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从懂事时起就牢牢记住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念念不忘自己祖先的光荣。他是那么渴望跻身于贵族的圈子里，与上等人为伍，享受贵族的尊荣。
他拼命地学习各类文化典籍和礼乐知识，也是希望这些学识终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随着年龄的增长，仲尼的这种欲望就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每逢他路过鲁国国君的宫殿门前，每当他经过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大夫的府第前，看到那些衣冠楚楚的贵族们进进出出，看到他们坐着华丽的马车在大道上恣意驰骋，心里就会掀起阵阵波澜。
仲尼常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们那样自由地出入宫廷、官府和贵族之家啊，什么时候我能像他们那样可以议论政治，享受盛宴和参与各种典礼呢？”
这个机会终于等来了。公元前535年，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武子和季孙宿举行盛大的飨士宴以招待士人。
这种宴会在当时不定期地举行，是当政者在士人阶层中选拔官吏的一种形式。而且，这一年的飨士宴与鲁国大夫孟僖子、仲孙获陪同鲁昭公出使郑国和楚国时，因不懂礼仪而大出洋相有关。
鲁国的执政者想通过这次飨士宴，一方面向士人显示他们礼贤下士的风度，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机会物色一批通晓礼仪的人才，使以东方礼仪之邦著称的鲁国再也不要失礼于其他诸侯国了。
仲尼得到举行飨士宴的消息后，兴奋得彻夜未眠。17岁的孔子，已经是鲁国学识深湛、深孚众望的青年才俊了。
仲尼思考着，设想着。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和季孙氏接触。如果季孙氏真能了解自己，收自己为家臣，就等于登上了政治舞台。就是凭着自己是陬邑大夫的儿子和博学多才这两个条件，也具备士的资格了。何不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取跻身于仕途呢？
举办宴会的这天上午，仲尼早早地来到季孙氏门口的石阶前。
那些穿戴华丽、神气十足、自由出入的纨绔子弟的形象不断地映入他的眼帘。孔子低下头看着自己浑身上下穿的是孝服，显然与今天季孙府喜气洋洋的气氛不协调。
他心想：母亲离世不久，穿孝服正是儿子应该做的！于是，仲尼便挺胸昂首，拾级而上。
“站住！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大门旁站着一位凶神恶煞的汉子，见这个少年身着孝服要进去，就大声问道。
“我是孔丘，是特意来参加相府宴会的。”仲尼马上停止脚步，恭恭敬敬地回答。
那汉子手握宝剑，傲慢无理地对仲尼说：“哈哈哈，我早就知道你仲尼的大名了！至于本人吗！就是相国的家臣阳货！”
“失敬了，失敬了！孔丘对您也是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没有见过面。”仲尼说完，施了一礼，就又朝相府走去。
阳货看见仲尼还向里面走，一下子跳起来，站到大门口的中间，挡住了仲尼的去路：“相国今天只是宴请文人学士、社会名流，你有什么资格前来赴宴！你有相国的邀请函吗？”
阳货的一句话，就如一瓢冷水泼下来，问得仲尼哑口无言，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向前迈步了，因为他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
仲尼气愤地离开相国府，回到家里，数日不肯出门。很显然，这次赴宴遭到了拒绝，对仲尼的刺激很大。
这件事就如当头一棒，让年少的仲尼彻底清醒过来。他从此不再寄希望于幻想，他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在身份上与贵族的差距，认识到祖宗的余荫是靠不住的。要想进入上流社会，一切都必须靠自己努力争取。
从此以后，仲尼在心底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凭着自己的才学和能力，走进上流社会，光宗耀祖。于是，他更加发奋地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他相信，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日子迟早有一天会到来。
