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如此紧急关头的陈独秀，在3月下旬致信****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已与******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工人纠察队”的真实计划，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要信任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4]。陈独秀此举原想通过国民党领袖的反革命行为“辟谣”，以缓和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但实际上却掩盖了******的反共企图，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使之处于无准备、无力反抗的危险境地。
4月12日凌晨，被******雇用收买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上海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强行缴械，杀伤300多人。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国民党二十六军周风歧部请愿。当请愿群众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等候的二十六军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的反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长了其他地方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他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者斩尽杀绝。这样，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势力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在北京，张作霖于4月28日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惨遭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的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集团成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四一二政变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第一次重大分裂，它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的转折点。
******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联合对******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央发表宣言，指出：“******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5]。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17日至5月9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当******提出应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村民主政权，以挽救革命的提案后，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以其固有的家长制作风，对这个正确建议不仅不采纳，而且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了******的表决权。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叛变后，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制造困难，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此时，惯于见风使舵的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这个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大唱革命高调，表示“恪守总理遗训，为党国效劳”，并高喊“讨伐******”、“革命的站到左边来”口号，俨然以“****”领袖自居的人。转为大讲“纠正农民运动过火”，派人查办湘、鄂、赣各省的“过激”言行，解散了湖北两个最大县黄冈、黄陂的农民协会。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攻打武汉。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所属之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因这日的代号是“马”，所以，又称之为“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值此中国革命危急时刻，共产国际于5月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必须揭露******，孤立国民党****，改造国民党机关，组织军队，改进工作。6月1日，****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如果照此执行，党就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使革命损失大大减少。但受共产国际派遣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采取“暂缓执行”；陈独秀不仅不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而为了讨好汪精卫，表示对汪的信任，把指示给他看了。汪如获至宝，便以此为借口，开始全面策动反共活动。6月5日，他解除了鲍罗廷所任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之职务。6日，朱培德按汪的旨意在江西驱逐共产党。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冯玉祥等在郑州开会商定，由冯玉祥坐镇北方，调北伐军唐生智部回师镇压湘鄂两省工农运动。6月20日，******、冯玉祥等在徐州开会，确定了“宁汉合作”、“国共分家”的大计。21日，冯玉祥依会议之决定，电促汪精卫、谭延凯“速决大计”，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就应当通力合作”[6]，立即“分共”。此时，汪精卫已堕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7年6月25日，蔡和森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等人家来处理，直无异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和军部“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正当陈独秀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忍让、妥协来维持与汪清卫集团的继续合作时，6月29日，何键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6月30日，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上，强行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仍然认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为了“减少政局之纠纷”，提出共产党员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7]做出了全面的让步。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一方面是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缺乏对军事工作的重视。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了，但是它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
（1）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决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否则，革命就会夭折。对资产阶级要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特别是要警惕资产阶级右翼的叛变活动，一经发现就坚决斗争，决不能妥协退让。
（2）必须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最基本力量，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只要团结了农民阶级，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领导权。如果工人阶级失去农民阶级的拥护，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就没有保障，资产阶级一旦叛变，自己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3）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
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组织统一战线，也必须有革命武装。当资产阶级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用暴力镇压工农群众时，无产阶级应用革命的武装予以反击。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就没有地位，就失去了领导权，就无力制止资产阶级的叛卖，自然也就无力巩固统一战线。
（4）共产党必须有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联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团结全党领导工农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只有正确的策略原则，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方针，团结国民党****，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才能使党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否则，当一种错误倾向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时，全党就会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
[1]陈独秀：《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2]《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2-430页。
[3]《******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9页。
[4]《****中央文献选集》第3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5]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为******屠杀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4月20日。
[6]《冯玉祥致武汉汪、谭等电》，《清党实录》，转引自宋春、李青等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7]《****中央文献选集》第3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55-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