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河道恢复正常，苏轼、刘安世两家结伴北上。苏辙写信邀请苏轼来颍州同住，而苏轼的朋友们此时也已恢复自由身安居各处，纷纷相邀苏轼来自己所在的州安家。苏轼虽然很想去常州，但是盛情难却，于是在各州之间摇摆不定，迟迟拿不定主意。一番思量后，他拒绝了所有人的邀请，决定回常州居住，毕竟自己已无太多积蓄，不想因为一大家子人再拖累弟弟和朋友们。苏辙见苏轼执意不来，只得再度劝说，并拜托朋友们相劝，最终在大家的劝说下苏轼决定举家搬迁到颍州与苏辙同住。主意已定，苏轼安排苏迈等人先回常州搬家，自己着带着苏过等人一路慢行，去真州等候。
五月。
苏轼抵达真州，随后去润州金山寺与程之元及其所带的亲属、钱世雄相见。大家久别重逢，闲话家常。苏轼与程之元、钱世雄结伴同游金山寺。三人在寺中闲逛着，钱世雄对苏轼道：“子瞻，你之前拜托我在常州帮你找房子，我已经找到了。你们可以先借住在一户姓孙的人家，宅子环境不错，住的下你们一家几十口人，等你过去稳定了，找到更合适的住处再换不迟。”
苏轼满含歉意地说道：“多谢济明，但是前段时间子由非让我去颍州，我思考许久还是答应了他，所以常州可能就不去了。害你白忙活一场，实在抱歉。”（钱世雄，字济明）
钱世雄摆了下手，笑道：“那有什么，我改日去常州还了孙家宅便是。”
几人漫步闲聊许久，苏轼对程之元道：“官家亲政后，各地公事只怕又要变动，德孺最近可还顺遂？”（程之元，字德孺）
程之元长叹一声：“也就那样吧。官家亲政后，朝局动荡，官员更迭，真是前途未卜，事事难料啊！对了，我听有传言说朝廷欲重用兄长，兄长东山再起指日可待。”
苏轼淡然道：“经历了黄州、惠州、儋州数年，我已心似已灰之木，无欲无求，再也不想参与朝廷诸事，只愿身无所系，逍遥于世，换的一方宁静。”说完不由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程之元感慨道：“一入仕途便身如浮萍，想要置身事外，换的一方宁静真的太难了。”
苏轼突然意识到颍州离汴京距离太近，如果自己搬去颍州居住无异于给有心之人一种危险的信号——他可能会重回高位。他虽无心进取，但是此时的名声、威望以及他要被提拔的传言势必让他再次成为部分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想到此，他对钱世雄说道：“济明，房子你别还了，我决定回常州居住了。”
钱世雄震惊道：“为何突然变卦？”
苏轼淡然道：“图个清静。”
晚上，苏轼写信给苏辙表明自己与程之元相会闻得北方事，决定不去颍州了。如今已决计居常州，并借得一孙家宅，环境极佳。
这些年兄弟俩聚少离多，苏轼虽然很想和弟弟一家团聚，朝夕相伴，但是黄州、惠州、昌化军三地艰苦的生活让他望而却步，他已六十六岁高龄，经不起再次的折腾，只想平平安安地安度晚年，治田养性。
苏轼在润州盘桓数日，告别程之元、钱世雄返回真州，准备在真州小住一段时间等苏迈来接。多年不见、居于真州的米芾听闻苏轼路过此地，急忙跑去相会。
六月初三，盛夏酷暑难耐，苏轼突然生病，瘴毒大作，出现发烧、腹泻、呼吸困难等一系列症状。他急忙吃药医治，数日后疾病有增无减，只得尽快回常州养病。苏轼乘船过润州，前往常州。六月十五日，船行至奔牛埭时，钱世雄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准备随苏轼同去常州。
数日后，苏轼回到常州，住进孙家宅养病，并自己诊治开药，期间病情忽好忽坏。
七月十二日，他病情突然有所好转，并写诗赠予钱世雄。然而七月十四日，他病情又极度恶化，发烧不可言，齿间出血不止，让苏迈、苏迨、苏过等人颇为心忧。苏轼预感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写信给苏辙交代后事，并请弟弟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同时将自己所撰的《易传》、《书传》、《论语说》托付给钱世雄，请他予以保管。
七月十八日，苏轼病情再度恶化，卧床不起。他将苏迈、苏迨、苏过等人叫到床边，见大家伤心欲绝，安慰道：“我这一生从没做过恶事，死后必定不会坠入地狱，你们就别担心了。”话虽如此，但苏迈等人依旧伤心不已。好不容易熬了这么多年，一家人终于团聚，苏轼却不行了。
就这样，苏轼奄奄一息地在床上睡了数日，当七月二十三日他再次睁眼时，多年好友径山寺住持维琳不知何时已坐于床边。苏轼又惊又喜，知其远道而来探病，感激不尽。随后的日子，维琳与钱世雄终日陪伴苏轼左右。苏轼虽已病入膏肓，时常昏睡，但精神意识仍然清醒。每当醒来时就与二人参禅论道，淡然生死。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再次从昏睡中清醒过来，此时的他听觉、视觉渐失，精神恍惚地将头歪向一侧，儿孙聚于床边，掩面哭泣。
维琳在苏轼耳畔大声说道：“端明宜勿忘西方极乐世界啊！”
苏轼喃喃回应着：“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不是用力就能到达的。”
钱世雄凑上前去喊道：“先生平时践行于此，更须用力到达。”
苏轼道：“用力就错了。”
苏迈急忙凑上前去，想趁着苏轼还有意识顺便再问下后事和临终嘱咐，然而苏轼并没回答，只是静静地躺着。苏迈心跳加速，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他伸出颤抖的手探到苏轼鼻下，全无一丝气息，当即放声哭喊着：“爹！”
哭声肆起，响彻云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