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取哪种解释，这段话都能告诉我们几点重要信息。第一，《易经》不是孔子作的，要不他怎么自己还要学呢，虽然伏羲和周文王的故事很不可靠，但孔子看来确像是只作了《易传》；第二，《易经》很难学，儒家其他学问在本科就可以学，唯独这个《易经》，博士生恐怕都不能轻易去碰，简直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第三，《易经》很神，虽然难学，可你一旦真学会了它，就可以用它来指导生活，避免犯错。（是不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就不知道了。）
孔子的时代是个乱世，虽然接踵而来的战国时期更是乱得不行，但孔子那时就已经够乱的了。孔子悲凉地旁观着身边的这个世界，觉得越来越看不懂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爸的事情呢？每天的报纸不用仔细看，只浏览一下头版的大标题，就觉得世界末日快要临头了。孔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大声疾呼着：“我们周朝是个礼仪之邦啊，礼仪之邦是最讲究官本位的啊，每个阶级都要守好自己的本分，不能乱来啊！”
要让世界由乱到治，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如果你是孔子，你想改良春秋乱世，你会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嗯，一定要先找到病根，从根子上入手。
那么，根子又在哪里呢？
两千多年之后，胡适在讲解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引用了孔子在《易传·文言》里的一段名言：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孔子的意思是说：臣子杀国君，儿子杀老爸，这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易经》上说：“出门踩到霜了，预示着天寒地冻的日子就不远了。”
所以说，别等到天寒地冻了再去找破冰船清理航道去，最好在地面刚刚结霜的时候就早作准备——举个极端的例子，别等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了再去跟他兵戎相见，如果一开始就把一战之后的德国重建工作搞好，如果法国和它的欧洲盟友们在那时候就有了清楚的欧盟概念，那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二战了。
孔子就决定从根子上入手，胡适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在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
胡博士这话让人不大容易马上理解。其实孔子抓的根子主要是重新明确周朝初年的等级制度，让做老板的好好做老板，做员工踏实做员工，员工别想翻身当老板，工农也别想当家做主人，人生观和世界观都要全国统一，移风易俗要自上而下。胡适认为，这些内容全都蕴涵在《易传》之中。
可郭沫若倒不认为《易传》真有孔子的手笔，也就是说，前边胡适认为是孔子说的那段话（也是历代基本公认是孔子说的话）不是孔子说的，他说这《系辞》什么的很可能是孔子的弟子们搞的。但若干年之后，郭沫若又把自己的说法给推翻了（推翻原论并不就意味着倒向胡适和历代公论），原因是新证据的出现使得《论语》里的那句“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变得靠不住了。
要知道，所有先秦文献里明确提到孔子和《周易》的亲密关系的只有这么一句，如果这句话出了问题，那可真是出了大问题了。
问题在哪儿呢？原来，这句话里的那个“易”字其实应当是“亦”，逗号也应该点在“亦”字的前边，这就变成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看，这就变得和《易经》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了。
郭沫若接着又有一段论证，最后的总结有两点，第一，孔子和《周易》并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在孔子的时代《易经》还没有成形。
这观点好像太大胆了一些吧？就算孔子和《周易》无关，可《易经》卦爻辞的文字那么古朴，难道还会是孔子以后的文辞吗？
我在前边已经介绍过了卦爻辞里的“若”字和“如”字，其实还有一些明显特征，有人专门从文字风格来分析过，认为《易经》的卦爻辞确实非常古老。
哦，如果非常古老，那就早于孔子；如果晚于孔子，那就不很古老。到底谁说得对呢？
可能都对。
这可不是和稀泥，因为卦爻辞虽然有不少文字可能非常古老，但也有一些不太古老，所以，《易经》不像是由“某某著”，倒更像是由“某某编著”，也就是说，这书是由什么人，或许是晚于孔子的什么人，把一大堆新的和旧的卦爻辞收集起来，再组织组织，再编辑编辑，再校订校订，一番拷贝粘贴的工夫，最后完成了这部《易经》。
那么，这位编著者能不能查到呢？
郭沫若说他查到了，这个人就是馯臂子弓。
馯臂子弓，这个名字很古怪吧？不过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复姓。他姓“馯”（这个字既读“千”，也读“汉”），名“臂”，字“子弓”。
