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2日，王国维到天津为居住在天津张园的废帝溥仪祝寿，并力劝溥仪迁出天津，因为王认为，不断发生的战乱会威胁到溥仪的安全。但溥仪并不理会王国维的忠言。王国维担心溥仪的安危，“愤激几泣下”。此行，他还遇到了罗振玉，但二人却不交一言，形同陌路。
是年，时局动荡不安，李大钊等人被张作霖杀害，接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国民党北伐。当时清华园内人心惶惶，吴宓在日记中记载：“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而本就悲观的王国维更是深为担忧，惶惶不可终日。
四五月间，北伐军逼近北京。接着，传来学者叶德辉和王葆心被杀的消息。王葆心是乡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仅因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之语，便被拽出，遭受极端侮辱致死。王国维听闻此消息后，更加惊心。
北平的《世界日报》晚刊曾发表《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一文，王国维被列入其中，有人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过目。
面对时局，许多人都劝王国维剪辫，周光午回忆：“研究院同学之关心王先生者，日往造其家，柔色巽词，以去其辫为请，意盖设有万一，先生此辫，将为取祸之标识，而难见谅于群众也……先生喟然曰：‘吴（其昌）谢（国桢）诸君，皆速余剪其辫，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
冯玉祥军队到保定后，桥川时雄等人去看望王国维，桥川觉得王国维神色异于平常，直说“再坐一会儿”、“在这儿吃饭吧”等等，桥川等人上午到达，一直到晚上才告辞。临别时，王国维一直将他们送到清华大学正门。桥川和同去的小平都很纳闷，觉得今天王先生如此热情而且依依不舍，后来才知道王大概已存死志。
4月下旬，一向不出游的王国维意外地抽出时间，携家人与同事一起游览西山。
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去日本避难，他亦邀请王国维同行。一日，王国维从梁启超处回家后对夫人说：“梁启超约我赴日暂避，尚未作考虑。”
5月底，王国维为学生谢国祯题扇面，他共题七律四首。四首中，有两首为陈宝琛（溥仪的老师）所作落花诗。研究者认为，此时他已隐藏殉身之志。
沉湖
1927年6月1日中午，清华在工字厅为毕业生举行师生告别会。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声笑语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负责这次告别会的姚名达却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
当时王国维为学生们谈蒙古杂事，“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甚深”。席间虽有个别学生论及时局，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个聚会的氛围。
宴会快结束时，梁启超站起身向大家致辞。致辞结束后，梁启超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据说5月底梁启超收到一封恐吓信，内有一枚子弹，故梁有此语。）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此前卫聚贤曾劝王国维去山西避祸，此时王问同桌的卫聚贤：“山西怎样？”答：“山西很好。”
蒋复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提到，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家中，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
师生告别会结束，王国维与诸位同学道别，然后去了陈寅恪家中。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回去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在哪里，我还没有去看过？”于是他们便到王家拜访。到王家后，王国维并不在书房，他们叫王家仆人打电话到南院的陈寅恪家，问王是否在陈家。陈家回答说王已经在回家路上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的回答照例很是精练。谈了一个小时后，便到晚餐时间了，他们便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按：据戴家祥说柏生为刘节，此处从此说）与谢国桢一起去王国维处，向王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当他们在谈话中涉及到时局时，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似乎有避乱移居的想法。王国维送别二人之后，回屋继续阅学生试卷。据家人回忆，当夜“熟眠如故”。
第二天，天色微亮，王国维和平常一样起床，由夫人为他仔细梳好辫发，服侍他洗漱后，和当时在家的三子贞明、女儿东明共进早餐。餐毕，王国维去书房整理了一会儿东西，有别于往常的是，他没有叫老家人冯友跟随送东西，而是一人独自出门，去了研究院公事房。
八时许，王国维来到公事房，只有研究员办公处的侯厚培在，这时他发现已经批改完的学生成绩本没带，便让研究院的听差去家中取。然后，与侯厚培商谈下学期招生之事。谈完之后，王国维请侯借他两元钱，侯身上没有零钱，就随手给了王一张五元的钞票。
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找卫聚贤与他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请王为他题签。但他们却没有在办公室找到王国维。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便一直等到中午，见王一直未归，他们才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过后，王家人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怎么还没回家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到清华门口询问是否有人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和卫聚贤立刻又向西追去，到了颐和园门口，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时，发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里。一位扫亭子的园丁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湖水不过深两尺，但王国维跳下去时，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救了上来，但因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死了。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未湿。
是日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学生隐约已经知道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大家都认为他可能避难去了。时至傍晚，浙江同学会准备欢送毕业学生，他们邀请了王国维，但王没有到场。因他平日就不大参加学校的交际宴会，所以并没有引起注意。宴会将散时，有人进来将校长曹云祥请到外面说了几句话。一会儿，曹云祥进来宣布道：“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众人闻言大惊失色，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赵证实王国维的死讯后，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柏生亦唏嘘不止。
此时，全校都已知道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带着学生们，一行三十多人坐车赶往颐和园查看。当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戒严，看守颐和园的警察不许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到十一点半左右，警察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去。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运回清华，警察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学生不得已，只好哭着返回学校。
6月3日下午一点，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学生都来到颐和园，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便停放在亭中，上面覆盖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瞻仰王先生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悲声大作。此时，王国维已经去世二十多个小时，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惨不忍睹。
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到来，北京大学的马衡以及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陆续赶来。等到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一封遗书，信封上写着“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信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法官念完遗嘱，校中人员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学生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傍晚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人及学生们手执素灯，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在王国维的灵前，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唯陈寅恪身着长袍，行旧式的跪拜大礼，吴宓和研究院的学生们也纷纷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下葬。遵照王国维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这天下着雨，道路泥泞。因为研究院的大部分学生已经离校，送葬的只有校长和校内同人，以及何士骥、姜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部分学生。
在接到王国维去世的消息后，罗振玉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王国维仅为五品，身后只能进爵四品，不能称“公”。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常上折向溥仪讨谥，溥仪******便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看到罗振玉所上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
1927年6月17日，王国维的同乡朋友们，在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国维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逊帝溥仪派人前来参加，罗振玉也专门从天津赶来，与王国维生前有过交往的学者、教授、官吏，以及日、欧友人，都赶来吊唁。同月19日，罗振玉在天津为王国维举行公祭。25日，王国维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日本京都的袋中庵为王国维开追悼会。王国维生前极为不喜交际，死后却极为喧嚣。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人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为王国维写下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逝因
关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众说纷纭。王东明说父亲的死：“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载：“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研究者认为，赵说的“世变益亟”、“以津园为念”（牵记溥仪安危）、“忧伤过甚”、“先生以祸难且至”，大概就是王国维自杀的多重原因。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运动中，叶德辉和王葆心两名学者被处决。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也回忆，王国维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他。当谈到了叶德辉被杀一事，王国维深表忧郁，他说：“****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不知如何劝慰，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
此时，王国维的学生卫聚贤正好准备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便问道：“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北伐军已逼近津京，北京上下，一片恐慌。梁启超在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作为前清遗老的王国维自然更是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