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都成家了。孩子们已经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该经营橡胶园的经营橡胶园，该做生意的做生意去了，只有这时，黄泽如才开始有心思去考虑他一直想去做却还没有做的一件事。那件事对他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只要那件事一天没做，他就觉得他的灵魂片刻也得不到安宁。因为最近几年，黄泽如一直被一个不断重复的梦折磨得苦不堪言。那个梦虽然有点荒唐，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是真的，他实实在在地做了那样一个梦。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反复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梦境里。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那些死去的垦民天天一到他要睡觉的时候就三五成群来他家里敲门，一下两下三下，声音不轻不重，固执而持久。有时，他都已经睡着了，结果被那敲门声给吵醒了。于是他出去开门，他觉得那些人好陌生，却又像是在哪见过似的，就问那些人都是谁，找他有什么事。那些人就说，场主你真是好健忘，把我们都给忘了，难怪你会把答应我们的事也都给忘了！黄泽如说，你们都是谁呀，不说我还真的给忘了。那些人说，场主你真的忘了？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黄泽如说，真的忘了。
你们到底是谁呀？那些人便说，我们都是你从福建老家带到南洋来的，后来在垦场里病死饿死了的那些垦民呀！你怎么好把我们给忘了呢？你不是已经让人把我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吗？你不是还答应过我们要把我们的遗骨送回老家去的吗？黄泽如打了一个激灵，忽然想起自己真的曾经答应过那些死去的垦民，有一天要把他们的遗骨送回国内的，只是都让自己给忘了，心里便有点内疚和自责，骂自己糊涂，怎么可以把那样大的一件事给忘了呢？他觉得，在这件事上，他真的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嘴上却说，我怎么会给忘了呢？我不会忘的，我只是太忙了，等忙过这阵子了，我就把你们给送回去。那些人说，黄场主，我们可都记住你这句话了，你可要说话算数。黄泽如说，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结果没过多少日子，那个梦又来了，如此往复不断。梦的内容大同小异，几乎都差不多，但很明显，那些人开始变得有点急躁了，他们说，黄场主，你忙过了吗？你怎么还不来办我们的事呢？我们在等你呢！
黄泽如每每从那个梦中醒来，总是大汗淋漓，就好像是被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似的。他知道，那些不安的魂灵一定是向自己讨债来了，要不然的话，自己为什么会老是做那种梦？一旦这样想，黄泽如就觉得这件事已经不能够再拖下去了，他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件事亲自给做好，否则的话，他真的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乡亲们。
这一年，黄泽如已经五十多岁了。
有一天一大早，黄泽如吃过早饭后就直奔垦场去了。一到垦场，他一句话也不说，就把陈可镜径直拉到那座埋葬着他的妻子高兰香和许多乡亲的山坡上。几十年过去，山坡虽然还是原来的山坡，但是，山坡上已经堆满了一个个的坟头。坟头上面长着没膝高的野草。正是深秋时节，风一阵阵在山坡上呼呼吹过，坟头上那些已经开始干枯的野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听了不觉让人生出几分悲凉。站在那些坟堆边上，黄泽如向陈可镜讲述着最近几年来他所做的那些怪异的梦，然后他说他打算把那些死去的垦民们的遗骨运回中国去。他说当初他是对那些垦民许下承诺的，既然承诺了，现在就要按照当初的承诺去做。他不能够做对不起那些死者的事。
陈可镜对他的想法很吃惊，但却非常赞赏也非常支持，他也觉得那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功德无量的事。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人当初都是他和黄泽如两个人从家乡带到南洋来的，现在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有的甚至于在南洋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越是这样，越不能够让死去的人死不瞑目，让他们抛尸海外。人一旦上了年纪，年轻时根本不可能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的一些问题这时也想得多了，特别是生前身后事。问题在于要移葬那么多死去了的垦民回到中国，那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从把那些骨骸一个个从坟里刨出来，分门别类，打上标记，再到把骨骸运回中国去，再一个个地下土安葬，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好的事，必须要有详尽的筹划和安排。一句话，需要时间、人力和财力。
其实，人算不如天算，没等他们动手去做那件事，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中国的东北，三个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紧接着又进军上海，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的“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一九三六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获批准，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两万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同时，日本政府决定进一步投入四十万兵力，妄图用武力彻底灭亡中国。
那些坏消息都是黄泽如通过王进学创办的《南洋日报》，和在其他南洋报刊上看到的，这让黄泽如既震惊又愤怒。那个阶段，黄泽如特别关注来自中国的任何消息，比如，日本人已经打到哪里了，中国人都在进行哪些抵御和反抗，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了吗？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词，对于在清朝时期就已经到南洋的黄泽如来说，确实有点陌生，他只知道两个政党政见不同，在闹矛盾，甚至在打来打去。身在海外的他真的分不清楚他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他只知道国民党是孙中山一手创办的，所以，爱屋及乌，他对国民党怀有很深的感情。后来，孙中山仙逝，他对国民党的印象也就渐渐淡漠了。至于共产党，他就一点也不了解了。其实，任何人也无法去苛求他对此作出判断，如果一定要让他说出两个政党到底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那是一点也没有道理的。他不但不懂得那都是什么样的两个政党，这时的黄泽如其实也不想去弄清楚他们，他只认定一个死理，那就是，不管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那都是自己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再大，门关起来都好商量。问题是现在大敌当前，敌人都已经打到家里来了，现在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国内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作为漂泊海外的华人，心情一点也不比在国内的人轻松。抗战一爆发，南洋四十五埠的一百六十八名代表，立即在新加坡开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大会通过了一项庄严的《宣言》，号召八百万南洋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紧接着，南洋各地相继成立了分会。张三年亲自担任沙捞越分会的会长，没日没夜积极组织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而这时的张三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既然这里提到了张三年，不妨多费些笔墨啰嗦几句。多年以前，当那个年轻的张三年准备背井离乡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时，据说他已经爱上了一个姑娘，叫桃子。那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呢？桃子姑娘的父亲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富商，虽然是富商，也不一定真的富得不得了，那种富不过是相对张三年而言的。富商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的宝贝千金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