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埋在心底不止一年了。只要稍稍安静下来，打开台灯，我就萌动着将它写出来的欲望。
这些年，由于工作关系，有机会和一些素来尊敬的老作家接触。人是有感情的，交往多了，自然增进了友谊。和他们的交谈渐渐深入了，不仅能听到风趣、富有见解的谈话，而且能触摸到他们的性格，体验到他们情感的变化。一般人都以为老年人的心情是平静的，其实和青年人一样，有时也极不平静，只不过表现得更为深沉细腻罢了。
下面想告诉读者的，是曾牵动我感情的几个生活片断。
前年春末，一天下午，我在上海巴金同志寓所客厅里，听他谈阅读近年来一些中篇小说的意见。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会议正在进行，巴老是这个评委会的主任。虽然他太忙，精力有限，还是看了不少作品。我一边听，一边在记。突然电话铃响了，巴老的女儿小林去接电话，当她啊地失声叫出“茅公”时，巴老匆忙从沙发上站起，慌乱地披了件上衣，急促地走过去，只听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吃力地说：“我很吃惊，我很难受，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他缓缓地放下了话机，站了一会儿，独自走出客厅，到庭园中去。那天本是个阴天，由于巴老情绪的突然低沉，客厅的气氛整个都变了。巴老接电话时，我忽然拿起了身边自带的“傻瓜”照相机，抢摄下了巴老接电话的镜头。可惜，只照到侧影。我不遗憾，就我的摄影技术，是决计不可能将巴老当时的真情保存下来的。一两天后，巴老为《文艺报》赶写了悼念茅公的文章，按早先计划好的日程去杭州了。在杭州约十天，因等候赴京参加茅公追悼会的通知，加上连绵的蒙蒙细雨，使此行蒙上了一层阴郁的气氛。那些天，巴老常常一人坐在旅馆里，有时站在阳台上，沉思，眺望。
去年6月10日上午，接到冰心电话，详细询问巴老的近况。我因去皖南屯溪参加《诗刊》举办的抒情诗座谈会，返回时在沪停留了两天。我有点纳闷，冰心的女儿吴青也刚从上海回来，巴老的近况她比我了解得多。听了冰心电话中一连串的询问，我才明白，大概情况她是知道，她想了解得更细致具体些。比如她问，巴金给人送书还是自己包扎写地址吗？他是不是常常一人坐着，是身体不好，还是在想什么？他们家的取暖设备是否得到改善？他从楼上书房下来有没有人扶着？……她说：巴金本人没有什么要求，所以别人总以为他很满意。一位多病的八旬老人对另一位八旬老友了解如此深切，关心如此入微，实在使人感动、惭愧。
前年冬天，叶老有次在室内站着，凝思窗外。不知是外面刮的风，还是漫天飞舞的雪花，扰动了老人的心绪，他忽然想到了春天。他对身边的长子至善说：开春去北大看看孟实（朱光潜），喝杯老酒！至善微笑着应和。他懂得老人的心思。他补充说：还有王先生。
朱先生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得有点激动。他们是有半个世纪交谊的老友了，新中国成立后，虽同在一个城市，有些场合也不时见面点头，但像五十年前在立达学园时围炉饮酒开怀畅谈的机会却没有过。都是近九十的人了，又忙，聚会一次也难得。朱先生打听叶老平日喝什么酒，牙齿怎样；叶老也打听朱先生是不是还只喝白酒、白兰地，他们家阿姨会不会做菜，他说自家的阿姨做的酱鸭既香甜又烂糊，朱先生准爱吃。
冬天到春天，有多少个白天和黑夜。老年人心里有事总放不下，他们相互在急切地期待着。
老人的福气好，约定的日子，没有一点风，日头暖暖的。我下午一时半骑车到叶老家，叶老已衣履整齐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堂的沙发上。至善说，叶老从早上起就惦记这事。车开后，叶老招呼，先去王力先生家看看。由于同是语言学家，叶老与王力先生见面机会略多，但也多年没有这样走动了。王先生与朱先生同住在北大燕南园，相隔几座小楼。二时半左右，到王先生家。至善搀扶叶老悄悄推门进去，怕影响王先生午休，岂知王先生早已伏案工作，人走近了，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王先生才站起来，背转身猛见是叶老，高兴得差点拥抱起来。