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大家风采(3)
袁行霈：儒雅的师长
在北大中文系，当得起“儒雅”二字的，老一辈教授中非林庚先生莫属，接下来就该是他的学生袁行霈了。这固然得益于其研究对象古典文学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知行合一，注重学问与道德的合一，因而这份儒雅是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不会随其身份、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拿袁行霈先生来说，他有很多兼职，曾经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十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现在还担任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但他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定位：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他说：“教书是我的本业，也是我的天职。如果我不能胜任教书育人的工作，就不配做这个国学院院长；如果我不能做一个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的学者，也就不能做中央文史馆馆长。”
一.为人师表：雅量高致
袁行霈先生1957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留校任教，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送走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对于学子们来说，他的课已经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美好的记忆。
上袁行霈先生的课，的确是一种美的享受。他的板书一直坚持竖写的习惯，一行行地从右到左，俊秀飘逸，一节课下来，黑板上留下的就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他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古代的大诗人称为自己的好朋友，在课堂上自然经常吟诵他们的诗，那优美的音质，那潇洒的气度，陶醉过无数前来听讲的学子。他的课是北大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每当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袁行霈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基础课，以及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专题研究课，成为那个时代中文系学子心目中的经典课程，成为大家心目中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听过袁先生课的人，问及他们的感受，他们首先想到的词多半是“如沐春风”。有位学生说：“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咦，一节课就过去了。”
袁先生带博士生后，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博士生曹胜高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国学研究院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时，袁先生在讲话中都要提到：这里的学生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的论文，一篇是个人品德的“论文”。他要求学生做到学问与道德的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他的学生中才涌现出孟二冬这样的时代俊彦和学界翘楚。而他本人先后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北京市人民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并于2006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被北大师生公认的“北大教师最高荣誉”。
二.治学之道：横通与纵通
作为一名治古典文学的学者，袁行霈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同时在文学批评史特别是诗学史方面卓有建树。但他并没有囿于这些，而是由此延伸，开拓出一派雅正恢宏的气象和格局。
早在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报》发表《横通与纵通》的文章，提出自己的治学主张。“横通”一词出自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原是贬义词，袁先生借来赋予它褒义，加以发挥，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要左右打通。“纵通”的含义是，对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有纵向的把握，虽然是局部的问题也要做历史的、系统的考察，要上下打通。“纵通”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加强对学术史的关注和了解。研究一个问题，必先注意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到学术的前沿，将研究工作的起点提高，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达到新的水平。
