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海棠是在2003年的2月27号见到那个叫做徐虹的病人的，那时的徐虹已经在河源的各大医院里奔走了5天——现年二十七岁的徐虹是土生土长的河源人，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在半个多月之前，也就是2003年的2月中旬，就职于河东省某大型企业的徐丽被安排到了两千公里外的广东出差。出门前，听说广东省有沙士疫情，有些担心的她特地让在当地党报工作的母亲特地为她查阅了报纸和相关资料，并给在广州工作的同行打电话，得知“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为了确保信息的可信度，徐虹53岁的父亲还在互联网上进行查询查询，了解到“沙士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于是，2月18日，徐虹在随身携带了一些“包治百病”的板蓝根之后踏上了南下广州的旅程。
当时早已是疫区的广州保持着往常的轻松和惬意，“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没有防范，什么事情都没有，一点不害怕。”叼着烟卷的广州出租车司机曾这样笑着告诉坐在后排的徐虹。而徐虹也被这样的氛围所感染，相信了广东是安全的。之后她辗转揭阳、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广州的列车上，徐虹感到很累、浑身发冷。23日回到河东后，发烧38.8度的徐虹走进河源一家大型私立医院，告诉医生：“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感染了沙士？”医生笑了，告诉她“不要大惊小怪”。而这位后来被称为“华北地区第一位输入性沙士患者”的徐虹在做了 X光片和血液检查之后，相信了医生“不是沙士”的专业诊断。而医生也开出了阿奇霉素等静脉点滴。当晚到另一家医院输液的徐虹担心担心诊断有误，便再一次挂号进行诊断，得出的结果仍是“感冒”。2月25日，徐虹高烧达到了40度，再一次赶往又一家大医院，检查结果仍是“感冒”，输液改用青霉素。
2月27号，徐虹的丈夫打电话到广州的一家大医院后被告知，沙士是衣原体感染。而徐虹本人也在家人陪护下，再次来到医院，检查衣原体和血液。这家医院的结果和其他医院的结果一样，仍然认定徐虹得的只是正常肺炎且不具备传染性。而这家医院的液体也和其他医院一样的无用，徐虹的体温依旧保持在那个只有对于蝙蝠才是正常温度的四十多度。“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信息从南半球传到北半球只需要两秒钟的时代里，这些省会一流的医院，却没能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点警告、提示……”后来的徐虹曾这样告诉采访她的记者。
转折同样发生在2月27号，河东省逸夫医院呼吸科副主任韩丛笙在询问了徐虹的发病过程之后，坚定了徐虹感染沙士的判断，并做出了“腾出特护病房，紧急加带口罩”的安排，高烧五天之后的徐虹终于住进了逸夫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咱们去北京，去最好的医院去！”这是徐虹的丈夫在赶到病房时所说的第一句话，虽然已经采用了各种药物综合治疗，但徐虹的高烧症状却依旧没有得到缓解，呼吸也依旧困难。“不管花多少钱，不管这个病有多难治，咱们都一定要去！”
对于徐虹和丈夫的决定韩丛笙表示支持，并且决定同他们一同前往徐虹夫妇选定好的北京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徐虹是我的病人，我有责任陪同。况且我毕竟主任医师，向北京大医院的接诊医生介绍病情什么的也会比家属更加内行——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她感染的究竟是不是沙士——我们没有办法轻易的做出这个结论，更不敢轻易的做出徐虹感染的究竟是不是沙士。我也很希望能够向北京的专家学习了解，这对于我们整个河源乃至整个河东地区的疾病防控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河源市逸夫医院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配合，调用了医院的救护车，2月28日晚便驶向了北京——那时的沙士作为传染病还没有被北方的医院和医护人员所认识，更没有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管理。尚且还没有不准转院的管制，这给了徐虹前往北京进行治疗的机会，也同样导致了后来沙士在整个华北地区的肆虐蔓延。就河东地区而言，从二月末非典出现到六月份疫情基本结束共计确诊了448例沙士病人，其中死亡24例，占了总病例的5.36％。
载着韩丛笙和徐虹等人的救护车在当晚的凌晨一点到达了北京301医院，却因为恰逢星期六而无法安排住院，不得不暂时安顿在医院急诊病房——“当时的病房里还有其他三个病友，他们最终也都不幸被沙士感染。”徐虹对此感到十分的愧疚，“我不知道他们最后都怎么样了，只是当时的我已经烧到几乎失去意识，整个人都在不住的颤抖。恍惚间我已经看到了那个隐藏在虚幻中的天国的门，看到那个正在向我不住招手的无妄的恶灵，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被架在炙热的煤炉上面烤，忽地却又被丢入到冰冷彻骨的海底深渊里……”
韩丛笙从北京赶回河源的时候，穆海棠正靠在急诊室门口的暖气管上不住的喘着粗气。最近发热咳嗽的病人比往日多了不少，呼吸科的大夫们已经全都排满了班。“穆主任。”韩丛笙笑着向穆海棠打招呼。
“韩主任，”穆海棠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北京那边怎么样？”
“病人已经被接诊了，301毕竟是大医院，医疗设施、临床经验都比我们要好得多。”
“确诊是沙士吗？”
“嗯。”韩丛笙点头苦笑，紧接着便是漫长的沉默。
对徐虹的接诊和转运揭开了河源市逸夫医院抗疫战争的序幕，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便有两名医护人员遭到了感染，他们都是曾在前两天和徐虹有过接触——“虽然已经紧急让护士都加戴了口罩，但是由于相关信息的缺乏，大家对于沙士的了解少得可怜且毫无防备，就连口罩一时间都找不到合用的，甚至糟糕到两三人合用同一个口罩的地步。隔离服也是一样，紧急找来的隔离服薄的可怜，勉强能起到一点防护的作用。”韩丛笙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记载。而和徐虹接触最多的韩丛笙本人也在回到河源后的第七天，也就是2003年的3月8号晚上，突然感到一阵的乏力。“那是一种前所未有过的疲乏。韩丛笙说，“当时我便感觉已经不太对了，便问值班的叶护士长要了一只体温计。叶护士长当时还愣了一下，问我是不是病了，却也没有多问什么。大家都是医学院毕业的，小病小痛的基本上自己都能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