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前委富田肃“AB”团运动开始了。
新娘紫苏曾在俄国遭遇过肃反，现在又遇到粗鲁莽的军人。省行委和省苏维埃的人遭毒打，有人被点了天灯，打地雷公烧香头，女人被用火烧阴户，小刀割乳。活着的人相互乱咬，又交待出一大帮“AB”团，人变成了野兽。连长把紫苏单独关进黑屋。
一九三0年十二月七日。
从总前委驻地黄陂接受到富田清查镇压“AB”团的命令后，李韶九和一个姓张的连长带了一个连的红军急忙起程，像把匕首无声无息直插江西省苏维埃和省行委的心脏。
他们的行动绝对保密，一路上奉命不准与任何人接触，包括敌人与我方人员，生怕百里之外的富田人得到消息。
隐密的行动使这支神密的队伍在红土地的羊肠小道上蛇一样伏行，不足百里的路途足足走了四天。
还好，一路上没遇到任何阻拦与注意，炊烟缭绕一片平和的富田村终于出现在眼前。
那一百多戴八角帽的灰色人影在黄昏昏暗的憧憧月色中悄悄冲进富田村包围省行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时，几只老乡养的鸡大模大样在庭院里寻食，厨房里做饭的老孙头低着头忙着把枯黄的烂菜叶捡出去，口里还哼着支不成曲调的信天游，天空中带着红褐色细沙的微尘，夕阳一照显得十分柔和，田野里野艾那回甜而略带苦味的气息布满了院子的各个角落，吃两顿饭的农家炊烟四起，到处一片寂静，因此老孙头的歌声显得特别而怪异，象一架失去了控制的破风车，在微风中吱吱嘎嘎地响。
紫苏正在油印室里整理已经付梓的刊物《红色中华》，那是准备后天有人下乡带下去的。
紫苏已经怀有三个月的身孕，她故意穿了件大一号的军衣，试图掩饰日惭凸起的小肚子，她觉得红区的人很守旧，富田这儿犹其突出，如果他们知道了自己未婚先怀上了娃崽，决不会象俄国人一样耸耸肩摇头就走。唉，彦来也该来了，只要一结婚，问题就解决了，再有几个月，她就会大大方方生下彦来偷偷种下的儿子，然后放心大胆甩脚甩手去工作了。几个红军战士冷着脸冲进来，迎头撞上紫苏，几乎把她撞了一跤，她一声惊叫，带头的那个大个子低低地吼了一声“不许叫”，叫声中充满杀气，紫苏分明地感到声音中的敌意，那是只有对持枪反抗的敌人才用的那种口气。这类口气紫苏并不陌生，在莫斯科被契卡带走时她就有这种经历，那时带队的契卡官员也用这种口气说话，只不过他用的是俄语。
紫苏无言。
她小心看了看来人的服装，又分明是红军的粗布灰色军服。紫苏第一反应就是糟了，国民党军队化装摸进来了。她见那些人并没有理睬她的意图，就径自走向门口。大个子又吼了一声“别动，动就打死你。”紫苏只好听话地站住，分明地感受到黑大汉刀一样的眼睛象要剥光她的衣服一样把她看了个透。
会议室里江西省行委和苏维埃的头头脑脑们正在开会，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在会上发言。发言显然被中断，紫苏正想竖起耳朵听一听，会议室里突然发出一声男人尖利的惨叫。声音有点沙哑，是年纪偏大的男人的声音。会是谁呢？会不会是李白芳？还是周冕？这边还没想出个结果，那边叭叭叭又传来阵阵鞭子抽在人体上的声音和受刑人杀猪一般的嘶叫。她听到一阵木头家俱碰撞的声音，她知道隔壁那装文件档案的大衣橱被砸开了，肯定是大衣橱，她每天整理文案不知要开好多遍，开橱关橱的声音太熟悉了。
“你是不是AB团的？说！”
她听到这句话被人反反复复地用各种语调重复，有威逼，有诱供，有时又象拉家常一样，尽管不明白“AB团”是什么样的组织，但她明白，只要一承认就等于入了圈套，要杀要剐就听任他人了。
打人的声音和被打人的嚎叫从各个房间里传出来，紫苏小心翼翼地捧着肚子，转身一屁股坐在条长凳子上。
怀了孕的女人反应外界的能力显然很迟钝，何况是怀了孕又不敢张扬的待婚的新娘。
事后新娘紫苏好久没反应过来十二月七日以来这些天省苏维埃政府里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不知哪儿冒出来的红军会对红色政权下毒手？红军为什么会杀红军？
