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言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时人认为梁退而保守，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字。黄炎培主持《申报》，一度拟请梁撰写特约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发表。梁此时亦坦承，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
陈书良高度赞扬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击节赞赏。”
忧国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儿时，疼爱孙儿的祖父常给梁讲些历史典故。在祖父所讲的历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对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举动印象尤为深刻。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去三忠祠凭吊缅怀，而“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这两句诗也犹如刀刻斧砍般铭记在他的心中。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时写下这样的诗句：“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为其书斋命名“饮冰室”，“饮冰”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是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国君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靠饮用冰水来纾解心中烦躁。梁启超以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做笔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本军舰上，梁写下大气磅礴的《去国行》一诗：“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参加护国运动时，梁启超听闻其父去世的消息，遂回到上海居丧，悲痛之余，他自承：“还能管什么国家大事？”但二十多天后袁世凯去世，第二****便连发四电给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都督总司令，促请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
1927年秋，梁启超与学生吴其昌、侄儿梁廷灿在花架下闲谈，王抟沙匆匆进门，见梁即脱帽，搔其秃头，大呼道：“好戏！”梁笑问：“什么好戏？”“******下野了！”梁大惊，掷其半枝雪茄突然起立以足怒踏之，又颓然坐下，皱眉蹙额，连连咨嗟：“这还得了！真不得了！”少顷，又叹一长气道：“唉！中国真要乱到几时呢？我这一生，还能眼见中国太平吗？还能眼见中国再兴吗？我望了几十年想中国再兴，现在看来，中国再兴的时候，我决然已死了！共产党笑我不彻底。我自己知道，诚然不彻底。我只望国家早日的’再兴‘。”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在讲到“甲午战争”一节时，梁这样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一次，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看话剧时，颇为感慨地对黄伯易说：“拉丁美洲的红种人遭遇比黑人更惨。据统计，在美洲移民时，红种人的土著还有千万人口，现已不足百万了。据人种学家研究，红种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经南极圈移到美洲大陆的，可想当时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了。以希腊、罗马为例，中国算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梁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竟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辩护。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及，手术中做主治医生副手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最后为梁启超主刀的却是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
求索
17岁时，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梁便为康所折服，拜在康门下。梁启超后来追忆他与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受此当头棒喝，梁如醍醐灌顶，发现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梁马上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的引导下，梁尽弃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0年，梁启超赴京赶考，虽名落孙山，但回粤时途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为之大开。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群情激愤。1895年4月22日，时在北京赶考的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写成万言“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一千二百多名举子一齐相应，联合署名。5月2日，在康、梁的带领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聚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皇帝。康、梁在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师从康有为后，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中的左膀右臂，梁用自己的如椽大笔，为康的主张摇旗呐喊。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史称维新运动，又称戊戌变法。但由于慈禧太后等人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
梁启超记载，戊戌年八月初六，梁正在谭嗣同处商谈，传来政变发生、康有为寓居的南海馆被搜查的消息。谭对梁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指康有为），亦无可救，我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于是梁避往日本使馆，谭嗣同则闭门不出，等待抓捕。捕者不至，谭于次日入日本使馆与梁见面，劝梁东游，说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立，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二人拥抱而别。八月初十，谭嗣同被捕。被逮前，有日本志士苦劝谭东游，谭慨然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六君子被杀害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让梁启超换上和服，坐上其夫人的马车，外坐婢媪，卫士守护，扬言日本钦差大臣家眷回国，遂出京至津。某夜，日本驻天津领事催促梁出发。赴日军舰停泊在大沽港，须先乘小舟出港，再登军舰。是夕，梁启超被酒，睡小舟中，卧观星月如壶悬天上，晓风刺骨，忽闻人声嘈杂，又闻日领事与人分辨之声，久之乃寂。梁问同来者，则答：“官使快马轮船来迫甚急，已以计遣之矣。”随后，日领事状甚仓皇，船驶如飞，迅速登上军舰，随后送梁至日本。1912年，梁启超回国，津中人士，竞相迎迓。梁抵大沽港，见迎接之船，赫然为快马，岂知不履中土十余年，船仍如故。时黄远庸在欢迎席上疾声言曰：“快马送先生且十年，今始得迎先生归也。”
因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早年主张“尊孔保教”，黄遵宪和严复常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孔教不可保”。受二人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表示自己“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
随着思想的转变，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变化。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一度颇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直至深夜。梁、孙曾计划合作组党。梁与部分康门弟子联名致函老师康有为，劝其退休。康得知梁思想的转变后，异常生气，对其进行了严厉斥责，并令梁马上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很有影响。于是临行前，梁请孙写介绍信，孙中山欣然照办。利用孙的关系，梁启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将当地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甚至孙中山长兄孙眉也转而服膺其主张。孙得知后异常愤怒，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又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回为改良。梁启超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国家。
梁启超一度筹划刺杀慈禧。张继日记记载，1905年夏，杨笃生、何海樵、张继等人准备从天津到北京刺杀慈禧及光绪。刺杀的款项是杨笃生从梁启超处筹来。梁当时要求只能刺杀慈禧，但杨笃生是革命党人，准备将慈禧与光绪同时炸毙。后因北京城门稽查严格，炸弹壳及制造工具无法运入北京而作罢。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对宪政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革命派在《民报》发表文章，驳斥维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启超在这场论争中处于下风。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的研究和实践中。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企图让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袁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抗衡。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在袁世凯流露出要做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梁记载道：“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欲称帝后，拟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对于帝制力加驳斥。袁闻讯，遣杨度馈赠梁启超十万金，请梁勿发表，为梁所拒。翌日又增十万金，梁再拒，并以全稿示于杨度。次日，袁再指派心腹对梁道：“先生曾亡命十余载，此种况味，亦曾饱尝。何必自苦？”梁答：“予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乐于此而不愿苟活于污浊之空气中也。”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蔡锷临行前，梁与蔡把臂约定：“事幸而捷，吾党毋以宠利居成功，不猎官，不估权，还读我书。败则以死殉之，不走租界，不奔外国。”蔡锷诺请如命。
离京时，梁启超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反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平日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曰：“上自君舅，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