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上，我的偶像是王小波。我一直以为，达到他这样文字成就的人，应该不会再有偶像了。想不到他竟然也有偶像，而且是一位鲜为人知的翻译家——王道乾。尽管此人名气不大，但其文字异常优美，译笔极富韵律，可以说是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作品的最佳译者。他深深地影响了王小波，以至王小波把他视为自己真正的文学师承。受王小波的影响，我也开始读王道乾的译作。读过之后我才明白王小波的文字中那种极端的松弛和特殊的语感，究竟是来自哪里。
第一次阅读王道乾就让我印象深刻，那是杜拉斯的《琴声如诉》。年轻的母亲每周五下午送儿子去上钢琴课，在钢琴老师家附近的小酒馆里，遭遇了一段没有结局的感情。它之所以那么吸引我，除了杜拉斯与王道乾的文字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它激起了我对女儿强烈的思念，因为她现在就住在巴黎，那个杜拉斯曾经创作和生活的地方。更巧的是，在她出国前的那几年中，我也像书中人物一样，每周五下午送她去钢琴老师家上课，其情其景与杜拉斯的描写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老师家附近没有小酒馆，我也没有艳遇。
女儿的钢琴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出身世家，气度雍容。五十几岁的他也是琴童出身，可以说在钢琴上浸润了一生，现在已经到了视琴为乐的境界。于是，收集有价值的老钢琴就成了他最大的乐趣。授课之余，他有时会带我们去到他的另一处房子，看他收藏的雅马哈（YAMAHA）和卡瓦依（KAWAI）的老三角钢琴，自豪地向我们展示那依然亮可鉴人的漆面和已经泛黄的象牙琴键。受到相关动物保护法令的限制，现在有象牙琴键的老钢琴，已经是收一台少一台了。令我好奇的是，他是从哪里买到这些钢琴的？如此庞然大物，又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他家的？
经他透露我才知道，原来收购与进口国外二手琴，早就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人在国外找琴、评估、砍价儿，有人做中介找国内买家，有人联系国际海运，有人办理进口报关，还有人负责国内运输，就连搬琴上楼都有专业人员（搬家公司根本玩不转）。当然，每个环节的人都得从中取利，毕竟那也是各有专业，不是一般人能办得了的。但你只要肯花钱，无需踏出国门半步，一台极有范儿的外国老琴就会翩然而至，毫发无损地来到你面前。
可是，还有一点让我不解。雅马哈和卡瓦依在国内都有合资生产，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吗？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说是现在已不再生产的老钢琴，就是目前仍在销售的新产品，在国内也很难买到这样高的等级。这背后所反映的，正是国际间产业梯度转移的历史背景。
要知道，当代的日本是一个国货至上国，同时也是个内需至上国。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在日本制造的商品，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而最好的也一定要留在日本国内。这和我们正相反，虽然同为制造大国与出口大国，我们却总是拿最好的来出口，尽管价钱未必能卖得高。但两国间真正的区别，还在于日本将这种内需至上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几乎涵盖了一切商品，就连钢琴这种专业类的东西都不例外。
他们把十几万元级别的琴放在国内生产，而且绝不出口，日本境外只有印尼的合资厂生产三角钢琴，但那是低一个档次的，七八万元级别的琴。至于中国的合资厂，则只生产立式钢琴这种两三万元级别的最低端产品，说白了，不过是贴牌而已。所以，要想买到日本原厂的琴，只能像我女儿的钢琴老师那样，从特殊的专业渠道直接进口。
其实，日本还不是全球钢琴产业链的最上端，他们留在国内的所谓高端产品，只不过是由欧美转移过来的中档货色。而钢琴中的“奢侈品”，比如几十万元级以上的斯坦威钢琴（STEINWAY &SONS），则只在美国或德国生产，绝不委外加工。
实际上，斯坦威作为一个老牌的乐器厂商，最早也是各种乐器都做，什么档次都有。但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美国劳工成本的提高和日本的经济起飞，斯坦威就不再生产2000美元以下的低档钢琴和其他乐器，转为专做中高档钢琴，低档琴的生产就转移到了日本。
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劳工成本也快速地升高，他们也不想干低档活儿了。而像斯坦威这样的传统名牌已经开始向专做高档产品转化，于是，中档产品又被转移到了日本。此时“四小龙”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韩国、中国台湾等承接了低档钢琴生意，日本则改做中档品。到80年代，印尼、泰国等“四小虎”四小虎：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四国，它们的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像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因而被称为“亚洲四小虎”。的起飞，再度拉长了“钢琴链条”，这时，日本已经开始生产高档钢琴，欧美国家则把重点放在了最顶级的专业琴上。如今，这根链条的末端又落在了中国，可能有人还不知道，除纺织品之外，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出口国，当然只是量大而已。
从这根“钢琴链条”，可以清晰地看到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理论——“雁行模式”。当时的日本还是个以纺织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贫穷国家，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但赤松要却大胆预言，这种依靠廉价劳力大量制造廉价产品的发展方式终将会离开日本，向东亚的其他国家传递，并会一直延续下去，就像大雁的飞行队形，形成梯次发展模式，而日本则永远是东亚经济的“领头雁”。几十年来，东亚经济的发展，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就连现在风行各地的电视购物，也没脱离这个模式，从日本传递到韩国，又从韩国传到中国台湾，现在被台湾商人带到了大陆。
尽管赤松要对于日本永远都是“领头雁”的判断，现在看来恐有落空之嫌。但他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这个模型的确概况了东亚地区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你完全可以用他的“雁行”理论，来推估东亚各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小到单一产品，大到某项产业，甚至地区股市，起码大方向能断个八九不离十。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以十年为一个单位，依次截取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股市曲线，你会发现它们的形状几乎是重叠的，这就是“雁行模式”在股市上的表现，而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是看不到的。据此你或许就能知道未来中国股市最终能否冲上万点，无论中间振荡多大，你大概都不会改变看法。
那些漂洋过海、出关进关的钢琴，正在弹奏着未来的发展旋律，70年前的赤松要已经听到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