当然那都是以后考虑的问题了。
说来也奇怪，当偷吃过禁果的新娘紫苏让人吆喝得木然坐在长凳上的时候，她脑海中间无意中出现的竟会是故乡那只改变了她的命运的乌篷船。
从四川一个偏僻小县乘着那条乌篷船离开门前蹲着两只破败的石兽的漆色斑斓的大门时，她还深深记得门缝里母亲那双迷惘的泪眼。当年她还是个体态窈窕面容姣好的小女子，不知天高地厚，随着门前那弯江水直奔长江，出夔门，过三峡，一头就赴向人生地不熟的汉口。迎接她的是父亲在清军收复武昌的战斗中仓惶逃窜的消息。在个老同盟会员的帮助下她匆忙到了上海，终于辗转在家小旅店找到那个做过几天革命政府的秘书长的父亲时，看到的仅仅是他瘦成一把骨头的尸身了。
从此她只身闯荡江湖。
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里她偶然走进了那所造就了中国大批早期革命者的著名的俄文补习学校，在那里结识了那个叫李少然的长发披肩的男学生，一个职业革命者。只记得发疯般地爱上了他，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初恋。李少然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俄文名叫安德留拉。没等到毕业，他们就手牵手到了莫斯科，一同进了那所令后人说不清是爱还是恨的中山大学。
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给这个四川小女人留下了人生中极其深刻的印像。
记不清那个叫彦来的男人是什么时候走进她的眼帘的了。只记得那是个面容十分忧郁的男人，只有那双眼睛总是发着股刺人的目光，冷冰冰的，如果他一动不动地瞧着你，又会让人不自禁生出股爱怜，感觉到那是个等待人爱抚的陌生人，有一肚子心里话要向你倾诉的样子，李少然介绍说：“这是沙加，中国的罗亭，大时代的产物，革命的多余的人。”不知是介绍得不准确还是太准确，彦来无意识地一笑，伸出手指细长的手和她的小手碰了一下，自我调笑说：传统中医的后裔，误入歧途的人。
那个叫沙加的中国人与众不同，他从不参加中国留生之间的争斗，从不参与国际国内问题的辨论，不吸烟不醺酒，一切时间用在看书上，看的却是那些和课本无关的书。一有时间就往导师家里跑，跑去却不请教不讨好，只是跟导师谢苗诺夫下棋。谢苗偌夫是学校著名的披着学者外衣的契卡，据说是个一言九鼎手染鲜血的人物，大家都不敢与他接近。只有彦来没有搞清或者说不想搞清他的背景，与他下棋品茶，一见如故。有中国留学生怀疑过彦来与特务头子谢苗诺夫结识的初衷，日子一长，见他也无别的要求，政治上并不追求进步，也就没人管他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当两个男人完全不同时，他们便相爱。也许，这话正应在谢苗诺夫和彦来身上。
使紫苏对彦来刮目相看的是那次郊游。
那是次留学生们盼望已久的郊外活动。天色空蒙的黎明还未到来，那群在校园里关得太久太闷的留学生就闹嚷嚷背着积累了一个月才攒下来的食品出发了。他们要到莫斯科远郊一个著名的已故作家庄园去瞻仰名人，体会生活。尽管天冷雪大，一群年青人还是兴致很高，乘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就去了。对于那所贵族式的旧居紫苏只记得那些破旧的墨绿色的地毯，没有马的马厩，木栅栏四周的白桦林，再就是那场时飘时停的雪，其他的就什么也不记得了。唯一记得很清楚的就是那场祸事，那场食物的香味引发的祸事。
