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战火燃烧到南洋时，国内的抗日战争也已经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祖国的大半河山已经被日寇的铁蹄践踏。日本人的侵略扩张野心也已经越来越露骨，越来越疯狂。他们的目的在于吞并整个中国，整个亚洲。为了完成抗日大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团结国民党一致抗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抗日力量有以红军游击队和二十八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及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而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亦即八路军。新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打击日伪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歼日伪军三十一万七千余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到日本投降前夕，新四军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万人，有效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的军队进行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红军被编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正式编制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担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当时的延安，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革命的摇篮。许多热血青年和海外进步华侨把延安当成自己追求革命的终极理想，一根打狗棍，一个背包，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延安，为的是追寻革命的真理。黄佑国也一样，还在南洋时，他就从报纸上知道自己的祖国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了，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那里还住着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对于毛泽东，出生在海外的黄佑国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他只知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毛泽东不是神，却比神还伟大。黄佑国到达延安后，并没有见到毛泽东，尽管毛泽东住的枣园离他住的地方并不远。但他心里明白，毛泽东并不是谁想见就可以见的人物。
安顿好的第二天，黄佑国就被安排到位于余家沟的一所学校学习。这是共产党中央专门为提高抗日战士思想觉悟、战场基本常识和文化水平而创办的一所培训学校，学员大多是从内地和海外来到延安的一些抗日志士。学校生活条件非常差，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五分钱菜金，包括三钱油、三钱盐和一斤青菜，主食以小米为主。生活再艰苦，也难不倒黄佑国，让黄佑国闹情绪的是将要担负的工作。黄佑国在国外时就听说延安有一所坦克学校，培养出的学员个个可以开着坦克上战场。黄佑国心想自己已经具备机动车驾驶的技术，便找到学校领导说，让我到坦克学校学习吧，我要学开坦克，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领导笑笑说，你开汽车还不一样是要上前线的？黄佑国说，开汽车和开坦克怎么会一样呢？领导知道他当真了，只好说，延安现在还没有坦克学校，你想打日本鬼子很好，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学好军事本领，将来不怕没有坦克开。黄佑国知道上坦克学校无望，只盼着能够早一天上前线杀敌去。培训结束，眼看就要上前线了，黄佑国没有想到，这时他会见到那个比神还要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那天，毛泽东是坐着一辆华侨捐献的汽车来到学校的。学校没有扩音器，毛泽东在演讲桌子边上坐下，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有了人民，有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不会亡国。有人说，我们的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经被敌人占去了，即使抵抗也不行。然而，我是顽固党的最后胜利派，仍旧主张我们会胜利，王羲之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其实，岂只大地方可以做文章？小地方也行。有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会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抗战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
接着，毛泽东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演义》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黄佑国在南洋出生长大，平时接触的人大多也是福建广东一带的人，毛泽东那口浓重的湖南腔他大多都听不懂，但毛泽东留给他的印象却非常好，他觉得毛泽东非常亲切，随和，平易近人。他甚至于怀疑他所见到的这个毛泽东，是否就是人们传说的那个比神还伟大的毛泽东。
两天后，黄佑国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随旅长陈光的部队开赴晋东北抗日最前线。短短时间内，就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广阳、陆房、梁山等地的战斗。由于是属于机工之类的后勤编制，黄佑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后勤供给保障，整天开着运输车在后方和战场之间没完没了地跑，这一点也不符合黄佑国的性格，和陈山子的想法一样，他从南洋回来，他的整个愿望就是要打日本鬼子。于是，他向部队领导请求不当汽车驾驶员，他说他要上前线去。
负责战地汽车运输队的是八路军的一名连长，叫郭德海，福建长汀人。当年邓子恢在福建龙岩领导闽西农民起义，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时，他参加了红军。后来，他所在的红军第九军团在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七天七夜的松毛岭阻击战后，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于是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来到了延安，学开汽车，又当上了汽车连的连长。郭德海对黄佑国这个从严格意义上说的福建同乡很关心，那种关心除了他们是同乡外，还因为黄佑国是从南洋回来的。
郭德海说他的一个堂弟也从南洋回来参加抗战，也是那样，一心想上前线，已经跟随贺龙的部队到晋西北抗日最前线去了。尽管郭德海的堂弟也是从南洋回来的，但是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对那些去南洋的人都感到很神秘，觉得他们在国外的生活环境相当优裕，他们都是一些有钱的人。所以对他们回国参加抗战的心情并不是很了解。而黄佑国和他的堂弟不但回来了，还一次又一次强烈要求拿着枪上前线，这就更让郭德海不理解了。面对黄佑国，郭德海只好耐心相劝，说其实杀日本鬼子并不是看你真的杀了几个鬼子，开汽车保证军需物资及时地送到前线，送到战士手中，一样是消灭日本鬼子。前方的战士要是饿着肚子没粮食吃，没弹药，还怎么打敌人？杀日本鬼子少了哪个环节也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