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一书，即是横通与纵通的成功尝试。后来他用20年的时间撰写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和《陶渊明影像》三本书，把自己的学术能量像使用激光一样，都释放在陶渊明这一个点上，以求重点突破、带动一般。又由文学史而美术史、音乐史，继而从中国文学史出发，扩大到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由他担任主编，约请19所高校的29位学者共同完成的4卷本《中国文学史》，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至今已经印刷了多次，被许多高校采用。他与北大36位学者一起，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编辑出版了4卷本160万字的《中华文明史》，为承传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书正由美国汉学家翻译为英文，英译本将于201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斋中的袁行霈喜欢西方古典音乐，常常一边欣赏音乐一边读帖。他说：“眼前是二王，颜柳，苏黄米蔡，耳边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书法与音乐，中国和欧洲，颇有可以沟通的地方。巴赫与颜真卿的恢宏，贝多芬与苏东坡的雄放，肖邦与文征明的俊逸，往往令我惊异其间的相似。当读到笔墨酣畅之处，又恰逢五音繁会之际，浸润在一片不可言说的愉悦之中，如痴如醉，物我两忘，不知时光之流逝。”这大概就是文化的融会贯通之境吧。
三.尊重人才，开门办馆
袁行霈自1999年开始，先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他是继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萧乾、启功之后的第7任馆长。这固然是他的荣誉，但他更视之为一种社会责任。文史研究馆是名流耆宿汇集之地，如何延揽人才，凝聚广大馆员的智慧和力量，为弘扬传统文化添砖加瓦，便成为袁行霈工作的着眼点和突破口。去年年初，在他的提议下，任继愈、饶宗颐等6人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任继愈先生去世后，他撰挽联“哲人萎矣更留有千株桃李，魂气何之应化为万朵莲花”以示哀悼。
他多次在会上强调文史馆要面向社会，开门办馆，服务大局，回报人民。当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袁行霈和中央、地方各馆的数百名馆员精心创作了360余幅书画作品赠给灾区。他还将自己书写的对联交由荣宝斋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他注意到文史研究馆馆员中有很多著名诗人，但一直没有一本综合的诗选，便动员各方力量，经过5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收录90位馆员约2000首作品，保存了一份重要的文学史料。他的另一大手笔是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是国家重点文化项目，由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出任组委会主任，并与袁行霈馆长共同出任主编。全书按照当前行政区划分为34卷，预计1500万字，将于2012年出版，可称为集全国文史研究馆之力编写的分省“文化地图”。袁行霈说：“对参加工作的馆员和馆外专家，第一要尊重，第二要尊重，第三还是要尊重。”
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同事眼中，袁行霈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平易近人、非常低调；对待工作则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这是他的为人之道，绝非谦虚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话语。
从教室到书斋再到社会，从教授、学者到馆长，袁行霈都以高洁、扎实的道德学问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并集前人的两句诗“表里俱澄澈（张孝祥词句），心迹喜双清（杜甫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大约只有表里澄澈、心迹双清如袁行霈这样的人，才能有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吧？
永不掉队的高莽
作家高莽的书房内有一个专柜摆放着自己的著译和绘画作品，紧挨在旁边的是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说：“我的中文底子薄，得不停补课。”
高莽小时候上的是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学校，十年制，这个学校的语文课程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使他从小就对故事性好、音乐性强、文字优美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发生了兴趣。十七岁就开始在当地报纸发表译文，当时高兴得一蹦老高，手摸着了天棚。
1946年从延安来的著名作家草明在哈尔滨看一个照片展览，指着高莽翻译的说明，说他语言不纯，中文底子不好，这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训。他开始用心琢磨汉语的文法、结构、叙述方法，并大量阅读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大后方的、抗战区作家的作品。
