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钗婉言相劝宝玉讲些仕途经济，“仕途”即升官之途，那“经济”，除了国计民生，大约还关碍着私囊。这话让刘姥姥说来，定然是“宝哥儿好好念书，将来做举人中状元，升官发财。”在封建朝代，升官与发财总是密不可分的。
明清以降，官员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薪俸越来越薄，贪贿之风便愈演愈烈。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天高一尺（地皮被刮得低了一尺）”都是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末借南京道台吴继之之口说：“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而且大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现办的大关，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然而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
从人性恶的角度来看，吴趼人说得好极了——“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封建时代的吏治腐败，根子在于体制。那时，能监督惩治腐败者的不是广大的民众和舆论，而是上一级的官吏。但这些监督者要想发财，唯一的财源也是他们的下属。这种监督往往会成为一纸空文，从下到上，形成一级骗一级的风气，骗住了皇帝就万事大吉。从上到下，施展一层刮一层的本领，直刮到最底层的小农，刮无可刮为止。于是民怨沸腾、于是官逼民反、于是天下大乱、于是旧朝灭新朝立。然后休养生息、然后欣逢盛世、然后搜刮日盛、然后民怨沸腾，一切又周而复始。王朝的更替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更新，升官发财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出于自身的统治需要，做皇帝的都不希望大臣小官过于贪酷、动摇他统治的根基。但皇帝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官员的道德建设上，指望每个官员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楷模，从来没有从体制上对当地最高长官的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直到闹得“太不象话了”，才派出钦差大臣去“救火”、去抚民。许多贪官的落马，并非是监督机制本身的有效运转，而是老百姓告御状或“狗咬狗”的结果。
正因为做官所冒的风险与所得的利益相差太悬殊，才有无数的书生汲汲于功名利禄。现在的某些“公仆”，一边在台上慷慨激昂地作反腐倡廉的报告，一边大肆贪污受贿、包养情妇，表演功夫连专业演员也自叹弗如。贪官丁仰宁还总结出了新的官场秘诀——“升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此公在任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期间，卖官鬻爵，三年内即从这个贫困县“获利”一百多万元。前不久才伏法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为官五年半，索贿受贿七百万元。有个笑话说某书记下乡扶贫，来到一家最贫困的农户家中慰问。书记握着老婆婆的手亲切地问：“老奶奶，你们家最需要什么？”老妇人道：“求您让俺儿子做个官吧。”可笑乎？可叹乎？可哭乎？
随着时代的进步、法制法规的健全、体制的完善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我相信升官发财的“真理”，总有一天能被打破。
韭菜与萝卜
昨天（1999年12月23日），新华社又披露了一个贪官落马的消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大搞权钱交易，生活腐化堕落，已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这几年贪官见多了，贪官的层次与级别也越来越高，反腐败的形势反而越来越严峻。腐败内幕有索贿受贿、卖官鬻爵、庇护走私、包养情妇，还有为“扶正”而买凶杀正职的、有陷害检举人欲保官位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归纳起来，不外八个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贪官是一个接一个地揪出来示众了，足见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之大。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总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贪官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的，总也抓不完？是打击面太宽了还是腐败者原本就太多了？为什么潜在的贪官仍然不畏艰险、不惧骂名、前仆后继呢？读了今天（1999年12月24日）的《南方周末》头版名为《“三盲院长”案震惊中南海，法庭将重审决不拖过年》的报道，这才有所领悟。
