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文集》卷首除李一氓序文，尚有三篇怀念阿英的文章。
夏衍、于伶的文章是阿英逝世后作的。柳亚子的则是他生前的笔墨。读着亚子先生《怀念阿英先生》，不由得使人想起阿英极不安定的一生。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阿英时时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常有被捕的危险。经上海地下党的安排，同年十二月八日，他挈妇携幼，悄然乘船离开战斗和生活了十几年的上海。
阿英的突然消失，颇引起“孤岛”和内地友人的关切。因为情况不明，有的人误信传闻，以为他或者遭遇不测，竟做起忆念文章来。一九四二年，远在桂林的柳亚子，就写了《怀念阿英先生》一文。
亚子先生在文章中说：
自从香港脱险以来，就担心着上海文化界朋友的消息。朋友太多了，他们的姓名当然不能备述。但，除景宋先生以外，比较地位颇重要，在私人方面，怀念也颇深切的，却是通讯过半年多的阿英先生。到了桂林，偶然看见重庆出版的《文坛》第四期，它写着：“阿英已全家离沪，惟已抵何地，尚无消息。”全家离沪，是我所高兴的，但已抵何地，尚无消息，又不免使人墨念无穷了。为了闷在心头，老是不舒服，不如将我怀念的心情，索性写一些出来吧。
我最初知道景仰阿英先生，还是在太阳社时代，这时候他的姓名是钱杏邨。太阳社好像是出版月刊和丛书的，主要的人物是蒋光慈先生和钱杏邨先生。……我这时候亡命日本，读了他们的作品，觉得是颇有兴趣的。
……
不过我和他的关系，却在八·一三之役上海沦陷以后才开始建立的，此时他已是魏如晦先生了。他编辑《文献》，又在《华美日报》上面发表他的南明历史剧本《碧血花》。对于南明历史，我是向来有些癖嗜的，便设法和他通讯，提出了许多意见。结果他找人介绍来看过我一次，以后便继续通讯讨论。……对于南明历史的书籍，阿英先生藏本甚多，在我研究过程中，帮了我非常大的忙，我处所有南明史料的来源，一部分是阿英先生代我搜购得来的，……另一部分是他借给我的……可惜这一次在港变中，完全丢掉了。在我这真是生命以外最大的损失，而对于阿英先生也真是一万分对不住他的。
亚子先生撰写这篇文章，虽未必真的以为阿英有什么不幸，但他的思念、担心的心情却是真实的。阿英生前说起，他见到这篇文章，已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与亚子重逢于北京的时候了。是亚子先生告诉他并拿出《怀旧集》给他看的。亚子先生说，那时怀着同样的心情，接着写了《杂谈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剧》。一九四七年，潮锋出版社假借阿英之名出版《近代外祸史》，居然骗得了柳亚子的序文，可见亚子先生念旧之情的深重。
解放后，他们过从甚密。一九五六年九月，阿英替柳亚子编选《左袒集》。阿英在前记中说：“《左袒集》是柳亚子先生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诗作的一部分，都是怀念共产党人和左翼作家的篇什，当时没有可能发表。一九四〇年，他亲笔抄写了一本给我。上海解放前夜，所留书籍、文稿，同遭到蒋军的毁劫，以为连这本诗集也不会找到了。哪知今年丛残运来，全稿竟在。”
阿英一九四一年岁末从上海来到苏北。一年以后，日伪报刊造谣说他遇害身亡，致使沪上和内地的友人再次为他受惊。谣言之甚，竟使同在新四军的陈毅将军也“焦虑万分”起来。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九日阿英收到陈毅五月二十九日自皖东北来书，云：
黄师长（即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引者）来，略识近状，颇慰。前伪方反宣传，闻之焦虑万分，后电询无恙，复大喜。吾侪乱世男女，生涯虽无定，而侥幸处亦多，可以自愈自贺，兄意如何？弟西移后，处境如前，兄有暇，不妨来游。希嫄（即阿英夫人林莉——引者）及令公子等谅安泰。前《艺文社开徵引》（即《湖海诗社开徵引》，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毅诗词选》——引者）一诗，兄处如尚有存底，祈抄寄一份。敝帚自珍，不值方家一笑。近来制作多少，愿让我先睹否？弟痔疾调治后，已略愈。此间赴沪甚便，上海情形能窥见一二。兄处如何？
知注特闻。
岂止阿英。解放前哪一个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不是在死亡和艰难中挣扎奋战过来的，他们漂泊无定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部曲折动人的故事。多灾多难的年代烙印在文学史上这痛苦的一页，应该永远成为过去。
一九七九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