高莽说，高尔基的大学是“在人间”，他的大学是从事翻译，第一个引路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戈宝权。1949年，戈宝权赴苏路过哈尔滨，看见报纸上有不少翻译、研究苏联作品的文章，提出要与译者一起开个座谈会，等了半天，只来了一个毛头小伙子。戈宝权拿出那份邀请人名单，小伙子一看，上面的名字全是他高莽的笔名。那时，高莽对翻译有偏见，因为伪满时期，翻译官大多不是好人。戈宝权就对他说，那要看你翻译的是什么作品，为谁翻译？这句话对高莽影响很大。他把自己的笔名由“何焉”改为“乌兰汗”，意为“红色的人”，开始自觉地为人民翻译革命的、健康向上的作品。
在几十年的翻译实践中，高莽译过小说、诗歌、电影、传记，他个人认为译得较好的是莱蒙托夫、叶赛宁的诗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两个讽刺剧本《澡堂》、《臭虫》，而对他人生影响较大的则是早期翻译的两个作品。第一个是剧本《保尔?柯察金》。当时高莽还没有读到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到这么一个“光明的人”的出现，他感到灵魂的震撼。更为传奇的是，这个剧不久由教师联合会剧团搬上了舞台，在剧中扮演冬尼娅的孙杰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而妻子在晚年像保尔?柯察金一样，也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因为妻子对油画的调色油过敏，他毅然放弃心爱的油画，改画国画。为了照顾好妻子，他推掉了很多社会活动，就是上街买菜，去邮局发信，也是来去匆匆，生怕妻子在家有点闪失。他说，自己这样做，很难说没受《保尔?柯察金》的影响。
第二个作品是一名乌克兰作家写的《永不掉队》，这篇小说写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副教授去当兵，连长是个年轻人，老训他。在战争中，两个人都负伤了。副教授轰炸坦克时，两眼炸瞎了；连长掉了一只胳膊。战争结束后，两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副教授回大学任教，连长去大学学习。在战场上大有用武之地的连长在学习上却一筹莫展。副教授告诫他：“当年在战场上你对我说不须掉队，现在你也不能掉队。”两人握手时，副教授握到的是连长的左手，这才知道连长也负伤了。这篇小说激励高莽在翻译、写作、绘画领域来回徜徉，不敢有丝毫懈怠。
他至今还记得另一个使他警醒的女编辑对他说的话。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位编辑看了高莽的一部译稿，说：“你的文字三十年没什么长进。”多少年后，当人们读到译笔优美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人与事》时，该能够从中听到译者高莽奋然前行的步伐。
有着丰富翻译实践的高莽现在却说翻译太难。当年戈宝权先生曾对他说：“我越来越不敢翻译了。”那时他不理解。出于胆大、出版需要或者自己想出点小名，越不懂时越敢翻译；现在年龄越大，对翻译的作用认识越来越重，也就越不敢翻译了。但他并没闲着。在照顾妻子之外，他创作出《文人剪影》、《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圣山行——寻找诗人普希金的足迹》、《俄罗斯大师故居》、《枯立木》等十多部作品。他还喜欢刻图章，喜欢书法，喜欢把一些破烂变成东西，如拿鸡蛋皮贴成老虎的图案，变成一个别致的器皿；用断了的镐把刻成鲁迅头像；他更喜欢画名人……他说：“我今年七十九岁了，但我希望自己能够永不掉队。”
韩静霆的“情”、“色”、才、气
酒、色、财、气，是男人的四忌，但从韩静霆身上挥洒出的“情”、“色”、才、气，却是成就这位“文坛奇才”的四种优良品质。读懂了这四种品质，也就基本读懂了韩静霆。
“情”
韩静霆的夫人、编辑型作家王作勤称自己的丈夫是“文坛‘情’场老手、画界好‘色’之徒”，是指韩静霆徜徉于文学和绘画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先说“情”。韩静霆以文学成名。从早期的《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大出殡》、《市场角落的“皇帝”》到《孙武》、《人猴共舞》，他对文学用情最专。他爱文学，是把它当成自己的存在方式，他说如果有一星期不侍弄笔墨，他的口角就会生出燎泡或口疮。为了写作文稿重达11斤、共计35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孙武》，他把自己关在饭店里，十三天不出门不接电话，写作过程中拼命地抽烟，手指烧焦了都不自觉。为了文学，他的头发慢慢脱落而又渐渐变白，他的脊背因长期伏案而变得弯曲，他的眼袋因睡眠不足而日渐臃肿下垂，去年，竟至于发生心血管血栓，住院做了一次大手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给心脏做了一次内装修。
他爱文学，是因为文学为他提供了一个自由陈情的世界。他沉湎于那个情感世界，常常陪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他常常在夜里突然把妻子叫醒，给她讲小说里的故事。当他讲到战地裸体迪斯科时，就学给她看，先是笑着跳，然后那笑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哭；写长篇小说《大出殡》时，写到男主人公智广在大风大雨天，在泥水中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劈头盖脸地打得爬来滚去，那年轻人狠狠地去踢智广的裆时，他跟着哇哇大哭起来；写《人猴共舞》是在酷暑天，他蜷缩在一个白瓷砖到顶、很像厕所或澡堂子的斗室里，门外，向左五步是尿池子，向右五步是贮满了半尺臭水的地下室；屋内，时时与蚊蝇共舞。就是在这样污浊的环境中，他的头脑中却在编织着一个幻想与现实融合为一的奇妙世界。一个卡通人物——阿娇，为了情而复活，为保护自己的主人万家鸣，她忍痛嫁给了仇人，最后壮烈自尽……
