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在法理上的规定，然而法理是法理，执行是执行，一种是写在纸上供人看的，一种是实际操作供人用的，二者自然有些不同。所以，看多了旧书的人，也许会发现古代中国的执法者们往往在“从严执法”“铁面无私”的同时还要在办案中掺加一点“人情”。不讲人情，只讲法律，是酷吏。酷吏是恶名，这恶名谁也不想担，于是在这些不想入《酷吏列传》的官员们之间几乎普遍形成了一种执法共识——既讲法律，也讲人情。崇尚法律，就不该讲人情，一旦在执法中兼顾人情，就不免要徇私，要舞弊，要大大减损法律效力降低法律的权威，古之中国数千年来始终处于“人治”的状态，始终难以进入“法治”轨道，我想，其原因大概在于此。
于是乎，在“法律与人情并讲”的封建社会出现了两种奇特现象——刑不上大夫和法不责众。刑不上大夫，据说是为了给“大夫”们留些体面，但想不到，“大夫”们的体面保留了，法律的体面却消减了，所以，我们在古书上常常见到作恶多端却逍遥法外的“大夫”，也常常见到欺压平民的“大夫”与被欺压的平民对簿公堂时一方的操纵法官和一方的嗷嗷受刑，更常常见到“大夫”与平民争辩时一方的傲然得意和一方的理屈词穷。既然“大夫”们在法律地位上占优势，百姓们莫不想做“大夫”或自己做不成便教育自己的子孙要努力做“大夫”。中国百姓们这种争相做“大夫”的心理，有人名之曰“官本位思想”。我倒不以为然，觉得国人之所以争官争位争“大夫”，实乃“特权之思想”作祟，并非人人真愿意做官，愿以“案牍之劳形”。试想，若官无特权，与平民一般，且要每日要处理大堆公务，如果处理不好还有罚俸降级、被杀头的危险，请问谁还愿意做官，既众皆不愿，又何必争乎！所以，“刑不上大夫”，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意识的体现，一种“法律上的不平等”，一种有权阶级为维护自身尊严、保持自身特殊地位而公然采取的“维权”方式。
引起“法不责众”这一古代法律原则的也是在执法时讲究人情的缘故。呼啦啦一群人犯了法，如果全部惩治，一则难免落个残酷的“刽子手”的骂名，一则会更加触惹“众怒公愤”，把更多的人推向对立面，使事件无法得到平息。但若不惩治，法律又成了空头文件，徒为摆设，如是，则官府的脸面何存、朝廷的法纪何在？无奈，只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惩治罪魁祸首或带头闹事的主犯，以此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这样可谓一举两得，既保证了法律的不可抗拒性，也惩治了敢于触碰法律蔑视法律的人。即以古代的群体造反之事为例。统治者虽说必然会全力剿杀，但也往往只是灭杀一部分，招降一部分，既要杀得下次不敢造反，也要颁布“歼厥渠魁，胁从罔治”的抚慰条令以体现自己的“仁德”和“恕道”，并无一概剿杀的，偶尔有，所剿杀的一群人，也不过是一小撮，不会妨碍农业的生产及赋税的收缴，因为统治者并不呆痴，砍瓜切菜杀个干净虽然痛快，但痛快之后眼见着无人生产劳作、交赋纳税来供养自己，这痛快便又马上变作可怜的悲哀了。一群人一齐犯法，且犯同样的法，却只惩罚“领头羊”和“渠魁”，而“从者不罪”“余者不论”，这虽然充满了“人情味”，也算得上一种“仁慈”地“不嗜杀”，但终究属于遗漏性执法，割裂了法与法理的统一，乃另类样式的“法律面前不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古代中国制法者的理想追求，但也仅仅是理想追求而已，从未真正实现过。即使如号称严苛的商鞅，遇到秦太子犯法，也只是“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而已，何尝敢对太子用刑！不对太子用刑，还是因了“人情”之故。“严酷”的商鞅在执法之际尚且因循人情，不敢置人情于不理，后世不如商鞅的人，面对人情的纠缠，做何种表现那是更不必说的了。所以，法律的最大敌人是人情，执法者的最大敌人是私情，一个社会若想靠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想目标，首先必须破除“人情”这道阻碍，使执法者独立，不受人情和私情的干扰。
然而，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有了“人情”这面幌子，似乎万事都可通融，古既如此，今亦犹是。所以，今天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纪律和规定：原则上……，但如果有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即是讲人情的一面，但这人情一讲，纪律和规定也就破了，“原则”也就不存在了。如若是小事，规矩破了也就破了，“原则”不存在也就不存在了，无关痛痒，无关全局，但若是大事，是国法，不竖个“任谁都不能动摇的标杆”在哪里，不立架“不论何种理由都不能倾斜的天平”在哪里，恐怕久了，一蚁之穴，渐开渐大，终至有长堤溃塌，法纪松弛，国势陵替的危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可不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