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那样惊心动魄的一趟旅程之后，回到上海的日子显得平静而无所事事。
唯一能与那趟旅途联系上的是王亚樵悄悄在某个深夜来了一趟，说自白川义则不治身亡之后日本人在上海进行了更多的秘密活动，他们坚信光凭借着朝鲜革命党是完不成刺杀的，嘱托阮慕贤一切小心。
王亚樵说的郑重，然而萧冀曦放下茶杯时花了很大力气忍住了自己翻白眼的冲动。阮慕贤要不是受了他的请托绝不会掺和进这些事里。
他自己是跃跃欲试，沈沧海也都不惮于为此类事情奔走，然而他们都不希望阮慕贤再卷入其中。
如果说先前萧冀曦还抱有侥幸的心理，等他亲眼见到这些九死一生的险境之后，他就已经坚定的跟沈沧海站到了同一战线上去。
王亚樵当然也没忘了对阮慕贤表达感激之情，只是阮慕贤坚决不肯收他的钱。担心被人发现的王亚樵很快又匆匆离开，萧冀曦隐约觉得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用为见到他而头疼了。
往后几个月里萧冀曦照样被阮慕贤调度着满城的跑，偶尔路过白氏商行和白青松说几句话，把满上海乱窜时遇见的新鲜玩意儿送到学校里给白青竹。沈沧海会来阮公馆看阮慕贤有没有好好养病，每次都拿来一堆奇奇怪怪的补品，阮慕贤身边现在是三双眼睛盯着，可以说是经历着一种甜蜜的痛苦。
日子建立在一种摇摇欲坠的平静之上，这种平静显得太不真实了，以至于萧冀曦时常会觉得这种生活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偷来的，眼下的中国不该有这样的生活。
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只要把眼睛蒙起来把耳朵捂起来过当下这一天，现在的上海的确是很平静的。至于这平静下面都藏着什么，大多数人是无知的，而且他们对这种无知满怀感激。
因为无知是幸福的，清醒反而是痛苦的。清醒着就会为日本人鼓捣出来那些层出不穷的小动作无可奈何并怒火中烧。
萧冀曦常在报纸上看见铃木薰的报道，小心翼翼的表达着截然不同的声音。他也用各式各样的笔名，在不同的报纸上频繁出现，其中以左联的报纸最欢迎他。萧冀曦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收到他的信，从阮公馆的门缝塞进来神秘兮兮的写着阅后即焚，指引他去看那些悄悄发表出来的文章。
每当这个时候萧冀曦都会为自己对铃木薰抱有的戒备而感到愧疚，然而他知道这份戒备是不可能消失的。
铃木薰似乎决心接过尾崎秀实的旗帜接着替中国人，或说替正义说话。这对他来说算一种很危险的私活，毕竟朝日新闻的记者应该歌颂的是东北正在五族共和的盛景下欣欣向荣。
萧冀曦一直很疑惑他是怎么成功的掩人耳目送出那些文章，直到齐宣狐疑的问他为什么兰师叔（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口误，齐宣刚说出口就抽了自己一个耳刮子）带走的那个小姑娘老是往阮公馆给萧冀曦送信，且每回都跑的比兔子还快。
上海新开了一家生活书店，里面的书让白青竹惊喜不已，也令白青松忧心忡忡。他倒不是为了妹妹读书太多而烦恼，只是觉着白青竹捧回来的书似乎统一的把矛头指向了——白青松在萧冀曦面前手舞足蹈了半天以表达自己对此事的不解——指向了有钱人。
“难道有钱也是一种罪过么？”白青松痛心疾首。
“谁知道呢？”萧冀曦也显得无可奈何，他可不敢管白青竹的事情，除非想挨她的揍。
属于夏天的时光悄悄过去了，时间总在一些琐碎的日子里跑的飞快。上海的天气不甘心向秋天屈服，只是秋日特有的那种肃杀已经在人鼻子底下若隐若现。
农历九月十七是白青竹的生日，萧冀曦料定自己在当天是抢不过白青松的，除非也是想挨揍，于是头天晚上把白青竹约了出来。
把人约出来很容易，干什么却需要费尽脑筋。如果一晚上都把时间花在散步和聊天上，似乎对这个难得的机会而言有些浪费。
发生在上海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大半年，法租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繁华。即便是傍晚，街上也还是很热闹。白青竹长久的呆在学校里，其实只出来散步就觉得十分惬意，捡一些学校的琐事讲给萧冀曦听。
她说的时候眼底总有淡淡的无奈。这些事本也应该组成萧冀曦的日常，然而现在却离他很远了。
“你师父也是，应该把你放回学校来的。”白青竹忍不住抱怨。
“放回学校，你是叫我晚上接货时还要多翻一道墙吗？”萧冀曦没好气的瞪了白青竹一眼，因为事情不那么光明正大，声音压得就有些低。
那些被管制很严的东西，依旧在经沈沧海和阮慕贤的手悄悄运出去，而且有不少运到了江苏。
这事实在太过要命，萧冀曦不敢和别人说。即使面对白青竹，也只是含糊其辞说自己在贩卖军火。
白青竹愤愤不平的张嘴想要反驳。然而这时候萧冀曦忽然感觉到心头一毛，这是人在经历了生死之后对危险的本能反应。
他一把抓住白青竹的手腕把她拉到了一边。两个人在小巷里大眼瞪小眼，只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由远及近又匆匆远去。萧冀曦探出头，看见一队巡捕脚下生风的朝一栋小楼扑去。
“奇怪。”萧冀曦喃喃自语“没听说法租界里有什么人值得巡捕房这样大动干戈啊。”
白青竹第一次见巡捕不为敲诈商贩而出动，紧张的抓住了萧冀曦的衣角。“是又要出什么大事了吗？”
萧冀曦紧锁着眉头，然而还是摇了摇头。“应该不会，我没听到风声。”
那些巡捕出来时果然带着一个人。
与他们如临大敌的神色相比，那个两鬓斑白且病病歪歪的中年人显得实在是太不起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