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杨度，由读唐浩明的《杨度》始，那时我已是二十岁的“高龄”。二十岁之前，我也学过历史（准确说，我学的不是历史，是历史书，而且是索然无味的历史教科书），可当时的历史太过“方正”，对一些争议极大、未能盖棺论断的人物还不敢冒然定位，所以，历史学家们只能聪明地避而不谈，空下席位以待后人补阙。正因了历史学家的聪明和稳重，我今日所谈的主人公杨度，才会被褫除出昔日的中学历史课本，让我对他的历史记忆空白了近十年之久。
杨度，名字普通，经历却传奇。他的传奇经历，就像中国的近代史一样，一变再变，在变中向着现代史演进。以成就论，杨度的头上可安很多头衔，比如政治活动家、纵横家、法学家、佛学家、书法家。以成败论，杨度的成就可做这样的排列：口才第一，文学第二，书法第三，佛理第四，政治活动第五。
杨度本是个文人，文人这个职业也是最适合杨度的，可他却像中国历来的多数文人一样不甘心做文人，不安于此职业，而想做一个留候张良似的辅佐君王成就一番霸业的“帝王师”，所以，在二十一岁那年，他拜入一代名儒王闿运的门下，从王潜研帝王之术。这段时期帝王术的学习和后来留学日本宪政理念的养成，使杨度此生的政治生涯既多姿多彩，也诡谲难测。
杨度一生，最受人诟病的是他的“善变”。早年，他附和康梁的公车上书，可说是一个维新派，谁知，1903年他却兴冲冲地跑去参加清政府开设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是新是旧，令人摸不着头脑。戊戌变法失败，杨度以康梁余党嫌疑遭清廷下令缉拿，因先期得讯，逃往日本。数年后归国，任清政府宪政编查馆提调，肆力鼓吹君主立宪，疯狂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杨度认为袁就是自己苦心寻觅的“非常之人”，于是，投效其麾下，出任参政院参政，组织筹安会，积极为袁的复辟帝制而筹划。随着袁世凯在一片谩骂声中死去，杨度也心灰意冷地放弃自己君主立宪的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于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杨度暗中为蒋和北洋政府拉线，支持其阴谋活动。1928年，杨度寓居上海，结识青帮老大杜月笙，成为杜的门下食客。在成为国民党党员的此段时间，杨度并没有死心蹋地地跟着国民党混，而是私下与***等中国共产党党员交往，最终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杨度的善变，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政客的投机和小人的见风使舵行为，典型代表是章太炎。章太炎《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诗二首：“神狐善埋搰，高鸟喜回翔。保种平生愿，征科绝命方。马肝原识味，牛鼎未忘香。千载《湘军志》，浮名是锁缰。”“衡岳无人地，吾师洪大全。中兴沴诸将，永夜遂沈眠。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藉君好颈子，来者一停鞭。”这两首诗是章太炎被囚于上海租界时，误听杨度被捕之谣言而作，虽没光明正大地指名道姓，但其露骨处却也使读者一望而知骂的是谁。章太炎的詈骂，在今天我们掌握了详尽史料的人看来，有点过分，因为他的骂全是出于个人的怒，而不是客观事实。试想，当时情境下，任何一个意图挽救中国者，都没有既定的程式可依，只能凭自己的信仰和政治敏感度摸着石头过河。立宪与专制，保皇与革命，三民与共产、保守与激进到底孰是孰非真难说清！在那个时代，你如果政治信仰坚定，即使错了也不改初衷，那么等待你的常常是两种结果：一是像谭嗣同一样血溅菜市口，一是像康有为一样被时代抛弃。杨度不想做谭嗣同，也不想做康有为，他想做一个政治弄潮儿，故此他只能顺应时代之流地屡败屡战，只能像《易经》上说的那样“穷则变，变则通”。其实，你如果理解杨度，就应该理解他的每一次“变”都是为了将来的“不变”，每一次更换信仰，都也是在树立一种信仰。从这点来讲，我们应该给杨度些微宽恕。况且，杨度是一个书生，书生毕竟是书生，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做事凭的是高瞻远瞩的谋略和天生异禀的超强政治敏感度，而书生做事则多凭自己的理论幻想和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书生意气”，书生从政能不碰壁不败北的，有几个？即使有，那也是先政治家后书生的牛逼人物，而不是书生兼政治家的傻逼人物。对于杨度的书生呆性和理想的幻想性，其老师王闿运早有预见性表达：“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杨度的善变，除时势使然和受一时意气支配外，还与他早年学的帝王之术有关。帝王之术创自荀子，后不断经人添补，绵延发展成一套庞大的学问系统。荀子帝王术的创造发明，是对孔子思想的改造，也是悖离，因为孔子一向宣扬王道仁政，而荀子则提倡霸术法制。如果说，孔子是纯儒家，那么荀子已有一半是法家了。荀子的帝王术，讲究的是“王霸合一”，即王道是目的，霸道是手段，为了实现王道可以实施霸道，这很似今天我们所讲的“只要目的是好的，实现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即使卑鄙恶劣些也无妨”这句话。既然杨度是王闿运门下最得意的弟子，那么他对帝王术的这一精髓也应该比其他人了解得更透彻更深入，由此而言，杨度的善变实是受早年所学帝王术的影响。杨度想做“帝王师”，为了这一目的，他可以任人嘲骂。杨度想拯救中国，推行宪政，为了这一目的，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名誉。杨度想确立一种信仰，为了这一目的，他不惜被别人视为无信仰。
说杨度善变，是事实，可当时之世，善变的又岂止杨度一人？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不也善变过嘛？两者都是善变，历史却为何对梁启超如此偏袒对杨度如此不公？这是历史的错，还是历史学家的错，或许是民众的错。
被大众曲解了一生的杨度，临死前，写了一首《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联中，没有悔，只有痛，没有怨愤，只有坦然。见到此联，我的眼前就浮起一个历经政治风波而后看淡世事遁入佛关的孤独身影，于青灯黄卷前“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这是梁启超死后，杨度作的挽联。这一联，不仅适用于梁启超，也适用于杨度，更适用于我对杨度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