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但他从变法之初就一直受到朋党的指责和掣肘，在神宗死后的第二年，新法全废，他自己也忧愤而死，甚至在元人所写的《宋史》中仍摆脱不了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的诬枉；张居正辅佐幼主明神宗变法十年，使大明帝国从隆庆二三年间（1568—1569年）每年收入250万两，支出400多万两，财政赤字150万两发展成为有国库存银1250万两，但死后仅仅九个月，官荫谥号被革除，并遭抄家之祸，长子自杀，三子自杀未遂，全家被饿死者十余口。
“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一句沉甸甸的话，一句令人心碎的话。难道没有可以“幸免于难”的吗？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了的。
首先，变与不变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没有绝对的不变，只有相对的变化，而改革只是相对变化较为显著者。为什么别的不那么显著的变化不会激起士大夫的反对，而改革却往往引起“民怨沸腾”（更准确说，是士怨沸腾，下面当详论之）呢？因为人心思稳，天下思定，这是从帝王到庶民都有的一种心理定势。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与“祖宗之法不可变”相比，前者绝对缺乏群众心理基础。
第二，没有皇帝的支持，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进行。当年奥匈帝国的宰相俾斯麦向李鸿章传授为官之道时说：“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的确，商鞅之与秦孝公、王安石之与宋神宗、张居正之与明神宗，皆因遇明主或幼主才得以实现其变法的主张。但是他们的主子终究会死或者“觉悟”过来，继任者和“觉悟”的皇帝往往不买改革的账。比如，商鞅变法之初，太子犯法，为树诚信，他的两个师傅成了替罪羊，一个脸上被刺了字，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但当太子一朝成了秦惠王，商鞅还有好日子过吗？也就是说，他们改革取得的成功是某个皇帝的专制所赐，而他们的坏下场则是由另一个皇帝的专制造成的。如张居正，不过是从权相的专制还原为皇帝的专制而已，性质是一样的。
第三，所有的改革，不可能不触及官僚阶层和富豪的利益。因为天下的财富不在民则在官，以国富民强为目的的改革，往往是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要节流，就要裁军、裁汰冗官，甚至是裁减宫中的花费；要开源，就要从富豪手中多收税。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然会得罪巨室，引起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也是阻挠改革的最中坚力量。
第四，张居正说：“治国之要，吏治为先。”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一支行之有效的官僚队伍，要用一批人，要罢黜一批人，而官吏的任免缺乏民主和法律程序，全由改革者专权或假皇帝之权施行，这就必然会引起党派之争。梁启超说：“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朋党之祸，纯是内耗，这不仅使改革在当时无法顺利推行，也是使改革遭遇翻盘之厄的组织上的原因。
第五，改革的成效到底如何，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宋神宗评定王安石变法时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于百姓何所不便？”从前的宰相文彦博却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说，士大夫和老百姓对改革的看法往往是不同的，百姓多言其利，而士大夫多言其弊。尤为悖谬的是，老百姓不会记录历史，只有士大夫才会。而当这个问题和朋党之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后世的史官是反对派一系，那么他们就会对改革极尽诋诬之能事，如《宋史》。这是改革者往往被“妖魔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改革者的个人性格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改革者，而有个性的人在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度就会受到非议，比如张居正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他以非常之人自况，不就等于说别的大臣都是庸碌之辈吗？另一方面，改革者随着事业的成功，心态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商鞅，到后来居功自傲到出行都要讲排场，“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张居正从北京回江陵归葬父亲时候，乘坐着三十二抬大轿，轿内饮食起居一应俱全，一路有蓟镇总兵戚继光派来的铳手、箭手随同保护，沿路巡抚和巡按御史出疆迎送，府、州、县官跪着迎接。按规矩，连公侯谒见王爷的时候都要执臣子之礼，可是张居正沿途见襄王、唐王的时候，却坐到了主座上。后期言谈中甚至出现了“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自任而谁任耶”之类颐指气使的话。所有这些，必然遗人把柄，一旦改革大业翻盘，就会成为别人进行攻击的有力证据。
上述六种，大致概括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原因，具体到某个人来说，还会有一些偶然的或特殊的原因，但主要的就这几种，而其中最为本质的是第二条，再升华一下就是：上述所有的改革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要巩固、加强君王或皇帝的专制统治，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可以改革，但不能触及专制统治模式。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改革专制统治的觉悟和意识，而只要不改变专制政体，那么改革者的坏下场就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这永远是一个悖论。
谁都知道改革没有好下场，可是为什么在某些历史关头，总会有一些风云人物挺身而出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做个庸官最保险？这就是所谓风云际会。这些改革者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一旦时机来临，没有一个人会因事后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变故而退缩，他们的情怀是：拯生民于水火，舍我其谁？
