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口音，不是三月五月，也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形成。口音有着顽固的记忆功能，如同胎记，极难根除。口音往往与人的地域生存背景有直接渊源，口音越浓重，表明此渊源越紧密。从未有过远离故乡的经历的人，不觉得家乡的口音有什么好，很容易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一旦背井离乡，漂泊异地，人对自己熟悉的口音才变得格外敏感和渴念，什么时候想起来，内心都会隐隐作痛。
小时候，我在一所部队子弟小学寄宿读书，习惯于讲普通话，听到校外的人嚷着“干吗”、“吗事”，觉得真是“土”到家了。我母亲的祖籍在四川巴中，很早出来闹革命当红军，口音却一直未改，退休后，她成了街道居委会的大忙人，像是肩负了什么重要使命，其实也只是传达居委会的某个开会通知，她常常走家串户，不知疲倦地扯起悠长的嗓门，用浓浓的川音千呼万唤，直至一条长街上的所有家庭“无一漏网”。记忆中，邻里的小字辈喜欢跟在她后面鹦鹉学舌，搞恶作剧，母亲却毫不在意，激情饱满，照喊不误。母亲的川音使我想到了这样几个词：泼辣，固执，勇敢，真诚，那样的好感逐渐扩展至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几位川籍元帅的形象，并延续至今。
我十五岁那年当了一名小兵，军营在石家庄郊区，大家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练就了我一双善于辨别各地口音的耳朵。比如，在北方人听来，云、贵、川、湘、鄂的口音没什么太大区别，我却可以一一分辨。说来奇怪，那几年，所有的方言中，最入耳的竟是过去我并不喜欢的天津话。我的天津口音带有“速成”味道，不是很标准，心里却感觉踏实，因为口音意味着一种认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本土地域的归属和接纳。没事时，几个同乡操着天津口音聊聊往事，那简直就是享受。一次，我去部队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战友，刚进病房坐下，就听隔壁有个女孩在讲天津话，便有些发愣，那声音像是百灵鸟啁啾。战友见状叹道，你好耳音啊。说完出去，领进来一位小护士。小护士相貌平平，一见面就用天津话问候，露出一脸惊喜状，我也用夸张的天津话激动回应。那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大兵们总爱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复员回津，置身于熟悉的口音却充耳不闻，“泪汪汪”的感觉更是荡然无存。两年后进南开大学读书，同学来自山南海北，讲文雅的普通话，难免夹杂不同口音，交流起来却很舒服，那时候，纯正的津腔似乎就显得有些“民俗”了。
许多时候，口音最容易软化人的情绪。韩国有一个叫金贤姬的年轻女子，她18岁那年还在读中学时，就不幸被某恐怖组织秘密带走，并进行了八年的强化训练，在完成一次恐怖炸机活动后被抓获，长时间里，她以沉默做抵抗，审讯人员便唱出韩国民歌《故乡之歌》，熟悉的音符和唱词，渐使金贤姬泪眼模糊，良心发现，她已经整整八年没有听到乡音，她以为它们彻底消失了，却原来，那样一种情结蛰伏在内心深处，随时可以醒来，并呼唤自己。两国交兵，乡音甚至还能化作一剑封喉的“利器”，比如楚汉之争，刘邦、韩信把项羽军队围困在垓下，断绝其粮草，阻绝其出路，然后施以“四面楚歌”的攻心战术，致使楚军瓦解，项羽命绝。
十六年前，我曾两次远赴“美国”探亲，加起来大约半年时间。那段日子，身居异国他乡，时常夜半惊醒，天津口音的“泪汪汪”感觉在我心里悄然复苏，也由此对当时的“移民潮”有了切肤的认识。一个人选择了移居异邦，即使那里美如仙境，富比金山，依然会生出被连根拔起的忧惧，当乡音变得遥不可及，那种悬空失“根”的感觉便如阴影一般，你看不到，抓不住，它却真真切切地罩着你，就连那些气宇轩昂之流、仪态潇洒之士，也会渐渐变得多愁善感。这时候，最能触动内心柔软部位的东西，就是家乡的口音。记得邻宅住着一个女房客，大陆湖北籍，单身白领，收入不薄，英语也佳，看似活得独来独往，沉稳笃定，内心的寂寞却似乎深不见底。某晚，她的房间突然飘来一曲《龙船调》，“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哟喂，妹娃儿去拜年哪喂……哎，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间或，可听出隐约的呜咽声，很显然，那首湖北民歌的旋律和腔调勾起了她的乡愁。一个机会，我还结识了旅居美国的台湾作家纪刚先生。据说，三毛生前有意继《滚滚红尘》之后，准备将纪刚那部在海外畅销至今的著名长篇小说《滚滚辽河》搬上银幕，可惜没有如愿。年逾古稀的纪刚老先生操着一口浓浓的辽宁口音与我快意“唠嗑”，自谓少小离家，曾经沧海，早已心波无痕，说起1949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带着六十万军队仓促撤到“台湾”，也带走了六十万个外省人的乡愁，那乡愁沉甸甸压在心口，有的时候真感觉喘不过气。然后，这位国民党老兵谈到自己的辽阳乡村老家，“乡愁病”骤然发作，以至于老泪纵横，那一幕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客居他乡的人越是身处天涯海角，口音的记忆越是容易频频造访，即使改了国籍换了身份，却改不掉换不了原先的腔调。它总会与遥远的乡愁丝丝缠绕，点点滴滴，朦朦胧胧，恍恍惚惚，挂着泪，揪着肺，扯着心，独享在梦醒时分。而古今中外，人同此心，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