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问了他的地址，决定先去做一阵小工再说。他打弟赵兵的电话，想让他一起去做小工。赵兵早就来上海闯荡，也还没有成功。他的情况比他还要差，经常问他来借钱用。实在没法生活下去，那个安徽女人带了两个儿子失踪了，至今杳无音信。
他一个人流浪在彭浦新村，靠拾垃圾度日子，晚上住在一个菜场装运货物的水泥平台上。有时连续下雨拾不到垃圾，他就清晨出来，徒步十多里路走到他租住的房子前：“咳，刘学军，咳，刘学军。”象叫魂一样地叫他。
他一听到他的叫声，就知道他来，别的事没有，就是要钱，哪怕十元也好。他已经形成了习惯，好象他这里是一个慈善机构。
赵兵回电后，他对他说：“我刚才给范华打了电话，他工地上要小工，你一起去吧，有其它人，让他们也去。”
赵兵说：“我现在在顾村，跟老张在一起。现在正好没活干，你过来，我们一起去吧。”
他们碰头后，他按照范华给的地址，带着赵兵和老张乘车找到了郊区这个工地。这个工地很大，不知是哪个开发商搞的？建的好象是一个大市场，还刚刚开始。他在工地上找到范华，范华问他带来多少人。他说：“就我们三个。”
范华睁大眼睛看着他：“你也来做小工？开什么玩笑？”指指赵兵和老张，“他们还像个做小工的样子。”
刘学军说：“我是来暂时过度的，随你安排什么活，我都能做。”
范华说：“这活不好干，你不相信，就先试几天吧。你们兄弟俩一起到泥工组去，一个抄石子，一个拖翻斗车，在一档，也好有个照应。三十五元一天，吃自己的。老张是泥工，就去砖墙，五十元一天，吃自己的。”
老张说：“谢谢范老板。”赵兵也一迭连声说：“范老板倒蛮好，蛮好。”
于是，范华就把他们领到宿舍区去安排床位。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临时房里要住十多个人，很拥挤。刘学军拎着行李走进去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他到过工地，也看到过这种宿舍，但来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第二天天还没亮，工地上就乒乓哐啷地响起来。宿舍里也有人悉悉索索起床了。赵兵推推他，你今天出工不出工？
刘学军懵懵懂懂从被窝里抬起头说：“这么早？天还黑呢。”
赵兵说：“工地上就是这样的。五点钟起床吃早饭，五点半出工；中午十一点半进来吃饭，十二点半出工，下午七点左右收工。一天要干十小时以上，有时晚上还要加班。工钱三十元，吃了五元，开销五元，还剩二十元。”
一会儿，泥工头小朱来给他们发安全帽：“今天你们出不出工？”
刘学军说：“出吧。”就起床洗脸刷牙吃饭。赵兵拿出一套旧衣服，他一穿上，再戴上安全帽，就活脱脱一个民工了。上衣是件破破烂烂的茄克衫，裤子的屁股上，睁着一只滑稽的大眼睛。
刘学军扛起一把煤锹，不声不响地跟着民工们一起向工地走去。来到一台搅拌机旁边，他看到边上有两座小山。一座是石子山，一座是黄沙山。今天是浇混凝土楼面。一组十三人，五人负责出料，三人拖料，楼面上四人，一人开搅拌机。
他负责抄石子，属最省力和安全的活。搅拌机轰隆轰隆一响，人就跟着运转起来，跟高速运转的生产流水线一样。谁偷懒，或者动作慢一点，就如机器的一个螺丝松动一样，要出问题。
开始，刘学军还能跟得上，负责抄两辆车的石子，一辆拖走一辆来，一点停顿的间隔都没有。慢慢地，汗就出来了，像雨一样从额上淌下来，淌进眼睛里，涩涩的，眼都睁不开。浑身的汗水把内衣浸透，贴在身上，被冷风一吹，像裹着一层薄冰。两臂也渐渐沉重起来，灌满铅似的重，浸透酸醋似的又酸又痛。他的锹插不进石子堆里去，抄不到几粒石子。他咬牙屈腿助劲，好容易插进去，抄着了，又抬不起来。速度越来越慢。
开搅拌机的人开始叫了：“快点呀，楼上的人在等了。做不动，就不要来这里偷工钱。”
刘学军装作没听见，低头顺眼，拼尽全身力气，咬牙切齿地把锹柄靠在腿上，用膝盖助力抄。每抄一下，都要嗨地喊一声，全身迸出一层汗水。
也是满头大汗的赵兵，看不下去，翻斗车推到那里，接过他的锹帮他抄一车。他就站在那里，累得直呻吟。
好不容易坚持到中午。刘学军浑身像散架脱臼一般的疼。一坐下来，就站不起来，累得饭都吃不下。
他十八岁的时候，在筑堤前线做过重活，但已经这么多年没干了，所以显得特别吃力。不一会，有人喊出工了。赵兵说：“你下午就不要出去了吧。”他说：“这恐怕不好。”就支撑起身子出去了。
浇混凝土一旦动了手，哪怕下雨也不能停下来。一定要一次性浇完，才能没有接缝，不漏水。下午浇了一会，偏偏下起了雨。民工们都回来穿雨衣。他们没有雨衣，借也借不到，不一会，就变成了落汤鸡。
刘学军被雨一淋，反而清醒有力了，心里产生出一种卧薪尝胆的痛快，一种反抗命运的慷慨。他心里对自己说，现在的磨难，说不定就是将来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