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也是革命文艺应该描绘和讴歌的重大主题。但是，诞生于长征途中，直接反映长征斗争生活的美术作品，《长征画集》却是硕果仅存的一部。画的作者在长征途中，利用行军和作战的间隙，拿起画笔，把感触较深的景物抢画下来。当时绘画条件很差，连毛笔也难找到，所谓画笔，有时就是用麻扎起来的代用品；墨要自己做，用老百姓家锅底或烟筒里的黑灰调制；纸则随手找到了什么就用什么，往往十几张画就使用好几种不同的碎纸。这些简陋的绘画工具，放在随身的背包里，行军背着走，一有空就拿出来画，走到哪里画到哪里，一路上画了许多，随时张贴，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这部画集能够得以保存并较快地出版，本身就是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
长征胜利结束后第三年，一束反映红军长征生活的写生画的照相原稿，几经辗转，从遥远的陕北被带到沦陷了的上海。参加过长征的刘少文同志将它交给了阿英同志。那时，阿英正坚守在上海抗日文艺战线上，主持风雨书屋，主编《文献》月刊，时时受到日本侵略者、汉奸和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威胁、迫害。他见到这束画稿的照片，异常激动、喜悦。虽然，这束画的作者是谁，收集的人是谁，照相的人又是谁，都不清楚，但是考虑到这些画的历史价值和对国内外宣传长征的巨大意义，他和几位同志商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地、完整地把它编印出来。
一九三八年十月，《长征画集》初版本问世了。那时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的专著《西行漫记》中译本刚发行不久，书中有叙长征的专章。画集采用《西行漫画》题名，既便于避免敌伪的特殊注意，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它的内容。编者还特意将《夜行军中的老英雄》作为首幅，集前加印了长征地图、照片、文字纪事。至于画的作者，因阿英听说画是经肖华同志之手从山东根据地转来上海的，而肖华本人又是参加过长征的，所以他就在初版本上署了作者肖华的名字。
阿英对《西行漫画》做了热情的推荐、高度的评价。他在《题记》中写道：“在中国的漫画中，请问有谁表现过这样伟大的内容，又有谁表现了这样韧性的战斗？刻苦，耐劳，为着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这是怎样地一种惊天地、‘动’鬼神的意志，非常现实、乐观地在绘画中，把这种意志表达出来”，它将“伴着那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的伟大行程永恒存在”，“把它印行出来，也正是要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提供一项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见证”。初版本精印了两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绝大部分流传在上海和江苏、安徽等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此后不久，风雨书屋被查抄，有的人员遭到逮捕，这本画册也就没有机会能够再版了。
二十年后，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九个年头，一个热心的读者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本画集。他认为这是重要的历史见证，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建议重新出版。人民美术出版社接受这个建议，在同年十二月，借用阿英珍藏的底本，重印了三千册，并请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同志写了序。肖华同志否认这本画集是他所作，但不知出自谁手，因而这一次出版没有署作者名字。
阿英在上海出版《西行漫画》后，一直在探询画的作者究竟是谁。早在一九四一年，他从上海到江苏北部新四军根据地后，从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那里，得知画集作者署名可能有误。后来，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阿英又在日记中写道：“得悉肖华同志不会画，前在沪，余所刊《西行漫画》，实为中央红军宣传部人所画。”究竟是哪一位同志呢？解放以后，阿英多次同好友李克农同志谈起此事，请他留心打听。直到一九六一年这个谜才终于揭开。那时担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黄镇同志从国外归来，李克农同志向他提到这本画集，开始引起他的回忆，后经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志拿着原印本去访问他，才证实了这就是他在长征途中，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所作的那一束画。但这束画的原稿和初版时所用的照相原稿至今还不知去向。
一九六二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次精印这本画集。正式定名《长征画集》，第一次署上了原作者黄镇同志的名字。肖华同志修改了一九五八年本序言。另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魏传统同志，就各幅画意回忆，题了诗。阿英同志还专为此书的编印经过，写了《〈长征画集〉纪事》。