他们很快用苏州话攀谈。王先生扶着叶老到客厅坐下。叶老是苏州人，王先生是广西人，但王师母是苏州人。王先生深知语言在交流情感上的作用，挑选了叶老的家乡话，气氛顿时使人感觉格外亲切。王先生见叶老身体这般硬棒，说话气足，高兴地说，我比你小，该我去看你。叶老说，你比我小多少？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住得又远，难得有机会走动。他们在叙家常，相互叮嘱。叶老问，王先生记性好吗？王先生说记得清楚。叶老说：那就好。王先生上午刚在北京市语言学会年会上讲话。他叫苦，社会上来找他当顾问的事多。叶老说，他也是这样，但年岁不饶人，当了顾问不能只挂名，真干，哪有那么多精力？他们说今后尽量少参加这类活动。王先生客厅里挂了几位名人的字幅。叶老边看，边问，谈起熟悉的友人：梁启超，郭沫若，容庚。王先生说有人编了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想请叶老题签。叶老与他商量：现在手抖，字写不好，算了，不写了吧！王先生说：也好。王师母从外面回来，为叶老准备了点心。叶老在这里坐了约一小时，他站起来说去看看孟实，王先生说我送你去，叶老说，不用了，车子能找到。王先生就在门口台阶上止步了。当车子转出，上了路，从树隙里见王先生还站在那里，我刚一转头，又见朱师母在马路上招手。车子停下，叶老未及下车，朱师母就对我说：朱先生等急了，怕路上出事。约好两点出城，这会儿快四点了，朱先生叫我打电话给你，你不在，又打给《光明日报》才问到叶老家电话，满子接的，说你们两点就出来了。后来见王先生家门口有车子，估计你们先去王先生家了。说着说着，朱先生从王先生家那边连走带跑地过来了。他穿一身旧蓝布制服，一双旧布鞋很显眼。一见叶老，老远伸出手，与叶老紧握。分不清他俩谁扶谁，一起到客厅。他们很快谈起立达学园时的生活。恰巧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叶老纪念夏丏尊先生的一篇短文，他们顺此谈起了一些故友。叶老得知朱先生正在校阅新译的《新科学》一书，劝他多休息，少做事。朱先生兴致勃勃地向叶老介绍自己每天的活动表：晨七时前到未名湖一带散步，约一小时，早饭后工作；下午看书报或接待来访，五时散步，三刻钟，回来晚饭。晚上看看电视，不工作。至善说，朱先生的生活、工作一向有规律，老习惯，抗战在重庆时条件那么乱也生活有序，像钟摆一样。朱先生发现我随身带了相机，叫我替他们拍照。叶老说，我和孟实这么老的朋友了，合影的机会真不多，过去总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很多事就这么错过去了。朱先生特意领叶老去门口小花圃里走走，旁边有座地震棚，朱先生告诉叶老，1976年地震时，他在里面住了半个月。晚饭朱先生准备了不少菜，请叶老喝一种上好的桂花酒，朱先生、他的女婿、至善和我喝英国白兰地。叶老带了一只自制的酱鸭，他将大腿撕给朱先生，问他味道好不好。朱先生只是点头。朱先生谈性浓，今晚比平日多喝了两杯，他端起空杯看看，还想喝，朱师母说不能喝了，将酒杯拿走。朱先生只好向叶老苦笑。叶老说：“没关系，明年春天再聚。”
一觉醒来才半夜两点，虽然感冒未愈，头还隐隐作痛，但我决心起来，将这篇短文写就。放下笔，心头略感轻松。不过，我清楚，写这个题目的冲动，会像埋在土地里的树根，顽强地要探头。新的感人的事时时在发生，在触动我，过去不曾留意的事一旦被认识被咀嚼出其意味来，同样也触动人。另一方面，我亦感觉，现在一些中青年朋友间的交往，真诚的友情固然不乏，但一时的实用也颇触目。这又反转过来促使我钦羡向往正直的师长们之间深厚诚笃的友谊。是我老了吗？感情老化了吗？不是。我虽说不上小，但也称不上老，正当中年，我珍惜师长间可贵的友谊，也许正是我渴求同辈间也多几分令人值得记忆的友情。记得在一次同窗好友的聚会上，我多喝了两杯啤酒，在举杯相互祝福时，望着伙伴们泛着童心的笑容，说出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愿这个片刻长久。
1983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