仲尼虽然在少年时期曾帮着母亲干过许多杂活，然而，对这个一贯以贵族子弟自居的青年人来说，毕竟不能把种田、放牧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
母亲的离世，让仲尼的生活更为艰难了。他整天除了学习就是谋划着自力更生的办法。于是迫于生计，他选择了襄礼助丧的职业，当时叫作丧祝，就是专门为贵族和富裕的平民主持、操办丧事。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当时的丧礼活动是十分复杂、也颇为讲究的，尤其是富庶人家的葬礼更是隆重奢华。
这种襄礼的活动在西周时期大概是由王室和诸侯国的神职人员巫、祝之类主持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职人员地位开始逐渐降低，他们逐步散落民间，便成为专门从事相礼活动的丧祝。
后来，襄礼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平民在丧葬礼仪上也日益讲究起来，对于丧祝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如此一来，丧祝开始成为一部分民间知识分子的正式职业。
那么，孔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襄礼活动的呢？史料上并无确切记载，据研究人员推算，大概是在他母亲去世前就已经开始了。
当丧祝的人，需要身着特制的礼服，头戴特制的礼帽，当时称之为“襦服”。“襦”与“儒”字同音，人们便逐渐直接称丧祝为儒。因为孔子长期从事这种职业，他创立的学派也就称为儒家学派了。
孔子对丧礼的掌握同样经历了由少到多、由不熟练到熟练的过程。他关于丧礼的许多知识，也是来自于做丧祝的过程之中。
在那尊祖宗、敬鬼神的古代，人们对待死去的先人要比对待活着的人重视得多，丧葬祭祀活动也日益隆重而繁杂。贵族发丧时，场面浩大，涉及人员众多，丧礼繁杂而又考究。
据古籍记载，从人死到下葬前的礼仪程序就有抹浴、饭含、小殓、小殓莫、大殓、殡、大殓、奠、朝夕哭、荐新、启殡、载柩、朝祖、行柩等，多达50余项。每项都有复杂的规定。各个程序、环节所需不同丧具以及它们如何放置使用，也都有约定俗成的要求。
相礼的儒要负责指导和安排数以百计、千计的参加丧事的各类亲友。同时，儒者本身设物执事、一举一动也都有其严格细密的规定，儒者必须一丝不苟地加以履行。
从事这种复杂而严谨的襄礼业务，需要对丧礼各方面知识熟练掌握。这门职业其实是很辛苦的，既要操心，又要劳力，还要小心翼翼地保证参加葬礼的人不出现疏忽或差误。
可是孔子却尽心尽力地去从事这一职业，而且是一直做到晚年。
孔子在晚年回忆自己曾经的生活时，说：
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所谓“丧事不敢不勉”，就是对他在襄礼过程中认真、尽职的真实写照。在从事襄礼职业的过程中，孔子的知识、经验越来越多，对业务也是越来越熟练。
孔子虽然严肃认真地从事助丧襄礼，但是却不满足于做传统的儒者，不满足于能熟练地重复着世代沿袭的基本相同的程式，不满足于对礼乐知识的简单掌握，不满足于这不体面的“鄙事”和仅仅把礼乐知识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
从墨家攻击孔子以后的那些为求食而做儒者的情形，似乎可以窥见早年此类儒者是为君子所鄙视的。
孔子向往和追求的是个人生命价值可得以展现的职业；是发现礼的意义，追究礼的大体，探索蕴含在礼乐中的社会、人生哲理；发现礼的规定中所蕴含的精神、“所以迹”、道义等。
因此后来，孔子便逐渐由助丧襄礼之儒向新型的学者之儒或曰道义之儒发展变化，最终成了名副其实的“君子儒”，成为我国历史上由传统“襄礼之儒”向“儒学之儒”转化的第一人。
孔子在从事丧祝工作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刻苦学习，所学知识很快就超出了当时贵族学校规定的礼、乐、射、御、书、数六大科目，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
因为孔子很有学问，他主持和策划的丧祝与一般人主持的丧祝完全不同。
他在为人家进行襄礼活动时也干得特别出色，并且时常有些新颖的活动加入传统的襄礼中，使原来显得死气沉沉的活动变得有声有色。因此，许多显赫的贵族家庭在有需要时都特意前来请他。
孔子因而名气越来越大，就连鲁国国君也开始注意到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