《汉书》里叫他馯臂子弓，《史记》里叫他馯臂子弘，郭沫若认为“弘”是“肱”的笔误，姓“馯”，名“臂”，字“子肱”，名和字的意思是呼应的，这很合乎古人的习惯。大家都该记得郭靖给杨过起的名字吧，姓杨，名过，字改之，“过”和“改之”就是意思的呼应，表示“过而能改”。不过我总怀疑郭靖那个老粗起不出这么有水平的名字。
传统上认为，《周易》的学问从孔子完成《易传》之后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有说馯臂子弓是第三代传人的，也有说他是第四代。可是郭沫若却说，馯臂子弓既不是第三代传人，也不是第四代传人，《周易》里的《易经》部分根本就是这小子编著的，他才是货真价实的第一代！
奇怪吧，创始人怎么倒成了传人了？
这不难理解。好比我去推销一种包治百病的新药，如果老实介绍“这药是我熊大师的邻居大妈精心研制的”，你听着可能就会眉头一皱：“哦，大妈级产品？！”
我还是改口的好，我会说这药的研制者是纽约医疗中心爱德华·李博士的专利，而这位爱德华·李博士是位华裔科学家，他爷爷是李时珍，他外公是孙思邈。
馯臂子弓的遭遇正是如此这般，虽然他确实就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研究生的成果最后变成了导师的，这也是很多人都能理解的吧？
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易经》的创始人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那《易传》的作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孔子了。
郭沫若的意见是：《易传》的作者以南方的楚国学者为主，主要都是荀子的学生。《易传》里不是有那么多的“子曰”吗，方才胡适不是还引了《系辞》里孔子的话吗？郭沫若说：这都是《易传》作者为了掩人耳目，其实“子曰”难道一定就是“孔子曰”吗？不一定的，很可能不是“自己曰”就是“荀子曰”呢。
荀子是先秦时代最后的一位儒家大师，此人学养深厚，思辨能力极强，还教出了李斯和韩非这两个很不儒家的著名学生。
荀子是赵国人，后来到南方的楚国发展，老板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上海有个简称“申”，就是从春申君这儿来的）。荀子没赶上好时候，他的时代正是秦灭六国如火如荼的当口，而且，很可能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老人家仍然健在。
荀子如果遥想当年，儒门之中，祖师爷孔子虽然一生都无法施展政治理想，但好歹也能周游列国，讲学授课，传播自己的主张和学说，一般也能受到各国国君的礼遇；孔子的后学们，子夏讲学西河，做了魏文侯的老师，声誉极隆；曾子在鲁国的时候，鲁缪公简直拿他当爹当妈似的伺候，可人家曾子还挺挑理；孟子也不得了，一开路就带着一大帮研究生一起，浩浩荡荡一个车队，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整个儿一群蝗虫。最可恨的是，他拿着韦尔奇的薪水还不知足，一辈子到处跑，就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唉，唉，唉，可到了荀子这里，前辈们的所谓苦难都变得比蜜还甜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讲，再没有什么能比生活在专制时代更加不幸了。荀子悲凉地看了看四周，全国上下忽然变得只有一个秦始皇思想了，人民群众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而为了维护秦始皇思想的权威性、绝对性和唯一性，开始出现了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
中国人都知道“焚书坑儒”，“焚书”消灭了著书自由，“坑儒”消灭了——
得为秦始皇说句公道话，其实“坑儒”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坑杀儒家知识分子，是对全国的知识分子起到杀一儆百作用的残酷大屠杀。“坑儒”所坑的“儒”其实并非儒家人物，而都是些方士，也就是神棍一类的人，而且秦始皇是具体针对这批神棍来“坑”的，并没有要扩大打击面或者剿灭一切反动知识分子的意图。
所以，虽然“焚书坑儒”是一直连在一起说的，但性质大不一样，“焚书”是全国性的政治行为，意在愚民，而“坑儒”则是一个小范围的具体行动，端掉了一个以神棍为主要成分的反动团伙。
天下一统了，秦帝国需要稳定。对老百姓来讲，国家让你往东，你就别想往西；国家让你打狗，你就别去骂鸡。每个老百姓都不是有独立思想的独立个人，而是秦帝国国家大机器里的一个小小零件。
对于零件来讲，最好多干活儿，少读书，手脚要勤，大脑要懒，这才是好零件，好国民。
在焚书令之后，好国民只有三种书可看：医书、算命书、种树书。
大家先想想南宋大英雄、大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词，词中有很著名的一句是：“且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这里的“种树书”是个很高明的修辞，如果你不知道它另有出处，单从字面上理解，也能够正确理解作者的意思，但如果你知道了“种树书”可能是藏着用典的意思，那你就更能体会到辛弃疾当时愤懑的心境了。
恰恰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荀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那些荀门学者，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楚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