文盲加流氓的姚晓红，从一个供销社职工“成长”为绛县法院的副院长。虽说斗大的字写不出几个，但他编织关系网、寻觅保护伞的本领比《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因为如此，尽管他连小学也念得不怎么样，分不清“准”和“淮”，还是能堂而皇之地在履历表上填上“大专文化”。正因为如此，他能在1995年当上绛县法院的副院长，并当选为当年的“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优秀人民法官”，气焰和声势都盖过了正职。他敢于一次次非法拘禁无辜的干部群众，他敢于“掷地有声”地威胁检举者：“想告我，告吧，我省里也有人！”“告我一次，无非是我多认识几个人，多几个保护我的人。”正因为如此，他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审查中安全过关。姚被捕后，山西省高级法院的某领导还说：“姚晓红是个讲义气的好小伙。”被判无期徒刑后，仍然有人想方设法，为他办妥保外就医的手续，让他住进高干病房，召集同党，订立攻守同盟。理由是：“要是姚晓红死了，谁负责？”那些夸姚晓红是“好小伙”的人、那些死命保他的人，心里难道没有鬼胎吗？手中难道没有脏钱吗？
中国有句老话：“拔出萝卜带出泥”。近年来揭露的一个个腐败大案，也充分说明了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腐败现象，已经不是一两个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串、一窝！说这些部门和地方存在一张张严密的腐败之网，绝非耸人听闻。
反腐败、惩贪官不能像割韭菜，只抓冒头的，不去深挖彻查。只有砍倒保护伞、撕开关系网，把腐败的“萝卜”以及萝卜周围的“烂泥”一起掘出来，反腐败才能标本兼治，彻底见效。
谁该怕警察？
多年前，一个来自贵州的同事说，当初他报考警察学院，是因为他家乡的警察很威风。他问我，为什么局里的年轻同事不喜欢穿警服回家？我告诉他，上海市民的法律知识比较完备，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都比较强，只要他们没有违法乱纪，一般不怕警察。在上海，做一个警察没什么好威风的。
那么，当年的贵州警察为什么如此威风呢？这里有一个角色转换的问题。一个警察，在上班、办案的时候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下班后，除非出现紧急情况——比如遇见歹徒作案、有人求救、灾难发生，他必须恢复警察的身份挺身而出，在正常情况下，下了班的警察就是一介平民，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一员。由于一小部分干警特权思想严重，在非工作时间，当他的个人私利与别人发生冲突时，他也念念不忘警察的身份，把自己看作正义的化身，把个人私利当成了正义，认为老百姓应该怕他让他。他们或开设黑店牟取暴利1，或警匪勾结称霸一方2。还有收受贿赂，让杀人犯逍遥法外达14年之久的警界败类3。而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者更是时有所闻4。他们所以能目无法纪如此嚣张，关键在于不少老百姓“怕”他们，说得透彻一些，是怕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公报私仇。
今年以来，接连发生了三起警察枪杀平民百姓的恶性事件。6月4日，河北省霸州市某派出所副所长杜书贵枪杀无辜的司机。7月4日，禹州市某派出所指导员刘德周为12元5角水费打死房东一家三口、打伤两人。8月22日晚6时许，昆明市森林警察房建云又在农贸市场因琐事持枪行凶，造成一死四伤的惨剧。
广大干警为社会的长治久安、为改革的顺利进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再大的功劳也不能当作欺压百姓的资本。虽然有的警察还没有到明抢暗夺杀人放火的地步，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和潜意识里，有没有老子是警察你就得让我三分的特权思想呢？有没有白吃白拿、贪图小便宜的劣迹呢？杜书贵、刘德周和房建云之枪杀无辜，就是长期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恶果。刘德周开枪前，曾威胁房东说“你作白哩（找死啊）！”房东回敬道“你干公安咋哩！”于是刘指导员没面子了，他的枪帮他找回了面子，也把他送进了监狱、送上了刑场。
因为长期与社会的阴暗面打交道，警察腐败起来可能更方便、更快捷。这就需要更严密更及时的舆论监督，需要更严格的自律。据今年6月2日《新闻出版报》报道，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成立了一个由局、所主要领导组成的机构，名为“保证新闻舆论监督工作领导小组”，以支持新闻记者开展正常的采访活动。早在数年前，上海市公安局就面向全社会聘请了行风监督员，以随时举报、纠正警察队伍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周恩来总理说过，“公安工作，国家安危系于一半”。警察队伍的素质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政府的形象。
希望杜书贵、刘德周和房建云的血腥暴行能让全国的警察引以为戒，希望类似的惨案不再发生。闻警察之名而丧胆的，只能是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而不应该是遵纪守法的平民百姓。
1如山西省临猗县民警张晓阳，见今年8月17日《报刊文摘》第四版《原来店主是警察》。
2如长春市公安局刑警、当地黑社会“老大”梁旭东，见今年8月18日《新民晚报》第三版。
3如西安市公安局八处的某些刑警，见今年8月10日《报刊文摘》第四版《当代杨三姐告状记》。
4如广州市交警支队等部门集体贪污案，见今年6月29日《报刊文摘》头版头条《广东揪出交警巨贪》。