从作品中的人物可以反观韩静霆的内心世界，生活中的他的确是一个情感细腻、心地善良的至情至性之人。有一次几对名人夫妇在电视台做节目，主持人问丈夫们：平时你们对夫人的昵称是什么？轮到韩静霆回答时，他略微迟疑了一下，脸有一点红，说出两个字：“阿姨！”现场哄堂大笑。一声“阿姨”，说明韩静霆被夫人照顾得心满意足，同时也说明他是一个童心未泯、感情真挚的作家。当年，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孙武》著作权纠纷案终审胜诉后，在庆贺家宴上，为感谢妻子对自己始终如一的支持，当着很多朋友的面，他深情地、自自然然地叫了妻子一声“阿姨！”然后，含泪亲吻了妻子。
“色”
从1979年开始，韩静霆师从齐白石的关门弟子许麟庐学习绘画。他自称“白石徒孙”就是为此。20多年来，韩静霆画了多少画我不知道，但他告诉我前一阵子，他觉得自己过去十年的画太幼稚，开始撕画，“成麻袋成麻袋地撕”，这是怎样一种劲头！
他好“色”，那是真好，不是像民间一些画画儿的，是把它作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是玩，是健身；他不同，他是把绘画作为挥洒自己情感与个性的天地，是创造的天堂。他说，画画的时候，笔和纸和墨和水结合在一起，瞬间发生的那些变化，会使你的创作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使你的灵感找到发挥的空间。所以他认为每一张画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每一次运笔时，墨在纸上发生的变化都是不可能重复的。他最推崇的文人画家，第一就是徐青藤，徐青藤画的葡萄，点点都是墨痕，都是情感。
他大胆用色，不落俗套。他学苏东坡用朱笔画竹子，他把民间大红大紫的概念色结合在一起，反而相得益彰，产生了非常好的观看效果。
他见有些人被封为“牡丹王”、“猫王”之后，停滞不前，只是重复自己，认为这种现象很可悲。他说：你拿出去的画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展示给别人看。毫无创新，千人一面，这是某些画家走向穷途末路的原因所在。
看韩静霆的画，你不会有这种感觉，相反，你会受到震撼。你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追求与向往，矛盾与困惑，憧憬与渴望。他画奔马，为画斋取名“嘶鸣堂”；画达摩顿悟图；画参禅高僧和身旁的蜘蛛网；画老子出关图；画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画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画唐诗宋词的意境……画中的人物，因被极度变形抽象而显得气韵高古；花鸟，因色彩艳丽而透出勃勃生机；山水，因构图妙险而让人感觉超凡脱俗。总之，那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是一个导引韩静霆超越世俗、返璞归真的世界，是一个宣泻情感、张扬自我的世界。
迄今，韩静霆已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及穗、闽等地举办个展八次，画作为澳大利亚总理、瑞典王室、日本桥本家族及许多收藏鉴赏家收藏，成为文人画中的佼佼者。
人称韩静霆是“文坛奇才”，他的奇在于他的“通”。他大学学的是二胡、琵琶，以写小说成名，后来在绘画上打开一片局面，这已属不易；尤为难得的是，他不仅在所涉的每一个领域均能成大气候，而且已融会贯通，臻入化境。比如，你可以从他的小说中读出画面，从他的绘画中读出节奏。
骨子里，韩静霆是个豪放派诗人。他的诗人气质使他特别适于作词，由他创作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唱遍大江南北，就是明证；他还担任过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文化部及央视春节歌舞晚会等大型活动的策划和总撰稿，那些激昂慷慨的台词，常常让我想起李白、苏东坡的神韵；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题画诗，那些诗，全是即席口占，是对他未尽画意的补充，对观众来说，则是一次愉悦的书法欣赏。比如，他为自己的乌骓马图题词：“椽笔走风雷，带醉写乌骓。口衔楚铁铁未锈，千载蹄声碎。折戟如断苇，空盼项王归。马鸣乌江夜半时，魂魄应相随！”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他毫不谦虚地说自己的圆肚子里藏着好多文章，的确，这些才华不仅表现于小说、散文、歌词、绘画，在生活中也常常流溢出来。有一次他在四川吃“皇城老妈”，那家饭馆炸的肉丸子太硬了，他对小姐说：你们这里的丸子肯定是皇城老妈年轻时炸的。小姐听出韩静霆是在说他们的丸子不新鲜，连忙辨白说：不是不是，顶多是昨天炸的。还有一次在北京，我陪他去外边吃饭。他想吃宽面条，就问小姐店里的面条有多宽。小姐用手比划了几下，韩静霆一看，笑着说：嗬，那么宽呀，干脆煮我们的腰带得了。这类幽默，俯拾即是，正是他才思敏捷的自然流露。
韩静霆的人品和他的画一样：大气。他有很多朋友，各行各业的都有，其中有官员也有百姓，有富人也有穷人，他都一视同仁，无世俗之见，无势利之心。
大凡有才气的人，往往容易侍才傲物。韩静霆没有傲气，却有傲骨，也就是狂狷之气，这一点颇像当年的郑板桥。有位大领导托人向韩静霆求画，韩静霆知道这人的人品不太好，就对来人说：他又不是不认识我，你让他自己到我这儿来要好了。
他的身上还有傻气。为了文学这个忠贞不渝的“发妻”、为了绘画这个苦恋多年的“情人”，他多次放弃了提升晋职的机会，放弃了住大房子、坐高级车、享受全方位服务的机会，而宁愿固守寂寞和孤独，与写字的笔、画画儿的笔打交道。
当然，他也有侠气，有超逸之气。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军人，他喜欢谈剑，他研究孙武，他画马谈禅。在一个审美的世界里他纵横驰骋，他所向披靡，他实现自我。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韩静霆。一个侠骨柔肠的作家，一个笔墨诗人一样的画家，一个“情”、“色”、才、气“四毒俱全”的大写的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