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把橡胶带到欧洲人面前的是一个法国人，他原本是到南美洲测定子午线的，但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却是他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南美游记》里描述的橡胶。他描述了巴西和秘鲁人用凝结的乳状物制作成“不进水的靴子”。十年后，法国军事工程师、业余植物学家弗兰索瓦特·弗雷诺第一次描述了橡胶树和采胶过程。他们两人的书在法国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工业革命曙光照耀下的欧洲，橡胶激发了人们无穷的想象力。于是，怀揣着发财梦的无数冒险家涌到了原产地巴西。那是一个疯狂的时期，从亚马逊河开始一直到雨林深处，绵延几千公里，野生的橡胶树下到处是胶管，胶碗，到处是散发着恶臭的生胶作坊。
橡胶制品的广泛应用，促使了橡胶树种植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在橡胶的种植浪潮中，华人世界有两个人曾经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橡胶大王，一个是陈齐贤，一个是陈家庚。黄泽如不可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橡胶大王，但他自从离开垦场后，确实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到了橡胶的种植上，已经种上的橡胶树这时也开始割胶，开始收益了。黄泽如也已经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小老板，天天忙的是生意上的事，以至于把正在国内发生的那场大革命也给忽略了。
黄泽如是在《南洋日报》上看到清政府被推翻的消息的。说来凑巧，那办报纸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和他一起在京城参加维新运动的广东举人王进学。其实，自那次在新加坡见面过后，王进学几乎就留在了南洋，极少回国，那是孙中山特意安排的。王进学利用办报纸的机会，一边通过报纸宣传鼓动，一边筹款筹物，积极配合国内的革命活动。实际上，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华侨。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时，曾经作了这样的概括：“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
王进学悄悄地在从事那些活动，还是张三年告诉给黄泽如的，黄泽如听了，立即对这个举人朋友产生了极不好的看法，心里想你王进学还真行呢，防我黄某人简直就像防贼一样，我黄泽如难道说会出卖革命不成。对这个问题，王进学却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黄泽如才到南洋，连脚跟都还没站稳，更不要说经济了，而黄泽如却是一个一心向善，古道热肠，钟情于革命事业的人，如果让他在这方面介入太深的话，恐难以自拔，会把他在南洋的事业全给毁了。由于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见面时黄泽如难免一肚子怨气，把王进学大骂了一通。王进学嘻嘻笑着，听着，也不生气，只说，中国革命的道路还长呢，还怕轮不到你出力气的地方？
黄泽如生气归生气，革命到底胜利了，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王进学告诉黄泽如这个消息时，孙中山刚刚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大总统那个位子还没被袁世凯窃取去。黄泽如心里就想，中国这下有救了，中国的老百姓终于有盼头了。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在多年以前就有机会结识孙中山，亲自聆听伟人的教诲；如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功了，那种心情和中国的其他老百姓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黄泽如平时是滴酒不沾的，这回，却特意上店里买了一瓶白酒然后去找陈可镜一起豪饮庆祝。
这些年来，陈可镜在垦场，黄泽如在橡胶园，两家人虽然不在一起，但彼此之间还是相互惦念着，经常有来有往的。黄泽如去的时候，刚好陈可镜的表弟表妹都在，几个人围在一起，说起发生在遥远的家乡的那场革命，从此以后中国不再有皇帝了，一颗心激动得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特别是黄泽如，自从认识孙中山后，才明白自己当初参加维新变法的局限性，明白只有推翻反动腐朽的体制，中国才有希望。而这一天，现在终于来到了，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他简直就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等到哭够了，笑够了，心里又觉得非常的落寞和凄凉。于是，很长时间不想说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他又在想他的妻子高兰香了，心里都在替他焦急，却也不知道怎么劝他。
席间，陈淑娴免不了又疼爱有加，对他的关怀无微不至。只是，黄泽如始终不把陈淑娴的存在当做一回事。李清华看在眼里，喝完酒，让陈长喜和陈淑娴兄妹两个先走，她说她有一些事情想跟黄泽如商量。兄妹两人听话听音，先行离去。李清华看他们走出屋子后，也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就对黄泽如说他是装糊涂，还是真的糊涂。如果说真的糊涂倒也罢了，如果是装糊涂，就万万不可再那样下去了。她说你难道没看出来陈淑娴对你有情有意吗？陈淑娴有哪点不好？人家至今还是一个黄花闺女呢，你为什么要对人家那样冷淡，难道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下去了？李清华就像是在嘴里哪个部位安了一挺机枪，扳机一撸到底，强大的火力压得黄泽如连回话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黄泽如并不是一个木头人，他并不是不知道陈淑娴对自己相当用情。从内心来说，他也知道陈淑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姑娘，但问题是他的整个感情世界还在被高兰香牢牢占据着，哪怕时间过去再久，十年，二十年，他想他也不可能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位置去容纳别人的感情，他毕竟爱高兰香爱得太深了。他向李清华坦陈了自己一时还没有打算再娶的意思，他说，他还是把自己的那份情感继续的留给高兰香吧。
黄泽如带着他那份特有的固执回到了他的橡胶园。橡胶园除了有他亲手栽下的上千株巴西橡胶树外，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他们同时也是高兰香的孩子。好好地守住他们，也就等于守住了高兰香。
几个月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被袁世凯窃取去了，黄泽如再次受到巨大的打击。他问王进学那到底是为什么，王进学除了悲愤，又怎么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两个好友难免义愤填膺，为孙中山大声喊冤叫屈，也不管白天黑夜，两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顾自喝酒，也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喝得烂醉如泥，一觉睡了几天才醒来。醒来后，黄泽如对王进学说，进学兄，你答应我，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国内需要我黄某做什么，你尽管说一声就是了，要是我黄某不积极响应，我就不是中国人。在他的心里，似乎只要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袁世凯那个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就会回到孙中山的手上。其实，有些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的那些想法仍然带有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幼稚或者说严重的不成熟。但不可否认，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热情是高涨的，不可阻挡的，他们一直在为中国革命的进程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没有他们，中国革命最终要获得成功，恐怕很难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