那年月的俄国穷。农奴从世代羁绊他们的制度下解放不久，当家作主人了，可以号令一切了，可是面临的是大饥饿。颗粒无收的秋天造成了多灾多难的冬天，俄罗斯苦难的大地上饿殍遍地，不一会就让大雪掩埋得干干净净，这是到俄国寻找真理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他们认为这儿是理想的天堂。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摆在地上的那些面包红肠腊肉散发的香气一散几十里，不大一会儿饥饿的农民就不声不响从各个角落里涌流出来，张着充满食欲的丑恶大嘴把他们包围了。
双方相互敌视了一阵，一个裹身熊皮遮住上体的大胡子喊了一声：“抢，抢掉这些资产阶级的奢侈品。”众人一齐发喊，不由分说地拥上来抓起地上的东西就往口里塞。
没有道理可讲。
没人能抵挡得住。
疯狂的濒临死亡的人是任何人也弹压不住的。
紫苏和另一个女同学吓得尖声大叫，一个劲儿往里屋退。
退到门口却停住了。
门廊里地板上坐着个人，面前用作家桌上的墨水画了个棋盘，那人正把手上的面包撕开，撕成一块块的当棋子摆在棋盘上。黑面包当黑子，白馒头当白子。
涌进来的农民也停了，有点好奇有点鄙夷地望着这个中国人。
“你们谁来和我赌？”那人用俄语说，“下赢一盘吃一块面包。”
熊皮大汉不知嘴里嘟哝了句啥，双手在熊皮上一抹，坐下就走了一步棋。
那中国人想也不想随手支了一招，就抬头对围观的人说不要慌，一个一个来，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共产主义嘛，甚么都会有的。
他一边卖嘴皮一边走棋，十几招便胜了那熊皮大汉，就把剩下的面包往口里一送，大大方方咬了一口，问：哪个又来？随手用块白纸团替代吃掉的面包。
有食物作诱饵，自然有人又来。
那人一连战胜几个俄国人，面包也剩得差不多了，他笑笑站起身，把撕成了棋子的黑白面包一收，分别交到紫苏和另一个女同学手上，说吃了，快吃。回头就对还没反应过来的俄国人说：游戏完了，请女主人收拾残局，诸位请回吧。
目瞪口呆的俄国人看着几口吃光了面包渣的中国女人，相视一笑哄然而散。
那就是彦来。
那次效游只有他和两个中国女人吃了午饭。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郊游了。
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开始了。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中山大学的每一个中国人。
紫苏自以为在国内她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什么样的罪都受过，也算是经历过磨难的女人了，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几乎把她整个人完全摧跨了。任何信仰，包括她一度狂热追求过的共产主义，在她的脑海里不复存在，她从此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后来彦来把她从契卡的特务机关里挽救出来，试图用爱情唤醒她的感知，却作不到了。她活着，却再也没有希冀和追求。有人说她是生活失去了目标，也有人说她是根本就失去了生活。
她是浑浑噩噩随彦来回到中国的。
外间的大厅里又在打人了。
紫苏感觉脑子乱了。时不时地俄国契卡的阴森森的刑讯室出现在眼前，时而又换成了富田省苏维埃的办公室，耳里只有皮鞭声。
莫斯科的冬天特别冷。
冰把教室里几扇窗玻璃冻裂了，旧式的哥特式的铁花窗锈迹斑斑，大约也是这样一个下午，“契卡”的人不由分说抓走了八个学生，李少然是班上的俄语译员，上前据理办争，说这八个人中间有五人是共产党员，三个是烈士子弟，坚决不让带走。讨来的却是一顿苦打。紫苏亲耳听到带头的“契卡”官员用俄语嘟哝：“蠢猪，我可不管你共产党国民党，想在俄国造反？见鬼去吧。”
第二天，李少然悄然失踪，后来有人发现他躺在瓦西列夫公园的雪地上，早就死了。