一九七五年，正值长征四十周年，由于“四人帮”妄图打倒参加过长征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百般阻挠破坏纪念长征的活动，《长征画集》自然也得不到宣传。直至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九七七年八月《长征画集》才得以重印。这次画面印得比任何一版都精美。朱红色的封面，象征着革命先烈的鲜血。
《中国建设》杂志去年第十二期选发了《长征画集》中的四幅，本期又选发了十三幅。现在简要地谈谈其中的几幅。
《夜行军中的老英雄》，作者谈道，长征初期，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不久，就遭到数十万敌军包围堵截，敌机整天骚扰。我们多在夜间行军。有时大雨滂沱，泥泞路滑，有时翻山越岭，十分辛劳。由于白天睡不好觉，夜行军时，有的同志边走边睡着了，有的同志边走边碰在前面同志的背上，有的同志被后面的同志轻轻推醒，继续前进。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年已五六十的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几位老同志处处以身作则。像林老，白发如银，又是近视眼。但他非常乐观，总是婉谢别人对他的照顾，戴着眼镜，手提马灯，眼望前方，器宇轩昂地前进。作者怀着深厚的敬爱之情画下这幅画，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党中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大捷》这幅画，记录了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这次战役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和杂牌部队共二十个团，轰动全国。作者在题记中说：“遵义的伟大胜利，俘获敌官兵数千，吃饭前的情况。”画的左边，红军在台上讲，着墨不多，但昂扬的气概跃然可见；台下是一群俘虏，正在谛听红军宣讲优待俘虏政策，情绪兴奋。关于这幅画，作者还谈道，许多俘虏兵经过阶级教育，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欺骗和压迫，积极报名参加红军，有的还很快成为英勇的战士。这正好说明，党的军事思想和政策威力大，反动派不得人心，必然失败。
作者回忆创作《贵州苗家女》和《川滇边干人之家》时的情景说，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一幅画强调红军对老百姓也要做宣传工作。年轻的作者走进一家干人家（干人家就是穷人家），看见大姑娘没穿衣服，老头诉苦说国民党反动派怎样欺压他们，封建部落主怎样压迫他们。作者画这幅画，借以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
安顺场和泸定桥是长征路上发生两次著名战役的地方。安顺场是濒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河谷地带，两侧高山连绵数百里。在这样的深沟中，极易为敌人伏击包围消灭。反动派曾得意地叫嚷，红军将像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一样在此全军覆灭。但红军以无比的英勇冲过河去，占领了渡口，随后夹河而上，又以神速的行军和勇猛的战斗飞夺泸定桥。《安顺场》一幅，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画出了十八勇士渡河突击的关键性时刻的情景。画面上乱云低压，浪涛汹涌，一叶轻舟正无畏地冲向敌人扼守的对岸，令人想见当年红军志吞山河的气概。《泸定桥》一幅，许多同志称赞说：“这张好，这个桥用几笔就把气概画出来了！”
《老林之夜》表现红军在原始森林里过夜的情景。作者说，这幅画的意境他很熟悉，西北风紧，无处住宿，又冷又饿，彻夜难眠，只好坐在那里，等待胜利的黎明。作者还风趣地说：“记得我也坐在那里，怀里揣着一支画笔，那时能找到这样一个林子避风就算不错了；到了草地，连这样的林子也找不到了。”这幅画和《草叶代烟》，看了给人以激励、鼓舞。
《下雪山》是写红军翻越雪山之巅，在一片冰雪世界中大步下山。胜利在望，而风暴冰雹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战士们既紧张又兴奋，有的跑，有的连人带雪地滚了下来。
《草地行军》表现红军的艰苦卓绝和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作者说，草地的环境难以想象地险恶，但从来听不到有同志叫苦。有的同志陷进泥潭里，爬不起来，非但不呼喊别人救，反而勇敢地对同志们说：“你们走吧！”这些场面是极感人的。正是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有铁的意志，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战胜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困难，取得长征的胜利。
《长征画集》中的画充满着作者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洋溢着浓郁的战斗生活气息。由于这些画都是在戎马倥偬中赶出来的，没有条件精描细绘，而是用奔放有力的笔触，一挥而成。虽然如此，各幅画在表现方法上的特点，作者在艺术上的探索是显然的。例如，有些画在技法上受西洋画影响较大，而《翻夹金山》一幅，又保有中国传统山水画风味。总之，《长征画集》既是长征的片断记录，又是有特色的艺术品。
一九七八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