人们看到，每一次的改革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果，但改革之后会有反弹，改革的成果会在转眼之间丧失殆尽。所以有人说改革是一场悲剧。我不这么看。我想社会是螺旋式地上升，而改革就是社会上升的阶梯。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被葬送，所有已经发生的改革都未能改变封建社会灭亡的周期率，但改革的历史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一次改革没有质的变化，两次改革没有质的变化，但积累久了，就会从中孕育出革命的火种，所以希冀一下子就能培植或引入一套先进的发达的政治制度是不现实的。这正如煤的形成，是木头埋在地底下，经过很长时间才变成宝藏，最后放出耀眼光辉的，改革的光芒也往往是在很长的时间之后才放出异彩，而我们的历史正是因为这些异彩而流成了一条光明河。
原载《教师报》，作于2003年
之三：难以贪廉论英雄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大致分如下四种：第一等，廉而能干事；第二等，贪而能干事；第三等，廉而不能干事；第四等，贪而不能干事。常听一些老百姓说，我们不怕他贪，只要能帮老百姓干事，就行。有些官员，倒是有清廉之名，可是在任期间，一无所为，在老百姓的口碑中，反不如那些贪而能干成点事的人。
这不是诲贪诲腐，而是老百姓在现实政治体制下做出的一种非常务实非常无奈的选择。
拿明末改革家张居正来说，历史学家多责其虚伪，说他似廉实贪。我较同意《张居正大传》一书作者朱东润先生的分析：“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我的看法是：一、张居正基本上做到了廉洁自律，但他的家人则可以说是贪婪的。二、他的廉洁自律是分场合分对象的，能贪污时也贪污。三、他的贪迹与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相比，是可以原谅的。
先说其廉。在推行考成法时，他言辞峻切；在廉洁自律方面，他有时也做得极为苛刻。万历三年，整顿驿递。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乡里祝寿；次弟居敬病重，需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破例发给通行证，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他的家仆游七因为与外面的官员有勾结，还曾遭过一顿痛打。
张居正在与诸大臣来往的书信中有很多拒绝礼物的记载，像“厚惠概不敢当，谨用纳璧”、“厚仪概不敢当，谨以璧诸使者”等字眼，数不胜数。他在答两广总督刘凝斋的书信中有一大段论防腐反腐的话，说得非常透辟：“监司抚按，取受不严，交际太多，费用太泛，皆嘉隆以来积习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广中为甚。自不穀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类者，不取之民而孰办耶？夫以肉驱蝇，蝇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驱之也。司道之取与不严，欲有司之从令，不可得矣；督抚之取与不严，欲司道之从令，不可得矣。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绝也，钻刺之门，未常墐也，虽餮荼茹菫，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帅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此外，他还多次说过自己门前冷落，“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
在明末腐化风气早已弥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张居正能保持那么高拒腐防变的觉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的廉洁不能说是虚伪。
再说其贪。前面说过，当时空气中弥漫着腐化的气息，连戚继光、李成梁这样功业卓著的领兵名将也在送厚礼。蓟辽总督梁梦龙为了谋吏部尚书一职，给掌印太监冯保一次就送了3万两银子。更早些时，首辅高拱提名贪名很大的殷正茂任广西巡抚，进攻广西古田叛僮。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果然是这个殷正茂平定了叛乱。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作为腐化势力主要进攻对象的张居正，很难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在江陵，当地官员历时三年，耗资20万两银子，为张居正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师府第，他自己拿出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在北京，他建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壮丽不减王公。他的门生刘台在万历四年上疏弹劾，说他“起大第于江陵，费到十万，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又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这些话中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张居正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则是事实。
另一种解释是，在张居正任内阁首辅的前期，他的廉洁自律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后来，权势炙手可热，贪欲也跟着膨胀起来。据说严嵩收藏中十分之二的精品，最终归于张居正。而他奉旨归葬时，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历史学家王春瑜帮我们算过一笔账：做官前，张居正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当了内阁首辅后，按一品官月俸87石米计算，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2万余两。可是光他送掌印太监冯保的礼物就有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金3万两，银10万两。从张居正抄出的财产，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8万余顷。
我个人认为不可尽信由当年张居正的政敌提供的这些数字，他总体来说不能算贪官，当然也不能算清官，只能说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家。事实上，对有些历史人物，很难做简单的道德评判。像古代改革家商鞅、桑弘羊都有自身腐败的行径，这说明，由体制产生的腐败比因个人道德品质产生的腐败要可怕一万倍。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考量某些历史人物的时候，的确难以贪廉论英雄，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才会提出他们独特的对官员的四大考评标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难以”不是“不以”，因为在任何时候，贪污腐败都是劣迹而不会成为有本事的证明。尤其是像胡长清、成克杰等贪而不能干事的官员，与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扭曲的价值观，产生于扭曲的现实。有谁告诉我，哪样的现实是未被扭曲的呢？
原载《教师报》，作于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