门推开了，一拨人蜂拥而入。走在靠后点的那位是位中年人，一张脸冷冰冰的，紫苏下意识地感到股冷气扑面而来，和上次在俄国经历过的感觉一样。那人没说话，直直地盯着紫苏看了好久，问：“你叫田桂英吧？”
“不，田桂英是妇联部长，我是管图书的。”她自己也不知怎么就说出了这句话，轻轻的，那句谎言就脱口而出。
那人上前一步，很不客气地抓起她的手，举到眼前细细地看。
紫苏没有挣扎，让他看了个够才说：“我没说谎吧？田部长是种田人家出身，不会有我这样的手。”
那人无言。
门外突然有人喊：“李主任，田桂英抓到了。”
那人一甩手就离开了。走到门口他回头一瞥，从牙缝里说了句“你等着”。他不喜欢女人狡辨。他憎恨漂亮的女人。
那天雪下得好大，我一步一步挣扎着，好不容易在同学们的搀扶下才走到渺无人迹的瓦西列夫公园。那是个没有围栏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园。公园里靠近湖边的那张长靠椅上曾经留下过我和我的安德留拉多少情话呀，一看到安德留拉孤零零地躺在雪地上，我一下子跪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一个中国同学死命用指甲掐住我的人中，半天醒过来后，就落下了个嘴唇痛的后遗症。我不能急不能气，一急嘴唇就哆嗦，就发痛。你会说世界上哪会有这种病？唉，信不信由你。
天黑了，庭院中燃起三堆大火，无数支火把在人手中挥动，把人的影子乱晃晃地映在地面上，人声嘈杂象乱了窝的马蜂，只有打土豪分浮财的时候才看见过这种场景。
没有人看管我，也许因为我是个不关痛痒的女人，他们仅仅把门扣死了。通过墙上的牛肋巴小窗，看得见大榕树下挤满了捆得象一团棕子样的人。看不清他们都是些谁，只晓得他们好多人都垂着头，有的大声呻吟，反正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在摇曳的灯火下最容易辨认的是金万邦，他比别人高出一头，绳索勒得他朝前伸着脖子，背很明显地驼着，大张着嘴直喘粗气。金万邦是省行委军事部长，他一点也不明白眨眼昔日的战友就翻脸不认人，把他这个老军事一索子就绑了。我看得见他老伸出脖子去问押解他的战士，听不见他们的问话，从战士推开他不耐烦的动作猜，他可能想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从一片眼镜的反光中我认出了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老头子患有气管炎肺气肿，早就瘫在地上喘成一团。眼睛慢慢习惯了黑夜，我又认出了段良弼，李白芳，还有红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朝北靠门的院头横放着张桌子，一盏菜油灯在桌上闪着微弱的光。
那位冷面中年人坐在桌子后面。
后来我们知道了他叫李韶九，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
他们不是国民党白匪，是红军。是从总前委驻地黄陂赶来的红军。他们中间有人有意无意泄露说，他们是从黄陂来的，来头大得很，是奉旨行事，奉的是最高等级的密旨。
大树下火把更加密集，火光中有人被强拉着绑在树干上，那人伸长脖子嚎叫，一阵鞭打后叫声就变成了悲号，从哭泣的腔调里我辨别出他是李白芳。
我晓得这一天早迟会到来，没想到会来得这么早。
不，我不是神明，也不是在苏联学了马列主义就能未卜先知。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唉，我刚到这里，一听他们几个自称老干部的人私下和明里的摆谈，就知道要出事。你看过小说《水浒》没有？看过？好，如果你熟悉林冲火拼王伦那一段，那么事件没有暴发前，省苏维埃和省行委与红军总前委之间的关系，也就大致和这差不多，到了火柴一划就点燃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