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徽商，我首先会想到徽骆驼，徽商吃苦耐劳的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其次会想到以“信”求财的经商方式，徽商的诚信委实让今天的奸商汗颜；再次会想到“红顶商人”胡雪岩，他那种集儒、官、商于一体的人生境界，至今仍然是许多人的世俗理想；最后会想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徽商孙富，当然他不是什么好人——传统文学作品对商人向来轻视，“商人重利轻别离”即为显例。
在重农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想要在封建框架内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向既有的统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百般示好。不是我灭自家威风，刻意贬低徽商，而是他们身上的确带有那个特定社会的烙印。说白了，多数徽商打的就是“文化”和“曲线做官”这两张牌。
没文化做不成大生意，这一点徽商早就懂了。以获利极巨的盐业为例，历代朝廷对它的生产、运销、课税等都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哪能懂得其中的窍门？而徽州人的聪明和学识此时就派上了用场，不仅对本朝和前代盐法弄了个门儿清，还时不时钻一点政策的空子。清朝盐政官员级别较高，大多精通文墨，满嘴市井俗语的浑小子岂能“高攀”得上？于是文化知识便又成了徽商巴结盐政大吏的敲门砖。那时候就是这种风气，另一支经商群落——晋商也特爱走上层路线。所谓的“红顶商人”，其实就是官商结合、权钱结合的典型，难道值得效仿吗？
徽商虽然积累了连皇帝老儿乾隆也羡慕的财富，但“以商为羞”的情结依然难以打开，没做成官心里总不踏实。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徽商做生意总有些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有22人。被称为“肯园先生”的徽商鲍志道，以穷伙计出身而成为盐业巨富。可他的子孙大多不屑经商，但求读书做官。这与现在某些“老子做官儿子经商”的腐败现象看似正好相反，其实“官本位”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犹太人号称世界上最会做生意的民族，在我看来，他们身上的确有两大优点是包括徽商在内的中国传统商人所不及的。
一是强烈的契约意识。这种契约意识不是单单“诚信”二字所能概括的，而是包涵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和更为彻底的法治精神。受犹太教的影响，犹太人视契约为人与上帝的约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执意要割别人身上一磅肉，因为契约就是这么定的，虽然有点不够仁义道德，但我总觉得要比用仁义道德来“杀人”好。据《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晋商崔崇因为做生意亏本，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大老板，竟然“以刃自剖其腹”来表白心迹——壮烈倒是壮烈，但这样的愚忠还有救吗？
二是反权威的精神，一直没有自己的祖国和长期受迫害，造就了犹太人的独立精神和反叛精神。“两个犹太人就会出现三种意见。”正是这种不重视权威的性格，才造就了马克思、弗洛伊德这样横空出世的思想家；正是由于不重视权威，成功后自己也不会成为权威。总理是最大的官吧，可爱因斯坦就是不愿当以色列总理，估计犹太人就这脾气！
当然，瑕不掩瑜，徽商身上仍然有着许多优良的品质，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苛求徽商，因为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但我们可以苛求今天的自己。创造一个守契约、讲诚信的法治环境，创造一个注重独立性、提倡创新的人文环境，才是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这样的环境才真正有利于现代商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一切正当事业的发展。
200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